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開國中將邱會作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1971年林彪事件後邱會作被囚，1981年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邱會作被判有期徒刑16年。上世紀80年代保外就醫後，邱會作隨夫人胡敏落戶陝西西安，晚年被安置在西安南郊某干休所。2002年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89歲。2007年邱會作病逝五周年之際，其子邱承光撰文《父親生命最後的日子》，披露了邱會作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受干擾，臨終前咬爛舌頭明志，治喪時遭遇「六不准」等刁難，靈車逗留天安門、萬壽路總後大院門口，八寶山師傅破例用領導人專用火化爐為邱會作送行，後來又受到新的刁難等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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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電話，說父親病了。
4月29日父親開始發燒，到干休所醫務室，醫生建議最好住院治療。父親說：「要放五一長假了，如果我住院，攪得所里工作人員不能好好休息。我吃點藥在家裏捱一下吧，說不定自己會好。」
放假的七天裏，父親體溫越來越高，家裏勸他住院，他還是不願意麻煩人。5月8日上班時，他發燒39度多了，被送到陝西醫學院附屬醫院，那裏馬上安排住院，抱怨說為什麼不早送來，88歲高齡老人發燒，太危險了。
陝西省人民醫院是當地最好的醫院，本來要送父親到那兒。但他不願意，說過去看病對他冷漠，而醫學院附屬醫院對他很尊重，醫療上熱情周到。
我們理解父親，有時候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
醫院初步診斷父親為肺部感染，經過治療沒有好轉，體溫時高時低。醫院用盡了辦法，但效果不佳。父親有點着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診斷。陝西省委同意，責成管理父親的省老乾局安排。老乾局如以往一樣請示北京，卻沒有任何回答，再請示，仍無回音。對於父親這樣的人，陝西方面多幾分謹慎可以理解，但醫生說，這樣拖延下去會錯過最佳治療時機。眼看着父親的病越來越重。老乾局決定「自作主張」，人先到北京，他們派人陪同去，就地進行請示。
陝西敢這樣作，因為心中有底。1981年父親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作過批示，給予關照。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父親的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進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關係」從公安局監管改變為老乾局管理照顧。後來中央發生了人事變動，但對父親關心和善待沒有改變。父親去湖北武漢省親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寫信，總書記江澤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幾年父親曾想搬到離北京近一點的河北定居，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為此幫過忙，擬安排在原河北省長曾經住過的房子裏，行文口氣完全是為一個老同志辦事。在軍委副主席張震等老同志的幫助下，我母親的人事關係從西安轉回到北京，在總後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來越來越寬鬆的氣氛讓陝西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2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醫院治療是人之常情，但對父親來說，意想不到的麻煩來了。
陝西的老幹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大醫院。那裏也願意接收這樣的病人，幹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醫藥費亦是一筆收入。這次父親想住北京協和醫院，陝西省和那聯繫，但並不順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親看病要緊，不管用什麼方法先住進醫院再說。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辦法，叫朋友通過私人關係給父親聯繫好了協和醫院的幹部病房，卻要按「社會人士」住進去。近些年來有些人先富了起來，他們想得到好的醫療，醫院開闢了「創收」門路，只要交付高於正常收費幾倍的價格就可以享受「高幹待遇」。醫院聲稱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說是委婉的拒絕，因為父親每月微簿的生活費，一天也住不起這種病房，何況床位費和醫療費要預交數萬元才行。於是陝西老乾局請示省委，答覆是用多少錢，省財政廳先想辦法，然後請示相關上級部門，把父親的醫療待遇落實。
陝西省老乾局派專人和醫生把父親護送到北京，讓他先住進了協和醫院的「議價」病房，然後再和醫院商議，爭取按照幹部的待遇正常收費。
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醫院問邱某是什麼級別?在哪兒任職?他們的「明知故問」讓陝西難以回答。老乾局的人說，邱老到陝西是中央的決定，享受高級幹部的醫療，他們有一個省里關於父親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標準。醫院說陝西的文件在他們哪兒沒用，他們聽衛生部的，中央對省部以上的幹部有名單，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爭議，如果聽任下去，事也辦不成，陝西老乾局把所帶的現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應付幾天。
陝西老乾局對父親的醫療請示了衛生部，那裏推諉問題特殊，要請示中紀委。老乾局的人即去那裏匯報，說這是生活問題中的一個具體事，由他們按以住的精神辦理即可。陝西老乾局這樣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覆，只要他們請示了，就可以按當初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的指示精神辦。他們的經驗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問題好解決，因為以前隨物價上升提高父親的生活費，改善居住條件，都是上面不予具體的答覆，陝西根據當初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精神執行，而且辦成了。我們家屬與陝西老乾局有同感，這二十年來有許多具體生活困難涉及到「級別待遇」，請示上面多無回音，可是偏偏這次有了明確答覆，是以「兩案辦」名義的指示，說要按「規定」辦，是什麼「規定」，又不向家屬具體說明。
