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運動初期，9月5日趁「停課鬧革命」的空閒，乘「革命大串聯」的東風，我由成都回到重慶，到西南師範學院（現為西南大學）探望父母。在那個瘋狂的時代里，那一天的所見所聞，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記，幾十年過去了，這些往事仍縈懷心頭「時時暫到夢中來」。
這是那個動盪年代裏的普通一天，對那個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的年輕一代已很難理解。但那一段歷史不應被遺忘，「青史有書殷鑑在」，歷史的教訓值得永遠記取。
01.「速死為樂」的吳宓教授
1966年9月5日上午，在西師大操場正召開全院批斗大會，批鬥副院長方敬和王逐萍，他倆都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兩人分別站在主席台的兩端，戴高帽子，彎着腰。陪鬥的有各系的「牛鬼蛇神」109人，其中就有中文系教授、國學大師吳宓。吳宓被帶上「反共老手吳宓」的木紙牌，驅往大操場，站在主席台前作為陪鬥。
我在大操場周圍看到幾篇有關吳宓的大字報。
一篇是《吳宓在課堂放毒》的大字報。寫在課堂上一個學生提問，他對「況乎」這種古文結構的用法不夠領悟，請老師能否舉一結合現實的例子。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每天糧食定量只有七兩，平均每餐只有二兩多。所以吳宓未加思索，隨口舉例說：「三兩尚且不飽，況二兩乎？」這句話被揪住不放，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還有大字報寫吳宓說過「五四時期不知有毛澤東」，還說「宓恨吸煙人」。毛主席吸煙，說明吳宓對毛主席有刻骨仇恨，從五四時期就反對毛主席，是個老反革命份子。大字報還揭露，在批鬥吳宓時，吳宓回答：「五四時，未知有毛澤東，確是事實。」並不承認反對毛主席和共產黨。因而大字報最後咒罵吳宓：「頑抗不寫《交待罪行材料》，自言未嘗公開反黨，尤為混賬，小心汝之狗腦殼。」
吳宓在日記中寫道：「宓年七十二，再多在世二三年或七八年均無足輕重，宓個人無足憂，死亦不足惜。宓惟憂今後無人能讀中國經史舊籍；惟惜《清史稿》以後，中國遂無正史，私家史料亦不得保存；惟痛中國文字之破毀，中國文化之滅亡耳。」
對批判吳晗，吳宓在日記中記下自己的認識：「閱《重慶日報》對吳晗批判匯編。實則晗之所論皆宓所欲言，特宓不涉政治，既無諷刺指責之私憤，亦乏諫辯箴之愚忠耳。」
吳宓看重人格，看重精神，看重學術與文化，他欣賞老友陳寅恪的格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追求遭到政治運動的無情摧殘。以至吳宓在運動初期的日記中寫道：「宓發言一次，仍嫌自抒已見，恐遭責詆，尚不如與人雷同，無所別異之為愈也。」吳宓所寫的日記被抄家抄走後，被批為「反動日記」，成為他的罪狀之一。
以後吳宓被編入勞改隊，他杵着藤杖，年老體衰，仍不得不參加勞動。勞動時藤杖被頑童偷走，擲入糞池，飄浮糞池面上，柄露於外，吳宓撈出洗後，多日猶有穢氣。此時吳宓已骨瘦如柴，頂禿鬢霜，髭鬚斑白。穿一件舊汗衫，背帶褲的背帶已斷，用兩根鞋帶充當背帶掛在肩上。可以說斯文掃地，完全失去了知名教授的風采。
面對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吳宓身心疲憊，心懷恐懼。早在1957年吳宓就寫下「我生不辰，速死為樂」的文字，表示了希望從這種思想的痛苦中解脫的想法。到「文革」中，經一系列批鬥，抄家，關押，勞改，終於使吳宓心灰意冷，採取了絕食行動，以求一死。但他被強迫鼻飼，使他求死不成，反增折磨和痛苦。這使吳宓意識到，這年頭，死也是沒有自由的。吳宓被迫繼續屈辱地活下去。
02.產生幻覺的乾媽
批斗大會散會後，我在路上看見一個教師（聽說是個華僑），正戴着高帽子游校園，路遇一擔糞農民，他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農民二話沒說，舀了一瓢稀糞淋了他一身。這位華僑教師只有自認倒霉。
