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守哲學
「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句話，是周恩來在六十年代初托人傳話，送給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這實際上也是周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身不由己捲入文革狂潮後，周採取順守哲學，既不硬頂，也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觀，而是投身其中，因勢利導，做「革命的弄潮兒」。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彭真所主管的北京市首當其衝，機關和學校很快就陷入混亂和癱瘓之中，而這正是毛澤東所有意造成的局而。在成功地對劉少奇實施了「清君側」之後，老於權謀的毛並不急於與劉上面交鋒，而是設法把群眾中的怨火引到他身上去。
毛澤東非常清楚，中共建政後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對中共黨內的官僚特權階層早就深為不滿，從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就可以看出來。這種怨氣在被反右運動一棍子打了下去之後，一直找不到宣洩的機會，這些年來積怨更深。為此，毛決計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反其道而行之，把群眾中的怨恨情緒這把火燒向劉少奇。
於是，毛澤東有意識地把水攪渾，製造上下之間的對立，在幕後遙控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馬，點火於基層，造勢於報刊，挑動群眾起來造反，佈下了群眾運動的「火牛陣」，並親自批准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通過這樣上下結合，內外夾攻，很快便把文革的禍水引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
在劉少奇窮於應付迅猛而來的亂局之際，毛澤東故意滯留外地，遠離京城，當甩手掌柜，在南方的名山大川之間作逍遙遊，同時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等待時機，對劉少奇展開最後致命的一擊。毛在這期間所作的那首《有所思》一詩中所謂「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宇宙，滿街紅綠走旌旗。憑欄靜聽瀟瀟雨，七億人民有所思。」正是此情此景的寫照。
劉少奇不知就裏，完之被毛澤東牽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掉進了精心佈置的陷阱之中。如同當時絕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一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雖然被迫接受了毛髮動文革運動的既成事實，但對此既不理解，更對局勢的發展感到憂心忡忡，心裏茫然無底。為此，他一方面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迅猛而來的運動作出八條限制規定，防止局勢進一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他又頻頻向毛電話請示，希望能夠得到指示，但卻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覆。無奈之下，劉少奇只好在六月上旬同其他常委一道匆忙趕赴杭州，向毛當面請示、匯報，並請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則不動聲色，穩坐釣魚船，不但對劉少奇所提的問題一概不明確表態，反而還欲擒放縱，委託他「相機處理」運動問題。暗中則張開羅網，誘使劉落入佈下的陷阱之中。劉少奇不知是計，還以為真的得到了毛的尚方寶劍，於是在返京後，決定仿效不久前經毛澤東首肯向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方式，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取代已經癱瘓的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力圖扭轉日趨惡化的局勢。
然而，倉促上陣的工作組從一開始就被夾在中央內部兩種不同指導思想的對立中間，左右為難，動輒得咎，非但無力從根本上扭轉局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採取當年反右時的做法，壓制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激進學生。這樣一來，正好墮入了毛的圈套，與造反的學生形勢嚴重對立，導致各個學校轟趕工作組的爭鬥「不斷發生」。這種局面，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介入和推波助瀾而變得更加嚴重。這樣，劉少奇完全陷入了毛精心佈下的「火牛陣」之中，很快就被燒得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只好等待毛以審判者的姿態來收拾他了。
在工作組的問題上，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陷得那樣深，與其說是由於「碰巧」出訪東歐而逃過一劫，倒不如說是毛澤東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刻意加以保護的結果。實際上，在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上，周與劉、鄧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都主張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避免局勢失去控制。只不過由於周並非是毛鎖定的目標，而他本人的態度又比較緩和，行事也更為圓通罷了。
譬如，當聶元梓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貼出矛頭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後，周恩來曾派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去做工作，並面授了幾條指示，強調要從正面講毛主席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要有幾條規定，「工作要說服，不能壓。」但當毛隨後決定將其向全國廣播後，他便默不作聲了。又如，劉少奇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時，他也是投了贊成票的，不過有意採取了比較低調的姿態，讓劉、鄧兩人唱主角。這多半是和他已經開始發覺政治氣氛詭異，充滿了不祥之兆有關。所以當外交部送上曾被他一再推遲的訪問羅馬尼亞的報告後，周立即表示同意，並報送毛澤東審批。顯然，他此刻不願久留京城這塊是非之地，以免被捲入其中。訪羅便是一個暫時的脫身之機。