按說，那裏是最了解中央「內情」的機構，在答覆的潛意識中讓人感到，當初胡耀邦、趙紫陽等的指示，好像並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指示，更不是什麼要執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個人意見，這把已相約成俗實行多年的事情複雜化了。
陝西老乾局並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們送到北京的病人情況「特殊」，別去碰那個敏感的問題。畢竟還有好心的人暗中幫忙透了「底」，說有很多「不符合規定」的人到協和醫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關係就在那兒辦成了事。我們去衛生部門找了那樣的「關係」，答覆說，本來可以幫忙，但事情落在了「這樣的人」頭上，就不敢了。
這時，我想起了父親的話：「中國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個人的時候，上上下下都雷厲風行、爭先恐後，牆倒眾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寬待一個人的時候，各部門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諉，讓你繼續受苦，苦不堪言。」
面對審判從容應答，掰着手指頭細數。可惜法庭不理會被告的辯解，說什麼都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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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住進協和醫院，同樣的病床費，老幹部每天一百多元，父親卻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積十幾平方米較小的一種病房，屋裏放了一張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醫療器械之後，空餘之地無幾。略為寬敞一點的套間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議價病床價格不僅翻了幾倍，醫療費也要增加很多。請一個專家會診，「規定內」的病人的診費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議價」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個專家同時來會診，就得近萬元。別的重病人的護理是護士日夜看管，而我們則是請護工，費用自理……
我們不敢讓重病中的父親知道這些，但他從護理工那兒問了出來。他在這裏不僅住房費高，吃飯也貴，每天80元(每餐是一個盒飯，市場上十幾元)，一個護工每月兩千元……只有有錢人才願到這兒來「消費」。
父親心理負擔很重，這些年來發給他的生活費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當於北京一個普通工人每月工資福利收入。父親這點錢連醫院裏每月的飯費都不夠，床位費還不夠住兩天，更不用說治療了。這種病房收費，一般人住不起，這樣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這那裏是在「議價」，是在「議政治」。這令重病中的父親心裏非常焦慮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對此，醫院比誰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堅持如此「議價」，其實就是當成了「政治包袱」。
十幾天過去了，父親診治少有進展，但每天幾千、上萬元的費用要簽單，實在令人揪心。為湊錢急用，即便我們家人可以傾家蕩產，可也不可能無窮無盡。就在這時，陝西打來了電話，說請示了省委書記李建國，他指示，用多少錢實報實銷，還說，這件事不要再在錢的問題上考慮，為病人治病要緊。
急忙趕到的老乾局幹部帶來了陝西省財政廳開具的空白支票，醫院收費處想在上面填多少錢數都可以。父親得知此事，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父親的醫療費全額預交了，醫院請來了一些的專家為父親會診，對此，我們心存感謝。專家一組一組地來了，事先他們沒有看病歷問情況，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誰。父親擔任過中央醫療領導小組負責人，醫療界認識他的人多。專家們非常認真熱情，說是把父親當作老首長和前輩看待，他們不肯拿專家費，說是盡心意，有的還向醫院建議，會診中凡是能不算錢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給他們的報酬不能要。但醫院還是要足額收費，據說醫院有提成，比例相當大。我們得知這個，是護工說的。患者使用一個護工一月要付給醫院約兩千元，護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頭」。
我們對此略有微詞，一位醫院副院長說：即便是一個囚犯被送來看病，也一視同仁。他的話中流露出了一個意思，父親至今還是「囚犯」，他們能這樣，已是「破格」，寬大為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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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來北京看病，我們沒有對外說，因為病人需要安靜治療。但是沒有幾天，消息不脛而走。
來醫院看望父親的人很多，有他過去的戰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時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來，或是本人來不太方便，於是就派子女來看。人們送來的鮮花在父親住的小病房裏擺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門口外邊。花香在走廊里飄蕩，離開那裏遠遠就能聞到。來探望的人不用訊問，見花聞香便直奔而至。護士們說，很久沒有看到有這麼多人來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親和探望的人見面，最激動的是看到了原軍政大學政委張秀川，他們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亂的時候奉命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央軍委辦事組，處理了許多事宜，為了穩定因受造反衝擊而混亂的軍委機關日夜操勞。他們說起那段往事，談了很久都不願分別。
