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江同志如何度過人生低谷期？》這篇發出之後，就不斷有朋友留言，說也應該寫下朱同志的低谷期。
因為好多人都知道，他有過20年「右派」的經歷。
朱同志的人生軌跡就像U字型的線，兩頭燦爛輝煌，谷底又深又長。一整個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當代演繹。
在漫長的「谷底」時光里，他是如何面對的呢？
1970年代末，朱同志與同學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前。
01
時間來到1957年，朱同志虛歲不過30歲。
如果說人生有四季，在這之前的十年間，對他來說都是春天。
那時，朱同志已經是國家計委機械局的副處長，還兼任部領導的秘書。國家計委在當年已有「小國務院」之稱，是核心部門中的核心部門。
腦補一下，在建國初眾多幹部還是「大老粗」的情況下，這樣一位年紀輕輕、清華畢業、能說會幹的黨員副處長，是何等耀眼。
工作上，他有機會列席國家計委主任主持的重要會議，還能參與諸如「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樣重大政策的制訂；生活上，有了首都戶口，結了婚，安了家，生了娃，團圓美滿。
照這樣的節奏發展下去，如無意外的話，他不僅不會感到「30歲焦慮」，還會迎來仕途上順風順水的發展。
朱同志在國家計委期間住過的宿舍樓。
但是人吶，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預料。
這一年的春天，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號召「大鳴大放」。
「鳴放」這個詞，換做今天的說法，約等於吐槽，讓大家向政府或領導吐槽問題，提出意見，以幫助整治官僚主義等風氣。
在部門的會上，朱同志在同事們的「鼓舞」下「鳴放」了三分鐘。其中有句話說，「計委應由集體商量做決策，不能由少數人或一個人說了算」。
不久，隨着政治風向陡變，朱同志這句話，成了「猖狂進攻」的罪證。
1958年1月，他正式被劃為「右派」，幾乎是一夕之間，從雲端跌入谷底。
02
明眼人都知道朱同志是被冤枉的。他是被用來填了指標。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朱同志當年的同事說：「本來不應該有他。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在巨大的風暴中，有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鎖，有人也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幾乎同一時間，在吉林長春，作為一汽動力處書記的江同志，儘管也做了努力，但還是有一位姓戈的下屬被劃成了「右派」。
據《江同志在一汽歲月》，老同事說，這件事成了江同志的「一塊心病、一個精神負擔，心裏時時感到自責」。
在調離一汽時，江同志本想送給戈同志一把結他以作紀念，但對方心灰意冷，婉言謝絕了。
此後數十年，江同志都找機會做着「補償」。直到1980年代官至上海市長時，還幫助戈同志買電視機，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右派」這頂帽子一戴，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冊，冷眼、歧視、嘲諷等等都會紛至沓來。
朱同志的大學同學，法學家郭道暉先生說：
有一次，夫人勞安看朱同志在嚴寒中勞動，沒有帽子戴，就用紅毛線給他織了一頂。沒想到有人斥責勞安說：「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你現在給他頂紅帽子，是什麼意思？」
諸如此類的事情，恐怕還有很多。
歷史的印記。
03
在重大變故面前，稍微脆弱一點，都有可能一蹶不振。而精神的崩潰，更是一個人全面垮台的開始。
朱同志在「戴帽」之後，讓人佩服的點，是他的精神不僅沒有崩，還保持着一種知識分子的氣節。
他曾經少見的，講述過自己「右派」時期的一段往事。
「我的兒子還只有十來歲的時候，他要在我們陽台上種菜，有一天，就撿了一塊破破爛爛的油氈子放在陽台上，準備擱了土就可以種菜了。我一看見就跟他說，我們再窮也不能拿別人的東西，隨手就打了他一個耳光。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後一次打他。」
儘管後來證實，這個油氈子只是從垃圾堆里撿的，但他還是陪兒子扔了回去。
這段是在2001年，他回母校清華演講時，對師生校友講的。
人在現實世界失意的時候，需要從精神世界中汲取力量。