毛澤東對周恩來此舉的動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馬，當即表示：「贊成總理的意見」。如果要換成劉少奇的話，恐怕就另當別論了。毛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對周的格外關照，而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經過幾十年政治疆場上的搏殺，毛早就對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一類的攻伐之道運用自如。他清楚如果任由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和劉少奇、鄧小平一道陷進去的話，不僅不利於分化中央一線，而且還將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一個有用之人，尤其是當他即將在政治上層開一場空前的賭博時。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價值。況且，周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保持晚節」的講話，業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跡。在這種情況下，毛樂得順水推舟，批准周出訪東歐，以免和劉、鄧一起陷進去。
不僅如此，在周恩來回國後，毛澤東更是刻意拉攏他，立即派康生出面，向他傳話打招呼，告知國內運動的形勢，說劉少奇、鄧小平已經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陷進去了，可能站不住了，提醒他千萬不要再陷進去，並叫他要多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聯繫。
稍後，毛澤東還把他寫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給周恩來看過，在政治上向他交底。毛在信中以近乎「黑話」方式，對自己的內心作了剖白，透露出發動文革的戰略意圖-一通過「天下六亂達到天下大治」，並表示了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過分吹捧他本人的不安，以及打算「跌得粉碎」的精神準備。這封信是解讀毛在發動文革時心態的最重要的文獻。寫成之後，毛當時只讓極少數人看過，周便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來出訪期間，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劉少奇，鄧小平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發生了嚴重的爭執。陳伯達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圖，提出工作組阻礙運動，主張文革應由群眾自己進行，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劉、鄧則不肯退讓，指出「這是不要黨的領導」，給頂了回去，並在各個學校中展開了反擊，抓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激進學生。囿於形勢，中央文革暫時處於下風，不過卻在暗中不斷把收集到的工作組「壓製革命」的材料密報給毛，從而讓毛掌握了整劉的把柄。
七月中旬，一直在外地養精蓄銳、審時度勢的毛澤東認為與劉少奇最後攤牌的時機已到，於是開始收緊羅網，並有意作了象徵性的舉動--在武漢暢遊長江，向人們展示了他健康的體魄和敢於迎接任何挑戰的意志之後，返回北京。一回來，毛便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匯報，而用「已經睡了」為藉口，讓同樣急於匯報的劉少奇吃了一個閉門羹。幾天後，毛澤東自忖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材料，可以鬥垮對手之後，正式表態：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鬥，二下會改，統統驅逐之。他還出面為中央文革打氣撐腰，說人們不謳歌堯(借指劉、鄧一-作者注)而謳歌舜(借指中央文革--作者注)，「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劉少奇、鄧小平二人雖然有心在工作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贊成用簡單撤銷工作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一時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平息當時各大、中學校學生轟趕工作組的風潮，而且見毛澤東的決心已下，又成功地分化了他們與周恩來之間原本十分脆弱的聯盟，自覺大勢已去而不得不同意撤銷工作組。
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本來就因出訪東歐而相對超脫，回國後更是由於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澤東的交底，而有意同劉少奇、鄧小平保持距離，並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組保持接觸，竭力在兩軍對壘中保守中立，為自己預留退路。在毛回京後尚未明確表態之際，周就已經開始轉向，不再完全附和劉、鄧不撤工作組的主張，而是着重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辦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討論工作組問題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持認為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黨對運動的領導總得通過某種形式，對工作組不能採取北極撤換的辦法。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列舉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責工作組「鎮壓群眾」，「阻礙運動」。雙方相持不下，會議不歡而散。會後，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劉、鄧，出面充當和事佬，試圖化解雙方的歧見。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告，並致敬禮!
