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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女學生特務:「我們的崗位 是在敵人的床上」

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認識那個被稱為「美人隊」的隊長,私下向另一個熟識的教師打聽,他說:「是個20歲的姑娘,喜歡說笑,哪裡想到她會是川島芳子!」可是那位被稱為「特務頭子」的語文教師欒丁生就在大會上講:「劉瑛(她的名字)走了,後來不大容易找到她這樣的特務女性……」

我是抱着滿腔幸福的感覺,抱着遊子還家的感覺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過個人的不幸--我的愛人孫世實同志為黨的事業貢獻了年輕的生命。但是我覺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會好了,黨將愛撫我,撫平我的創傷,給我安慰和溫暖,鼓舞我拿起投槍來繼續戰鬥。到延安以後也的確是這樣的。當時在中央青委,領導幹部馮文彬、胡喬木同志放棄自己應當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們每天緊張熱情地工作。我當《中國青年》的編輯,稿子弄好,不分什麼主編和編輯,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後我懷着打算犧牲的決心到前方去,又回來……那時候我們傳唱過兩句蘇聯的歌:

人們驕傲地稱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非人種黑白棕黃紅。

這是我們心裏的歌。

現在有人說,那種感情是一個人年輕時幼稚單純的感情。我想,那其實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我們的民族的精英當時都處在那麼單純到透明的時代的感情啊!不止我們這些年輕人,我就見過足以做我的父輩的也和我們一樣!(謝老覺哉、李老六如、魯老佛如、錢老來蘇、董老必武……我是都見過。也認識的。)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裡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裏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重大的事件,對世界革命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我能置身其中是很榮幸的。但在這場鬥爭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邊區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擊是“審查幹部”,後來改名“搶救運動”。

我第一次聽到“審查幹部”這個名詞是在綏德地委的院子里。組織部長白治民按照中央的部署給我們作報告。我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我們自搬凳子,沐浴着陽光坐在空氣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機關里的普通會議。白治民站在我們的面前。他說:“現在要審查幹部了。我們是黨員幹部,當然應該亮出自己的歷史來接受黨的審查。”我當時一聽就想:這是當然的,還有什麼疑問?我的一切歷史(極其簡單的歷史,一個想革命的學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來了。還要多詳細我就補充多詳細,那還有什麼說的?可是,接着他講的是:“如果黨懷疑我們是特務,是特務的,那就要如實交代,不允許任何不老實……”

天!審查幹部是在說幹部,怎麼扯到特務上去了?當時我還以為他是失口說錯了話,要不就是他沒把中央文件看清楚,這分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兩回事,怎麼攪在一起?

可是,轉眼之間運動就掀起來了。

當時我和我的愛人楊述在地委編《抗戰報》。領導上告訴我們,綏德師範學校發現特務窩,要我們即往報道。幾天內綏德師範就被封鎖了,門口站上了崗,不允許我們再進去。我們兩人本來都是在綏師教過書的,這裡竟有那麼多的特務,實在使我們震驚。當時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覺太遲鈍,敵我不分;只有一面趕緊接受階級教育,一面抓報道,天天連夜看材料。

開始時,那材料的輪廓大致是:綏德分區由共產黨接收時,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國民黨的省立綏德師範的教師留下來工作。這批教師中有一個暗藏的特務系統,他們發展了一批學生特務,特務的範圍在綏德本地的師生中間。一下子,本地人都成為受懷疑的對象。我們到綏德師範去聽特務“坦白”會。在大禮堂里,只見一個比桌子略高的學生上台去坦白,自稱是“特務”。還記得一個叫白國璽的小青年上去說:是特務組織指示他,叫他在廁所牆上胡亂畫猥褻的畫。又一個學生說,他搞的“特務破壞”是用洗腳盆給大家打飯打菜……後來呢,“運動”越搞越深入,綏德師範的“整風領導小組”給我們交來了他們“深挖”出來的特務材料,讓我們登載。

原來綏德師範還存在着特務美人計。領導人就是楊述所熟識的一個語文教師,隊員是許多女孩子。據說這些女學生竟接受了特務的口號:“我們的崗位,是在敵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級分組,一年級叫“美人隊”,二年級“美人計”,三年級“春色隊”……當時真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我不認識那個被稱為“美人隊”的隊長,私下向另一個熟識的教師打聽,他說:“是個20歲的姑娘,喜歡說笑,哪裡想到她會是川島芳子!”可是那位被稱為“特務頭子”的語文教師欒丁生就在大會上講:“劉瑛(她的名字)走了,後來不大容易找到她這樣的特務女性……”

