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事情當然會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產生影響，但不應是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二人關係惡化的核心原因還在政治上。如果說上一階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動和做法體現了毛澤東意圖的話，那麼這時，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經不完全一致，出現了相當深的裂痕。當然，從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維護方面看，毛澤東和江青是一致的，在這點上可以說是「十年一貫制」。這也是毛澤東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根本原因。但在具體做法和要求獲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澤東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黨的九大以後，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已經基本達到了，可以從「天下大亂」向「天下大治」轉化了。可是江青並不願意，還要不時地製造各種事端，讓中國再亂下去。毛澤東主張「以安定團結為好」，江青卻不認為好。特別是，江青認為自己幫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製造「天下大亂」，打倒劉少奇，立下了汗馬功勞，理當得到毛澤東的論功行賞，享有應得的權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僅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虛位，沒有分管的領域和部門，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職權。她想讓王洪文當人大委員長，讓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自己控制黨中央的領導權，但都沒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澤東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後基本是「閒人」。在毛澤東逝世後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就由張春橋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職務問題。
可見，這種掌握大權的強烈的主觀野心成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一切行動的主線。
正因為如此，江青對毛澤東的一些意圖和做法，就不再那麼刻意領會和細心配合，甚至有時會公開站出來反對。在對待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上，就表現得特別尖銳。例如：
江青一夥阻撓鄧小平復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親自參加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的追悼會。在同陳毅夫人張茜的談話中，提到鄧小平與劉少奇的問題性質有區別，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授意把毛澤東這個意思傳遞了出去。鄧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議，並作了適當的自我批評。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8月3日來信作了批示，明確表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34]
毛澤東的批示，話講得非常明確。而這個時候強調鄧小平的優點，為他評功擺好，絕不止是林彪事件後對老戰友們的懷念，而是一種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態。周恩來立即抓緊時機，為鄧小平復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夥的反覆阻撓。不過毛澤東已作了批示，江青一夥也難以長期阻撓。一直到毛澤東批示下達一年之後，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終於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而舉行的宴會上，引起國內外的轟動。
江青一夥反對鄧小平率代表團去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
1974年，聯合國要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派誰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團長呢?中央政治局為此曾專門開會研究。有人提議由鄧小平領隊，這從當時的工作安排情況看，也是適合的。因為按一般國際慣例，出席這種大會的代表團長應高於外交部長。但周恩來已患重病，不宜出國遠行。那麼理所當然的應是負責外事工作的副總理。因此，毛澤東選定由鄧小平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可是，江青卻頑固地反對鄧小平率團出國。3月22日，外交部送呈《關於參加特別聯大的請示報告》，建議鄧小平任團長，喬冠華、黃華為副團長。24日毛澤東圈閱同意。當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來，對外交部無端指責，強令收回報告，重新考慮人選。遭拒絕後，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中央政治局意見不一致，只好請毛澤東裁決。1974年3月27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江青，信中說：「鄧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35]這樣，江青才停止無理取鬧。
江青一夥製造「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內圍攻鄧小平。
「風慶輪」是一艘我國自己製造的萬噸級遠洋貨輪。三十多年前，中國的造船工業還不甚發達，因此，能製造出萬噸級的遠洋貨輪還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過也還有些機件不能完全過關，特別是大馬力主機。因此，在出航的時間上曾有所推遲，引起了一些矛盾。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還特別選派了一位有20多年遠洋航行經驗的幹部，名叫李國堂，到船上擔任副政委。這本是一番好意，張春橋等人卻很惱火。「風慶輪」的第一次遠航是給羅馬尼亞運送去萬噸大米。1974年5月4日從上海起航，經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繞行風大浪高的好望角，經地中海，航行兩個多月終於到達黑海的羅馬尼亞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國慶前夕風慶輪返回上海，歷時150天，航行3.2萬海里。這在當時的中國遠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書的成績。可是在報刊上大肆宣揚「風慶輪」「揚眉吐氣的三萬二千海里」的同時，「四人幫」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國堂副政委進行批鬥，同時指使爪牙寫了一份所謂航行中問題的內部《動態》上報中央。
在做了這些手腳之後，「四人幫」就傾巢出動大舉進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這份內部《動態》上氣勢洶洶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交通部卻被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李國堂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裝滿一腦子買辦資產階級思想，他怎麼能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風慶輪』這艘萬噸英雄輪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態度。」張春橋馬上響應並上綱到兩條路線的高度，張春橋批示說：「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輪』上的事是這個斗爭的繼續。李國堂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善於打棍子的姚文元當然不甘落後，也緊跟着批判了一大段：「基本問題是路線問題，李國堂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他仇視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對抗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反抗革命文藝、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決定的。」這些帽子不可謂不大，完全可以置人於死地。王洪文上綱上線不如張、姚，但整人的辦法卻很多，他下令：「先將李國堂留在上海，發動『風慶輪』職工進行徹底揭發批判，然後再送回交通部進行揭發批判。」