周恩來
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這封信充分表現出了周恩來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寧人的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組的「必要性」，為眾多參加工作組的幹部進行了開脫，又強調各單位發生的情況「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說的情況亦有可能，並表示要到現場作調查研究。這在表面上是響應毛澤東回京後，對爭論的雙方所提出的表態，實際上則為他後來的轉向預留了伏筆。果然，當毛隨後正式表態，對工作組大張撻伐時，周馬上緊跟，率先表態擁護，主動對派工作組的問題作自我批評。
這裏，有一個場面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周恩來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政治態度上的差別以及毛澤東所作出的反應。七月二十九日，根據毛的意見，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中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的萬人大會，正式宣佈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會上講了話。鄧直截了當，在講話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則在講話中明確承認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當時我們確實是迫不及待，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
周恩來雖然也談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一點，但更多強調的是文革「這是個新事物，新的運動，我們很不熟悉，特別是年老的，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經驗。老革命更應該是這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戰友和學生。」並傳達了毛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三人任務：一斗、二批、三改。已經被毛澤東佈下的「火牛陣」弄得焦頭爛額的劉少奇則在講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無奈的苦衷，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與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作什麼自我批評，相反還有意提出「要保護少數」的問題，稱：「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裏」。不僅如此，劉還含蓄地對毛澤東的欲訓之罪作了反駁，說：「有時沒拒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下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
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而是在幕後旁聽。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表態大為惱怒，已經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決心當眾給他一個難堪。於是，這次會議的末尾出現了下面的一幕，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當時在場，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毛並未出席，他不願意讓學生認為他和劉、鄧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領導和學生們都下知道毛去了大會堂。就在大會開始前，他隱身坐在幕後，我也隨侍一旁。毛下露聲色地聽着劉少奇的自我批評。劉的自我批評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承擔困難時期的責任的那個自我批評，十分類似。劉並沒有承認犯了錯誤，更沒有說是嚴重錯誤，只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對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我聽了以後，心中一沉。現在完全明白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倆是黨里的「反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這時周恩來在台上宣讀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毛打算走回一一八廳，但突然停住，說：「要支持革命群眾嘛」。待到周一講完，幾個隨從人員把幕拉開，毛突的現身，像變魔術一樣，從幕後走到台前。全場學生歡騰下已。毛舉手向台下的學生們打招呼。學生們着魔似的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在台上左右行走，面如石蠟。歡聲雷動中，毛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回一一八廳。周恩來像忠犬般地尾隨毛後。毛從頭到尾沒有正眼看劉或鄧一眼。劉、鄧呆立台上。毛的這一行動，最明確不過地在群眾眼前，表現他與劉、鄧的分歧。
應該指出，李志綏的記述有不夠準確的地方，比如劉少奇本人並沒有直接提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而是鄧小下、周恩來說的，而且其中的個別用語也帶有個人好惡的色彩，但他對這一場面的記述卻是真實生動的，特別是末尾一段更是這一歷史插曲中的神來之筆。
為了扭轉運動「冷冷清清」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發動，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毛一改以往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做法，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議程是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值得一提的是，全會原先的議程並沒有對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改組的內容。由此推定，毛此時雖對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決心已下，但究竟採取什麼方式和解決到什麼程度還沒有定見，尚在考慮之中，採取的是見機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間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樣，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與會者人人自危，生怕說錯了話，但又不得不表態，於是紛紛圍繞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檢討自己思想上怕出「亂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錯誤」，等等。不過卻很勉強，多是從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評。儘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經分頭作了動員，但在會上還是很少有人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並且普遍流露出對毛所發動的文革運動「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緒。