真的是特務女性啊!於是我們把一個女學生劉國秀寫的標題為《我的墮落史》的文章登了報。我是深信不疑的。而這樣的文章一登,後面來稿就越來越踴躍,越寫越奇。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12歲的、11歲的、10歲的,一直到發現出6歲的小特務!這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懷疑。直到有一次,我們報社新來了兩位年輕的文書,其中一個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報點名的小特務。我問她:“你弟弟怎麼會參加了特務組織啊?”對這樣的一個理應驚心動魄的問題,她只報以淡淡的一笑。她說:“他啊?你只要給他買些吃的,叫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是這樣!這個比我年輕的本地青年的話,才稍稍開了我一點竅。那麼,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編的了?但是我依然沒有想得更多。直到後來,有一個從榆林(國民黨統治區)回來的女學生,被我們的一位文書拉到報社來閑坐。她是《我的墮落史》里的人物之一,於是我想採訪一下,發現些新線索。我問:“那位劉國秀的文章,你看見過沒有?”她也是淡談地笑了笑,說:“看見過。……我們當時看了覺得真奇怪。她說的什麼呀,反正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她兩句話帶過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這篇文章只當信口胡謅,並不以為意。我這個比她大幾歲的人才又一次心裏不能不琢磨。這……這是真的嗎?那些“美人隊”、“春色隊”的奇怪名稱,龐大的半公開的組織,這些年僅15歲至17歲的土裡土氣的縣城中學女生……這像真的嗎?

但是我還不敢否定這些編造,我還在每天為搜集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運動從學校發展到社會,開鬥爭大會,鬥爭所有從原來的國民黨統治下的綏德留下來給共產黨工作的幹部。他們大部分都成了“特務”。這已經夠使人吃驚了,然後來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運動引向了外來幹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

第一次會議還是在綏師開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個“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綏師的教師--一個從四川來的大學生郭奇。他說自己是特務,有暗藏的手槍。他說他的特務上級就是韓某人,還有胡某人。聽到這些,簡直使我震驚得幾乎從椅子上摔下來。這些人都是我所熟識的人啊!他們都曾是成都地下黨的負責人,被國民黨追捕過。他們經手送了多少人來解放區,怎麼自己卻成了國民黨的特務,而且還暗藏着什麼手槍?郭奇本人就是由他們送進解放區來的,他們怎麼竟會是有意送了這個特務來搞破壞?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確是這麼說的。他還說那個韓某人是個“大閻王”。而我所知道的這個人,是個“一二·九”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一個樸素沉着的人。

這已經使我心裏震動極了。我簡直難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證人就站在那裡!接着,會議的主持人宣傳部長李華生又上去講了一番號召特務們迅速坦白的話。他面對着台下的全體群眾--有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幾乎是把我們全體都當成特務的樣子,要我們坦白,然後說了一句最嚇人的話:“四川偽黨的問題中央已經發現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偽黨”!那麼整個四川省的共產黨都成了假的了!那時候,我的頭腦是那樣簡單,我甚至沒有去設想這種估計是何等荒謬。四川是國民黨由南京退出後的主要根據地,四川的中共地下黨是天天面臨著殺頭坐牢的危險,說他們全體是特務,這等於說共產黨所堅持的革命原則和馬列主義毫無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愛國青年,所有的愛國青年全被國民黨吸引去了!而且全當了特務!這是什麼樣的邏輯啊!是反共邏輯!但是當時的我卻沒有膽量這樣去想。我聽了,只是覺得害怕,非常怕!

我們工作的綏德地委也掀起了運動。一開始,是聽每一個幹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歷史,人們聽着。他講一段,別人就提一段“問題”。判斷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我記得其中有一個記者,是一個上海綢緞莊夥計,因參加量才補習學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他加入了一個以“戰時青年別動隊”為名的戰地服務隊。於是主持會議的李部長就說:“別動隊”就是國民黨特務組織。他振振有詞的講出許多根據,那都是我們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這麼白天批鬥,夜間叫他寫材料,硬逼成了特務。還有一個上海來的小夥子,光是背家庭歷史,就背成了特務,後來他說他母親是妓女,父親是大茶壺……

對我來說,最糟糕的是楊述就是四川地下黨的。起初他曾存僥倖之心,因為過去川東、川西是分開的,韓某人他們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東的,指望着還不致被株連。哪裡想到,後來“偽黨”的範圍越擴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體幹部會上,記得也是李部長代表地委作報告,講“當前反特鬥爭的形勢”。他說,現在延安黨中央那邊,已經查出國民黨有一種“紅旗政策”,這個政策就是盡量把共產黨員轉變為國民黨黨員,讓他們回到共產黨內,去“打着紅旗反紅旗”。特別是凡捉去的共產黨員,如不肯具結當特務,就決不釋放出來。所以,凡是釋放出來的,無例外地都是特務。國民黨在監獄裏“短促突擊”,兩個小時就把你變成特務了。

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為共產主義而坐牢的人!我無法估計。反正,當時楊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慶被捕的,因為身帶文件走人群眾大會會場,門口恰恰碰見檢查的人,他當場就把秘密文件吞進肚裏,知道已難倖免,就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被捕而去。這是當時許多群眾親眼所見,有目共睹者證明的。後來,由周恩來同志出面,把他作為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公開工作人員,保釋出來了。但是,就是這樣,還是根據上邊宣布的那一條“紅旗政策”的邏輯,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後來,他就被押進了“整風班”,關押起來。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麼有理,怎麼這裡卻是這樣乾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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