我在行政大樓前看見幾十個外地來的學生正靜坐示威，他們要求西師校籌委會（領導「文革」運動的領導班子）接見他們，並進行對話。但籌委會拒不接見，所以他們就靜坐鬥爭。我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外地歸來的學生，應該互相支持，所以就稀里糊塗地加入到靜坐隊伍中。這一坐就是幾個鐘頭，眼看天黑下來，鬥爭也終於取得了勝利。
我終於從靜坐中脫身出來。但我還不急於回家，我想先到各處轉一轉，看一下大字報。
到處都是大字報欄，各教學樓，林蔭大道兩旁，行政大樓前，圖書館前都佈滿大字報欄，貼滿大字報。白熾燈，熒光燈照得如同白晝。雖然已晚上10點過了，觀看大字報的人仍絡繹不絕。
我在大字報欄前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是我的乾媽。乾媽叫塗有芸，在學校圖書館工作。塗有芸學生時代是我媽媽的同學和好友，所以從小我就認了她為乾媽。乾媽的夫君姓潘，是父親的老朋友，潘伯伯是西南師院副教務長。潘伯伯在6月份就被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被紅衛兵抄了家。
在熒光燈的光照下，乾媽臉色鐵青，我正想上前和她打個招呼，乾媽卻轉身默默地走了。看來乾媽不願在這種場合和熟悉的人說話，寧願裝着不認識。
我望着乾媽矮小瘦弱的背影，又想起乾媽的種種好處來。讀中學時，每個假期我都會拿着父母的借書證到圖書館找乾媽幫助借書，大包小包地背回家，然後是瘋狂地閱讀，像乾渴的土地吮吸雨露，那是生活中一種極大的樂趣。
乾媽有一個兒子叫渝生，比我大一歲，我視為自己的兄長，經常一起玩。一次不知什麼原因，我倆打了一架，事後渝生一個多月都未理我。乾媽傷心地對我媽媽說：「你家老三太狠心了，把我家渝生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乾媽雖然生氣，但很快就原諒了我。
我初中畢業時，乾媽送給我一套《十萬個為什麼》，以示祝賀。並和潘伯伯帶我和渝生到澄江鎮吃江團，鮮美的魚肉令我唇齒留香，大飽口福，以後還經常回味。乾媽只有一個兒子，家裏經濟條件好，生活過得很瀟灑，常常可以「下館子」。
9月5日晚上見到乾媽之後，過了一年多，乾媽生病住院，面孔消瘦，病容憔悴，精神恍惚，亂說胡話。我的父母去看她，一見面她就說：「江青和周總理來了，你們知道嗎？我向首長作了匯報，他們對我很了解，說我吃過苦，身體吃了虧，囑咐我多注意營養。首長講老潘是無產階級當權派，被人毆打，要送重醫住院。」乾媽由於精神受剌激而產生了幻覺。
中國的老百姓總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大人物，首長身上，而早在一百年前歐洲的老百姓在《國際歌》中就唱出了：「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是心靈解放之聲。
以後西南師範學院成了兩派群眾組織的武鬥戰場，一派群眾組織被另一派打出學校。我的父母也成了難民，逃離家園，到親戚朋友家避難。這期間幾個月未發工資，全靠乾媽在經濟上的接濟，才使我家渡過了那段艱難的時期。所以我對乾媽內心充滿感激。
乾媽沒有盼到「文革」結束的「撥亂反正」。1968年，她帶着遺憾，帶着幻想離開人世。乾媽的去世對我震動很大，我不明白一場革命運動為什麼要傷害普通老百姓。像乾媽這樣溫和、善良，與世無爭的人，卻逃脫不了運動的衝擊和迫害。
03.欣賞《燕山夜話》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外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我在外語系的大字報欄前看到有關父親的大字報：《李峻岳是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定要把李峻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揭深揭透》，有幾十張之多。父親一向喜歡暴露思想，不忌生冷，毫無顧忌，自認胸懷坦蕩，「無事不可對人言」。運動一來便成了大字報的材料。