這種局面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會上也會出現一個自己居高一呼，與會者積極響應，對劉少奇同仇敵愾，群起而攻之的場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學生中出現過的一樣。為此，毛特意把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的兩張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和給他們的親筆覆信，作為會議文件散發下去，想在全會上點一把火。毛澤東在信中對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表示了異乎尋常的支持，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然而，應者寥寥，會議開得十分沉悶，多數人思想上的彎子轉不過來，帶有明顯的牴觸情緒。眼看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卻遠沒有解決。毛澤東為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黨內存在很大阻力的根子就在劉少奇的身上，有相當多的人在思想上與劉有共鳴，而且還有不少人對他仍心存幻想或顧慮，在看他的臉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機會，對劉少奇的問題作徹底的解決，非但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局面，而且還將會前功盡棄，留下後患。況且，毛這時自信已經抓住了劉少奇「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的確鑿把柄--劉在六月間為中央起草的轉發北京大學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簡報的底稿。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張春橋自告奮勇在毛返京後提供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心親自出馬，給全會加溫，把劉少奇的問題端出來。八月四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採取惹戰激將的辦法，向劉猛烈開火，聲色俱厲地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面對毛澤東劈頭蓋臉的斥責，劉少奇開始還能沉得住氣，連連檢討，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負主要責任。但毛卻不依不饒，繼續指着劉的鼻子連責罵帶挖苦，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把五十多名幹部，專家、教授揪上「鬥鬼台」，「斬妖台」的亂打亂鬥事件。事後，北大工作組處理了這一事件。六月二十日，劉少奇提議將此大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的簡報轉發全國，並為中央起草了轉發的按語。在毛這種咄咄逼人的斥責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劉少奇逐漸對自己的情緒失去了控制，特別是當毛語帶威脅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時，劉實在忍無可忍，當眾頂撞起來，而且用毛本人常說的那句話來回敬他，表示：「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引者注)。」這樣一來，不啻火上澆油，正好給了毛澤東大做文章的藉口。毛隨後甩出一句讓在場的人毛骨悚然的話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佈原定當天開的大會不開了，改為分組傳達這次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散會後，怒氣難消的毛認定劉少奇已經不可救藥，最後下決心在政治上與他分道揚鑣，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為此，毛決定延長會期，改變全會原有的議程，着手從思想、組織等方面作了緊急的部署。
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用異常激烈的語言，不指名地痛斥劉少奇「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在文中還聯繫到一九六二年調整時期的所謂「右傾」問題，氣勢洶洶地擺出一副和劉少奇算總賬的架勢。毛的這篇東西隨後印發全會，作為與會者批劉的思想武器，全會隨即轉入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批判。與此同時，毛澤東秘密派汪東興把本來已經告假的林彪從大連療養地緊急召回北京參加會議，為自己助戰，準備用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徹底鬧翻，把周恩來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這是自中共八大以來黨內領導格局的重大政變。實際上，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前，毛就已經開始繞過劉少奇，更多地倚靠周來辦事了，像全會的各項籌備工作都是由周一手操辦的。對此，周恩來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他知道這是毛在政治上對他的信任，是自延安整風以後，經過二十多年的考驗之後對他政治表現的肯定，而這正是他長期以來一直渴望得到的。另一方面，周恩來的心情卻並不輕鬆，相反更多的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這倒並不全是因為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點的那些事情，他本人都難脫干係，更主要的還是深感前途叵測，又加毛這樣搞伊於胡底。毫無疑問，周恩來是決心要在政治上跟毛澤東走的，但對毛究竟要往哪裏走，走到哪一步，卻是心中無數。眼下劉少奇的結局，更是讓他心存恐懼，不知什麼時候也會落得同樣的下場。在毛意難違的情況下，他只好以「保持晚節」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類信條來慰勉自己了。
周恩來的這種心情在會議期間不斷地流露出來。比如，他在大會的發言中，就檢查了自己「舊腦筋對待新革命」的問題，表示要經得起群眾運動的考驗，不斷地洗澡，「不然，我們總說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不就是空話了嗎?」強調「要以這樣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錯誤，大的小的，我就犯過大的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了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意見，拿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一些。」又如，會議期間，毛澤東讓周恩來過問清華大學的運動情況。這自然是個難乾的差事，弄不好就會惹火燒身。他非常清楚這一點，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表示：「這件事對我既光榮又艱巨」，「倉促上陣，搞不好就也會像工作組一樣被撤下來」，表示要知錯就改，說：「跟着毛主席跟不緊，知道了就改，再跟，再改，我們這樣一直跟了四、五十年嘛!」對劉少奇這次在政治上栽跟頭，周恩來的心情也很複雜。長期以來，劉、周兩人一直存有某種「瑜亮情結」。劉曾經長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來對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對此，周本人心裏很清楚。儘管周恩來的才幹和資曆本來部在劉少奇之上，但黨內地位周不得不屈居其下。此外，周對劉少奇有時思想的「偏」和用人的「狹」也是有看法的。在長期的合作共事中，兩人並沒有建立起十分親密的關係，在表面上客客氣氣，相安無事的背後，更多的是一種權力格局中對手之間的競爭。
不過另一方面，周恩來對劉少奇的為人還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認為他為人穩重，作風正派，看問題尖銳，注重個人的修養，因而對毛澤東如此大動干戈不大理解，再加上深知自己今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所以對劉氏落難的處境不免有某種同病相憐之感。當然，周無力阻止事態的發展，並且懾於毛的態度，也不會公開站出來替劉講話，但他從本心來說，不願意給毛當槍使，寧可被人說成鬥爭不堅決，和稀泥，有包庇之嫌，也不願意沖在前面當打手。這是他一貫的為人處世之道。
為此，周恩來在全會的發言中，一方面表示向學校派工作組並且堅持工作組不撤，「是方向性錯誤」，「深刻批評一下只有好處」;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擺進去，和劉少奇、鄧小平一起承擔責任，說：「在北京留在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對決定派工作組負責任」，以多少減輕一點對劉、鄧兩人的政治壓力。
在隨後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與會者迫於政治壓力，按照事先的佈置，紛紛向劉少奇開炮，出現了牆倒眾人推的場面。林彪這時大概已經看出了毛澤東在鄧小平的問題上玩弄的權謀，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打算用鄧來防範他的用心，所以在會上除了批劉之外，有意把矛頭轉向鄧，批他在編輯處理毛選四卷注釋的問題上，為他本人和二野評功擺好，指鄧和吳晗打的是「政治撲克」，是敵我矛盾，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在會後交權。在會上對劉、鄧兩人的批鬥中，周恩來則始終正襟危坐，保持緘默。