四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同一天，在同一個問題上作了如此嚴重而尖銳的批示，是很不尋常的。批示名義上是對着李國堂和他所在單位交通部，但李國堂不過是一個「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視嗎?很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個謎底三天以後就見分曉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江青藉機發難，拿出關於「風慶輪」問題的材料，當面質問鄧小平為什麼不批示，不表態?鄧小平嚴正地回答：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我要調查，我要調查。江青進一步逼問鄧小平：你對批判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小平忍無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駁：每次政治局會上都是這個態度，你這樣搞，政治局還能合作嗎?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在這樣氣氛下當然難以冷靜地研究任何問題，鄧小平起身離開了會場。張春橋馬上乘機挑唆：「鄧小平又跳出來了!」江青也大叫：這「不是對我的態度問題，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鄧小平復出後，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衝突，這是最嚴重的一次。
江青一夥謀告「御狀」，阻礙鄧小平組閣。
會後，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開會。一個政治局委員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裏開會，這本身就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不正常的。據王洪文和姚文元後來的交代材料，在這個小會上，江青說：「鄧小平所以吵架，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有氣，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與四屆人大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鄧在『風慶輪』問題上跳出來，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會議，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說：「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則說：「毛主席說過，路線對，好合作;路線不對，難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問題。過去鄧小平很少講話，今天發這麼大的脾氣，實在意外。」經過整夜密謀後，他們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主席報告。於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飛到長沙向毛主席告狀了。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報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應該的。問題是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開政治局的多數同志，避開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個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損害。
這次告狀的情況，據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給特別法庭寫的證詞裏面談到的是這樣：
王洪文開始時禮儀性地詢問了毛主席的健康情況之後便開始告狀。王洪文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這次來湖南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們四個人，春橋、江青、文元和我開了一夜會，商定讓我向主席匯報。主席同意後，我馬上就動身來了。我是冒着危險來的。」王洪文向毛主席匯報了圍繞「風慶輪」問題發生爭吵的經過，說鄧小平「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在匯報中，王洪文也沒有忘記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分別作了一些吹捧。
毛澤東沒有聽信王洪文的匯報，反而告誡他說：「我看不出什麼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有意見當面談，這樣搞不好。」使「四人幫」告狀的陰謀未能得逞。王洪文雖然當面承諾回京後一定要找總理談，按主席的指示辦，但回到北京還是先到釣魚台找江青等人匯報並商討對策。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外賓後，對陪同外賓的外交部幹部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決，但江青還在鬧。」又給江青等借「風慶輪事件」掀起政治風波的陰謀，當頭潑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接見後，毛澤東同鄧小平談到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的事，兩人作了生動的對話：
毛：「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鄧：「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鄧：「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贊成你!」
鄧：「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
1974年12月23日，第一次見面，毛澤東就批評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滿面羞紅地承諾：「以後不搞了。」王洪文還按毛澤東的要求，寫了書面檢查，但回到北京後一切照舊。
毛澤東肯定並讚揚了鄧小平，說：「他政治思想強。」指着王洪文說：「鄧比他強，他(王洪文)沒有鄧小平強。」又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得」。毛澤東建議由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實際上表明，毛澤東已經放棄了在黨的十大上選擇王洪文當接班人的決策，已經喪失了對王洪文的信任，而把黨、政府和解放軍領導工作的重擔放在鄧小平的肩上。鄧小平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過：「最近關於我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主席笑着說：「沒有辦法呢。」
毛澤東還當王洪文的面談了他對江青的看法。毛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不過，毛澤東認為對江青「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批林批孔，批走後門，後面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又不告訴我。」說明他對江青是很不滿意的，但是，並沒有把江青看作是敵對的力量。
根據會議的決定，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黨的十屆二中全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批准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選舉他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會通過了憲法、批准政府工作報告，並選舉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人員，任命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任命以鄧小平為首的12位副總理。江青提議的王洪文當人大第一副委員長、張春橋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意見被否決了。說明，毛澤東雖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沒有割斷夫妻之情，但在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人事安排上，還是原則第一的，是理智的。不會因親情而干擾破壞原則。