最牽掛父親的是那些曾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管理員老劉，1939年入伍後就當炊事員，為父親作了幾十年的飯。從挺進東北到進關南下，解放華中華南，再隨父親從廣州調到北京，他從來沒有和我們一家人分開過，早成了我們的「家庭成員」。多年來，劉叔幫着因工作忙而不能過分操持家務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帶大，並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搶風潮時保護了這個家裏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這個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這次，他聽說父親胃口不好，就做了幾道他最愛吃的菜，用保溫桶放好，老遠地從永定路的總後五號院趕來。劉叔看父親已經吃不下什麼了，就一臉笑容地勸他吃，用勺子喂，說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劉叔看到父親因病重已難以下咽，一個人躲在門外遠處偷偷地哭。他已經八十歲了，直到父親生命的最後，還在為父親儘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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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醫院幹部病房的醫生多是海外學成歸來的中青年人，從父親入院安排到醫藥收費標準上的爭議，他們都看在眼裏，知道了這個病人的治療中還有醫學以外的因素。父親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復的淨土，這個「包袱」和責任要讓這些醫生來背。從那些醫生的年紀上看，文化大革命時他們還是孩子，對那場中國社會動亂的來龍去脈，未必知其真實。他們會如何作為?多少令人有些憂慮。但我們發現，父親入院困難所形成的陰霾，被來看望父親的人流化解了。來慰問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來的人，多是這個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或老將軍，那些花籃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為人們熟知。而且陝西老乾局的人再三向醫生護士強調，父親是他們的服務對像，是他們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們的工作。
醫生們或許看出了我們的疑惑，說：「我們是把老人家當成首長和長輩看待的。」他們叫我們放心，一定會為父親的治療盡心盡力。
可是，畢竟父親的入院受到干擾，傷害了他年老虛弱的身心，病情已經有所延誤。醫生們很着急，陝西的同志也着急，我們更急。父親的病情牽動着很多人的心，關心父親治療的還有一些老醫務工作者。原解放軍總醫院的副院長來了，他建議用中醫中藥，這樣對父親虛弱的身體好一些。還有一些曾給領袖人物作過保鍵的醫生們來看望時也如是說，他們對高齡老人醫治富有經驗。
我們向主管醫生提出，想看看中醫，病房立即上報。一位醫院的副院長得知後說：「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協和住院，他想看中醫，這裏也不安排，這兒只有西醫。」
我們不知道歷史事實是否真的如此，還是上面又下來了一個「逐客」的藉口，總是感到有個陰影在我們身邊徘徊。好心的醫生想出了辦法，搞一個「中西醫結合」吧，這是衛生部規定各醫院都要開展的業務。我們請來了中醫老專家為父親看了病，開了藥方，請人煎好給父親服用。儘管中藥效果來的緩慢，但我們還是充滿了希望。
父親到北京已經半個多月了，病沒有見起色，低燒一直不退。醫生們發現父親的肺部有炎症，決定從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積液。當他們用移動X光機在病床前為父親透視時，發現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傷的痕跡，清晰可見肋骨有多處骨折、嵴椎三處有壓縮性骨折。醫生看那裏不像是戰爭年代的舊殘，當得知這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傷所致，沉默無語。這些傷殘一直疼痛，折磨着晚年的父親，但他很少對人說。如果不是醫生們親眼所見，恐怕是也會相信是父親搞武鬥而不是挨鬥者這個被廣泛宣傳的「偽命題」。
父親的病越來越重，發燒從間斷到持續，從低燒到高燒。為防止涌痰堵住氣管窒息呼吸，給父親作了喉管切開吸痰手術，作得很成功。父親被送到ICU重症監護病房，起初還好，手術麻醉解除後恢復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們，因為不能再用喉嚨說話，就用眼神叫我們放心。
但是幾天之後，父親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識，只有偶爾的間斷性甦醒。緊急搶救開始了，父親的身上插滿了各種針頭管子，那些先進的醫療器械的屏幕上顯示着父親的生命活動，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體溫、他的血壓、他的生命體徵在屏幕上顯示變化着，逐漸微弱……科學技術的發展讓我能直觀地看到父親的生命離我們漸行漸遠，一直到完全熄滅。
父親走了，於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遠離開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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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去世的消息由陝西省向中央報告了。我們從對父親這次住院和搶救中看到了陝西在盡力，相信會有一個合情合理的喪事。但很快我們發現氣氛不對，在北京的陝西老幹部局的人臉色變得陰沉了，總是沉默，偶有隻言片語，也是說要作好最壞的打算。幾天之後，陝西專程來了一位老乾局副局長，代表省里作家屬的工作。在和我們宣佈「上面」的精神之前，他們內部先進行了磋商，看樣子有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情況發生了，而且很難向我們開口。
終於，他們找我們談了，說是「上面」精神到了，無論如何，要我們一定要正確對待。那是一份由「兩案辦」承辦，以最高紀檢機關名義發出的「中紀[2002]12號」文件，題目是「關於邱會作喪事活動的批覆」。原文不肯給我們看，說是上邊那麼要求的。我們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們家屬宣佈和要求如何辦喪事，為什麼不叫我們知道詳細，難道是「說不出口」、「見不得人」?文件的內容是：
1、不准開追悼會和遺體告別;
2、不准發生平簡介，發訃告;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
4、媒體不發消息，不邀請新聞單位參加活動;
5、費用要按照有關的規定辦理;
6、不要造成負面影響;
7、應家屬的要求，骨灰自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