對於周恩來在批劉問題上的低調，毛澤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取了某種容忍的態度。這除了和毛了解周的一貫為人--總是在黨內鬥爭中扮演「和稀泥」的角色有關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毛眼下正用得着周而不便過於為難他的緣故。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像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干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應該說，這正是毛的老謀深算之處。在這次廢黜劉少奇、起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問題上，毛就採取了這種作法。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下決心換馬以後，首先把周恩來找去，把他剛剛寫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底稿拿出來交給周看，說：看來劉少奇是不行了，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後話鋒一轉，問周的意見。其實，毛這時早已拿定主意，決定由林彪取代劉作為接班人，不過卻故意藏而不露，反過來問：「你看現在的副主席裏面還有誰?」試探周的態度，周恩來是個聰明人，當然明白毛澤東的意思，而且當時的情況也是明擺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陳雲長期稱病，兩人早已不參與常委的日常議事。在剩下的劉、周、林、鄧四人中，既然劉、鄧不行了，那麼就只有周和林了。在這情況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絕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對此是心中有數的，因為周過去曾多次在中央領導核心內部表示過他只能當幫手，不能掌舵，並且對黨內能夠接班的人選作過劉、林、鄧這樣的排列。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自然順勢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來吧。這一提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毛很高興，當即拍板，並吩咐周按此進行部署。隨後，周恩來馬上安排飛機把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並召集會議，分別向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打了招呼。這就是林彪成為接班人的大體經過。
接下來，在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醞釀過程中，周恩來繼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補名單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在八月六日晚間商定的，並由周報告了剛剛返京的林彪。常委內七人擴大為十一人，林彪作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劉少奇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實際上「靠邊站」了。本來，這一名單草案已經初步敲定下來，但後來卻節外生枝，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卻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這件事，提出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反而在名單的排列中從原來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應該往後排。她又向毛澤東反映陳伯達太老實，怕他頂不住鄧，陶鑄為人厲害，建議把他調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壓壓鄧。毛隨即採納了江青的建議，親自在周恩來草擬的送審名單上，將陶鑄的排名從原來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這樣一來，又完全打亂了原來正常的黨內排名順序，出現了令人棘手的問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員干將陳伯達、康生在名單中分別排在黨的副主席劉少奇、朱德、陳雲的前面，而只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的前面，因而整個名單顯得不倫不類，不好拿出手。最後，還是周恩來找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後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由於周本人身為黨的副主帝，這樣的提議由他帶頭提出，不僅易於擺平黨內各方關係，而且也容易說服其他人接受。這和他當年在遵義會議上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職務，從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樣。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領導機構大調整的同時，周恩來還抽身參加了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所通過的主要文件《十六條》的最後修改。他和陶鑄商量後，刪掉了原來其中「黑幫」、「黑線」一類含混不清而又打擊面過大的提法，同時加入了某些限制規定，如：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必須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幹部隊伍中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不要把運動與生產對立起來，保護科技人員等。
很顯然，周恩來此時已經嗅出了文革這場政治風暴所挾帶的暴戾之氣，小心翼翼地試圖對它加以某種約束。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還心存僥倖，想遠事避禍的話，那麼當他發現自己已經身不由己地置身於這場風暴的中心，面對鋪大蓋地而來的狂潮而無處逃遁時，他的態度發生了某種不易覺察出來的變化，那就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儒家的那種積極入世的思想佔了上風，由被動捲入轉為積極投入。
周恩來的這種心態從鄧穎超身上也可以看出來。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給自己約法三章：不會客，不寫信，不出門看人;另一方面又通過電話分別給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許廣平、史良、劉清揚、羅叔章等人打招呼，告知這場運動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這場「考試」。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深明「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道理。這句話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傳話，送給他在國共合作時代的老朋友、國民黨副總統陳誠的箴言。當時蔣介石年事已高，急於安排後事，把權力交給蔣經國，導致陳誠與二蔣的關係日益緊張。周獲知這一情況後，傳話給陳誠「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勸他不要與蔣氏父子鬧得太僵。
實際上，這句話也是周恩來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學。在天下大亂，滄海橫流之際，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子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下想正面與之硬頂，被來勢洶湧的狂潮所吞沒，而是像他後來多次所說過的那樣，積極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因勢利導地迎接它。
正是懷着這樣一種想法，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走馬上任，在天下大亂之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後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