不過，即使是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江青也不是全部違背毛澤東的意志，對着幹的。同毛澤東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鄧小平領導的整頓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鄧小平不願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的時候，江青就成為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積極煽風點火者，而大肆活動起來。這說明，江青把鄧小平視為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所以，對毛澤東支持重用鄧小平的決策就反對，不滿;而當毛對鄧失去信任再打倒時，江青同毛澤東又一致了。這也是毛江二人關係中複雜的一面。
八
總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對毛澤東與江青「文革」時期的關係，可以得出三點認識：
(一)毛澤東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關係是好的。從始至終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堅持發動、堅持和維護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決策者，最高領導人;江青是忠實執行者，具體指揮者。
從具體執行的過程的結果的角度看，大體有三種情況：
一是，江青忠實而有創造性地完滿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例如：炮製揭開「文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夥炮製否定中共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專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但在執行中又夾帶了個人私貨。例如，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決策，《報告》最後也由毛澤東審閱批准，但其中的不少偽證，卻是由江青指揮專案組用各種殘酷非法手段偽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在所謂對美外交中的「錯誤」。江青說，對周的批判是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毛澤東既肯定「這次會開得很好」，又批評江青「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36]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動的。不過擅自增加了批「走後門」的內容，遭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當前批林批孔剛剛開展，又夾着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37]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張，違反了毛澤東的意志，但最終經毛出面批評後還是服從於毛。例如，1974年3月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特別代表大會問題，江青就激烈反對，甚至惱羞成怒，破口大罵外交部。一直到毛澤東親筆寫信警告，才被迫停止無理取鬧。又如，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重組國務院的問題上，江青千方百計為爭取自己一夥「組閣」而大肆活動。毛澤東明確批示：「不要由你組閣」[38]，還不肯罷休，一直到獨自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所提要求遭到拒絕，才不得不勉強接受四屆人大的組閣方案。
過去常說，「江青背着毛主席干許多壞事。」「背着干」的壞事當然也是有的，而且相當多。但比較而言，江青遵照毛澤東指示幹的事，要比「背着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問題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運的利害的問題上，特別是「文革」後期，江青對毛澤東的批示有所違抗，但絕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離。此所謂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終一致，也是江青所謂「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礎。至於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篡黨奪權犯下大罪，那已不屬於本文論述的二人關係範圍之內了。
(二)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關係，是一個複雜而又不斷變化的關係，旁觀者只能推測，而難以斷定。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這是長期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的偉大領袖的「家務事」，更是難予說個清楚明白。不過有一點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觀察，並非感情惡化或破裂，而是始於住房修繕，江青不滿意毛澤東選擇的中南海游泳池，而選擇了條件更好的釣魚台國賓館。分居之後，江青還是經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澤東也經常見面。一直到1972年，毛澤東下了江青回家必須事先請示批准的命令，情況才有了本質性的變化。但此後也一直還有千絲萬縷的關連，還維持着夫妻關係的局面。重大場合二人共上主席台，外人看不出什麼破綻。對於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鄧小平接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聽到毛澤東同江青分居這個大新聞。「分居」在夫妻生活中當然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問題。但就已知的毛澤東同江青分居的具體情況看，似不足以成為解脫毛澤東與江青所幹壞事關係的根本理由。
(三)毛澤東與江青之間還是有感情的，親情的紐帶始終沒有徹底切斷過。毛澤東一直到生命終結之前，始終還是掛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點名批評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時又說：「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39]1975年1月，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述了江青對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看法。毛澤東很擔心地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40]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還有一件很能說明二人關係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最後一次生日的情況。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一書記載：「臨近中午，與毛澤東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來了。這些年來，江青已很難見到毛澤東。特別是半年前，毛澤東還特意吩咐：『沒有我的同意，不許打開鐵門!』毛澤東所說的鐵門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後一道大門，據說，毛澤東這一命令便是專門針對江青的。但今天毛澤東生日，江青還是進了鐵門。江青來時特意帶了兩道菜：胖頭魚湯、肉絲炒辣椒。這是毛澤東很愛吃的兩道菜，是江青在釣魚台她的居所做好後帶來的。生日宴上，菜餚比往常豐盛。毛澤東喝了胖頭魚湯，高興地說：『胖頭魚湯好香噢!』並堅持自己用勺舀湯喝。這頓飯，毛澤東吃得比平常高興……」