我看了看，有父親在組織生活上暴露的活思想，有日常瑣事，有教學思想上的問題，有紅專關係問題，有些甚至是搬弄是非莫名其妙的東西，這些都不是上綱上線的東西。但我看到一條要命的揭發材料：有位教授曾對父親講「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原是電影演員藍苹」，這位教授解放前在上海認識藍苹，藍苹從上海到延安去，他還參加餞行。
這位教授說：「誰知以後竟和毛主席結了婚。」父親說：「主席一切都好，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父親後來回憶他沒有說過這句話，是他一次向支部書記匯報有關江青的傳聞，書記說了這句話，大字報把這句話扣在了父親頭上。）
這是一條可以定大罪的材料，父親立即寫了申訴材料。萬幸處在西師這個大環境中，水深林密，還有不少「大老虎」「大反革命」在前面，加上父親沒有什麼歷史問題，所以沒有被揪出來陪鬥，遊街，也沒有劃入「牛鬼蛇神」之列。
我在父親的大字報中赫然發現了有關我的內容。大字報中揭發父親欣賞鄧拓的《燕山夜話》，連他的兒子都讀《燕山夜話》，並帶到附中毒害同學，以後還帶到川大去毒害同學。
讀《燕山夜話》確有其事。1961年鄧拓在《北京晚報》上開設《燕山夜話》專欄，文章短小精煉，切中時弊，妙趣橫生，富有寓意。父親喜歡掌故，愛記典故，因為喜愛，也好搜集典故，所以對《燕山夜話》很感興趣。《燕山夜話》在報上刊出後，每滿30篇左右又分集出版。每出一集，在北京讀書的姐姐就購買寄回，由父親先閱讀，然後我帶到附中閱讀，並未借與他人。
「文革」中鄧拓被打為「三家村」老闆，《燕山夜話》被打為「大毒草」，5月17日晚，鄧拓寫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決別書》後，於5月18日自縊身亡，成為那段非常歲月里，第一個以死抗爭的殉道者。這之後父親將《燕山夜話》繳到黨支部，政治輔導員還拿給學生傳閱，讓大家見識「大毒草」，何來帶到川大去之事。
那個時代的大字報，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東西都可以寫上去，揭發者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只會被領導認為是積極參加「文革」運動的表現。
到深夜12點過，我才踏上回家的路。當我站在熟悉的家門前時，見父親的房間裏還亮着燈。我輕輕敲了敲門，隔了好一會兒，才聽見開門的聲音。門打開了，父親臉色蒼白，一臉驚慌的神情，母親、弟弟緊隨在父親身後，一家人都未睡，還以為是造反派學生連夜來抄家了。及見到是我回來了，才鬆了一口大氣。但當時父親張煌失措的表情深深烙在我的記憶中，至今難忘。
父親雖然提心弔膽，但始終未被抄家，這也算是不辛中之萬辛。但被革命風暴嚇壞了的父親仍自己挑了一擔書上交。其中有《石頭記》《芥子園畫譜》《聖經》等中外古籍，還有祖父留下的《家譜》《我的經歷》。這些書和材料都有去無回，特別是祖父的《我的經歷》記述了從清朝到抗戰幾十年間祖父不一般的人生閱歷，丟失了是太可惜了，我曾深為惋惜。
1966年9月5日在西南師院大操場被鬥爭的109位幹部和教師，在那一天一定難以入眠，包括他們的家人。正如吳宓在日記中寫道：從此宓等成為「罪人」，亦即人民專政對象之「敵人」，即是牛鬼蛇神，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紅衛兵之管制，監督勞動改造，不能自由。
「文革」結束後，一位作家對「文革」作了如下總結：「一人興奮，八億人失眠。」真是太形象了。
「文革」後父親又買了一本新版的《燕山夜話》（合集）。父親去世後，我把這本書從父親的書架上取出收藏，作為那段歷史的紀念。
2009年7月於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