朱同志認為，他的力量是從清華獲得的。
在那次題為《清華的精神是追求完美》的演講中，他提及了當時的心路歷程：
做人要做有骨氣的中國人，要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我想，就是清華這種精神鼓舞着我。儘管我被錯劃成「右派」，20年沒有黨籍…但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工作和學習有半點的放鬆…
所以說，教育為什麼重要？
教的知識可以讓人謀生存，教的信念可以讓人活下去。
04
在不幸的遭遇里，朱同志也有兩件事是幸運的。
第一件事，他沒有被下放。
在當時，對「右派」有六種處理方式，從重到輕依次是：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
《父母愛情》裏，姐夫老歐在成為「右派」後，就從衣冠楚楚的城市白領，被下放到海島，當起了風吹雨打的漁夫，吃盡了苦頭。
這應該就屬於「監督勞動」一類，屬於比較重的。
相比之下，朱同志被撤了職、降了級、開除了黨籍，但還是留在國家計委的體制里，沒有下放，被安排當了幹部們的業務教員。
一個清華的工科生，正是施展才華的年紀，也只能去教教數理化。你說他沒有心灰意冷過也不見得，如果有，恐怕時間也不長。
據老同志的回憶，朱同志積極教學，受到學員們的喜歡，還被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
第二件事，他有一個好妻子。
政治運動是對人心的考驗，更是對人性的考驗。
那個年代，夫妻間主動或被動「劃清界限」的人多得很呢，選擇綁定在一起是需要勇氣。而朱同志的妻子一直對他不離不棄，這在一個人陷入低谷時，是極重要的支撐。
朱同志和夫人婚照。
後來，朱同志身居高位，無論外出視察還是出國訪問，身邊都常常可以看到勞安女士的身影。作為妻子來說，她是擔得起這份榮耀的。
此處也告訴我們，找對伴侶的重要性。
05
優秀的政治家，除了要具備非凡的才能，還需要具備非凡的氣場。
而一個人的氣場，是被他的經歷，甚至是被他的苦難塑造的。
如果朱同志有着平順的一生，出了校門進衙門，他或許也成不了後來的朱同志。事實上，他自己也曾說：
我經過20多年的挫折，這對我也許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磨練，我也許今天不可能當總理。
在漫長的時間裏，朱同志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但與其抱怨不如意的生活，還不如把它當成考驗。
1970年，人到中年的他，來到湖北襄樊國家計委的農場勞動，種小麥、種水稻和種棉花，放牛、放羊和放豬。
1975年，又被分配到廊坊附近的一個通信公司，帶一支學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一直到能安裝高壓線和變電站。
這兩段經歷，他都自稱「對我是極大的教育」。
在襄樊，讓長期做工業計劃的他，補上了農業這一課；在廊坊，讓長期待在機關里的他，補上了基層這一課。
回過頭來看，好像都在為日後入主紫光閣做準備。
命運的捉弄，反過來也是命運的饋贈。
06
2000年10月14日，朱同志作為總理訪問日本。在日期間，他在東京廣播公司（TBS）接受採訪。
那次採訪是 中共領導人少有的，來到燈光打滿，觀眾圍坐的演播室接受採訪。採訪的開頭，朱同志幽默地說，我的臉看起來比較嚴肅，但我今天儘量保持微笑。
TBS採訪現場。
西方的媒體總是這樣，相較於嚴肅的外交話題，他們總是對領導人的個人經歷更感興趣。
一個年輕的日本觀眾，提問說，總理講到自己的臉可怕，過去是否有吃過虧的地方？
在特寫的鏡頭前，朱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後只給出了一句簡單但深沉的答案：
我的一生中經受過很多的挫折，你很難想像。
如同這次的採訪一樣，在很多次被問到當年的經歷時，他都一筆帶過。
我更覺得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他也沒有像他的前任一樣，親自撰寫一部完整的回憶錄，向大家講述自己的歷史。
因此能知道的故事是有限的，細節也是缺失的。
不過，從他30歲跌入谷底，60歲才登上高峰的經歷，我們至少可以相信：人這一輩子長得很，很多機會，都還在後頭呢。
-完-
主要參考資料：
《朱鎔基答記者問》，人民出版社
《朱鎔基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
《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
《青年朱鎔基》，環球人物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