而江青對毛澤東，也絕不是像有人在書中說的：「毛澤東主席去世，江青毫無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淚。」[41]江青的秘書楊銀祿在《江青的親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親見：「她頭髮散亂，神情慌張，進門便撲在主席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42]這個情況應該是可信的。
總之，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期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問題。不要把這種關係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為了維護毛澤東，而把一切髒水都潑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應把江青乾的一切壞事都算在毛澤東的賬上，甚至說成是「五人幫」。需要的是從真實的具體史料出發，多做科學分析，而不能簡單化、絕對化。也許這只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觀願望。不妥之處，深望得到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從東北局黨校高級部畢業後即從事中共黨史教研工作。1961年調中共中央黨校。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中央黨校復校時，1977年秋，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指示黨史教研室組建一個小組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說法是研究文革中與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三次路線鬥爭」)，金春明受命擔任組長，成為最早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黨史學者。後為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導師。著有《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時期怪事怪語》(與黃裕沖、常惠民合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開明書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簡史》(與席宣合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幫」沉浮錄》(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編有《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還發表有《絕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兩個文革」說與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等專題論文。
本文寫作於2012年作者八十歲時。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頁。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頁。
[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5]江青是1937年8月同其他一些國統區的青年一道乘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大卡車去的延安。見《紅岩春秋》1989年第2期54頁。
[6]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7]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8]轉引自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9]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10]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11]轉引自權延赤：《領袖淚》，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頁。
[12]《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7頁。
[13]轉引自《中國老年報》，2011年7月6日。
[14]閻長貴：《在釣魚台的日子——江青秘書談江青》，《同舟共進》2009年第7期。
[15]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16]江青：《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l頁。
[17]朱仲麗：《江青與金絲猴》，《東西南北》雜誌，1992年第2期。
[18]張穎：《風雨往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
[19]「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1964年春根據黨中央、毛主席指示建立的一個領導文化領域裏的整頓和鬥爭的機構。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任組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任副組長，成員還有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常務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
[20]江青：《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2頁
[21]所謂「有鬼無害論」是由孟超編的崑曲《李慧娘》一戲中出現鬼魂的形象而引起爭論中的一種意見。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發表了一篇文章，肯定了這個劇，題目叫《有鬼無害論》。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戲文章贊《李慧娘》為「一朵鮮艷的紅梅」。江青在上海組織的批判文章，就是對此而發的。
[22]江青：《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頁。
[23]《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7頁。
[24]《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頁。
[25]《亂世狂女》，黃河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284頁。
[26]《中央負責同志同外賓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頁。
[27]閻長貴：《在釣魚台的日子——江青秘書談江青》，《同舟共進》2009年第7期。
[28]《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頁。
[29]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30]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31]《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國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0頁。
[32]《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國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1頁。
[33]《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34頁。
[34]《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頁。
[35]《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9頁。
[36]《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頁。
[37]《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6頁。
[38]《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8頁。
[39]《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4頁。
[40]《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7頁。
[41]《北京青年報》，2011年9月13日。
[42]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