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晨光＊阿波羅新聞網

邱會作

事情要從1978年說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我因父親邱會作受到株連，在廣東的部隊度過了幾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轉業離開軍隊。按國家「從哪裏來回哪裏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級通知，不準備那樣安排我，並解釋說，只是因為名額太少，但我可以回愛人的家。我愛人家在江蘇無錫。

邱晨光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親友多在那兒，是家鄉，但我預感到期望是徒勞的。這些年來組織上對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慮，凡是有利的事，不會落到我的頭上，而傷害我的事，都被說成是組織的「關懷」。這讓我想起了這些年來我的經歷：

1971年10月初，我被抓起來，押到廣州去辦「學習班」，接受審問和批判。陪同外賓到訪廣州的周恩來總理知道了此事，說「要一視同仁，不要搞株連」，我才回到部隊並「恢復工作」，在外表上看起來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兩條：一是按月有情況報告由保衛部門上送，二是沒有讓我離開過部隊，也不許外邊的人來找。

1974年全國「批林批孔批周公」時，廣州軍區掀起了抓「林彪死黨」的風暴，軍區黨委常委絕大多數人被揪，我也受到無辜的指責被關押了十個月。後來中央進行了糾偏，不允許打擊面太寬，我才被釋放了出來。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農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鄉下的才十六歲的妹妹，1978年到陝西大荔縣看了正在那裏監督勞動的近六十歲的老母親，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隊，都受到嚴厲批評並警告「下不為例」。

我想這次如果能回到江蘇無錫，可以讓我愛人與她的家人團圓。她受我的株連被部隊處理復員，不許回原籍無錫，而是被「安排」到了蘇北江都縣，這次她可以按家屬的身份隨我轉回家。想到這些，我被迫答應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為我在部隊除了軍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為家的用物，我一無所有。今後我不再過軍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個家，總得到家裏拿一些個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單等都要布票，別人結婚都是家裏湊起來的，而我沒有。

部隊批准了我的要求，因為其他轉業幹部也都批了假，有條件的可以與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點，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點搬家的準備。

1971年「九一三」時我家被抄了封了，於是我向上面寫了報告。久等之後得到批覆，是汪東興批的。我到自己家裏拿幾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後來才知道，汪東興主管中央專案，辦案人怕我從家裏把什麼東西拿出去，有礙於他們繼續偵察破案，並不情願。02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煩，全家的東西早就被總後專案組查封了。他們不肯給，說是雖然上面批了，但什麼東西可以拿，什麼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給我，還是分批分期地給，他們要具體請示，這明明是刁難。

我把情況寫信告訴了部隊，久不見回復，打電話回去問，原來中越邊境形勢緊張，部隊出發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團長，答覆我說，既然是中央批了，總後正在辦理，你聽他們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時，他通知了一個令我大吃一驚的事，我被安置到蘇北的江都縣農村一所中學裏，這既違反了轉業幹部可以回愛人家落戶的政策，也與我營級職別的安排不符。

我未婚妻1974年從軍醫大學畢業，被當成「有問題的人」在結業典禮那天宣佈清理離隊，押送到南京交江蘇省革委會處理。因為她除了與我有戀愛關係之外，並無「現行」，就按復員戰士處理，本應回原籍無錫，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後已從無錫下放到蘇北東台縣農村勞動，於是把她先臨時放到南京一個單位的醫務室工作。當她轉正時，說了兩條出路可選，一是斷絕和我的戀愛關係，按大學畢業生轉正為醫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蘇北農村基層，當工人編制的護士。他們說這是組織的愛護，並不違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絕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結婚，結果被分到了揚州地區縣裏的農村公社衛生院。天下畢竟是好人多，地區的人事部門接到這個棘手的事後，對我愛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違反不許進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離揚州僅十七公里遠的江都縣，而身份上，縣人事局長以大學生當護士沒有先例為由，安排她到縣醫院當了醫生。

我沒有想到，因我株連到愛人，不許她回城，然後再以讓我轉業到愛人家為名，放逐我到農村。當初我想轉業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們卻進了一步，根據「政策」繞過來繞過去，陌生的蘇北農村終被他們曲解成了我必須去的愛人的「原籍」。

當初，在轉業幹部會議上、在文件報紙上都說能安排照顧的要儘量地好一點。那麼多農村來的幹部被分進了大城市，而我來自北京，卻要分到農村，我無論如何也不同意。

03我在北京等候多時，個人東西遲遲取不出來，轉業又不能回愛人原籍城市，我原以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新的生活會來臨，卻沒有想到株連遠沒有結束，我很沮喪。就在這時，我遇到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高我幾屆的同學安黎和葉小楠，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見到同學，非常高興。安黎的父親、原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剛從放逐地安徽回來，暫住在前門飯店，她們請我在那聚聚。言談之中，我才知道她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難，其間，安黎和同時受到株連的北京大學學生胡德平結了婚。

她們聽到了我的遭遇，非常感慨。安黎建議我給德平的父親胡耀邦寫封信，要求落實政策。胡耀邦剛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兼任了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辦公室主任，沒有想到事情居然這麼巧。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東四的胡家住處。德平和安黎把我領到他們住的西廂房，德平是第一次見到我，但非常熱情，問了我個人情況後看了我寫的申訴信。我沒有提任其他問題，只希望能按規定轉業回北京或是到愛人家。他一邊聽一邊說，到現在了還有此種整人的事，要把信送過去請他父親看，叫我跟他過去當面說說。我跟隨德平出了門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畢竟是一個被打倒的人的兒子，說我就不去了，回屋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說他父親和我父親熟悉，不會有嫌棄的意思，但我還是返回屋了。安黎對我抱怨，你完全可以當面和德平爸爸講講嘛。我不吭氣，等了一會兒，德平回來了，說他父親一聽就表示不應當這樣，信他會批。

果然，胡耀邦於1978年9月27日對我的信作了批示：「要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既把本人同父母區別開來，也把不同表現的本人加以區別。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適合，我意可以分配去無錫，請你們考慮。」[註：胡耀邦批示件，存國務院軍轉辦]

04我得知消息後立即想告訴我的愛人，而且我還沒有見過剛出生滿月的女兒，想到江蘇去看看他們並等進一步的消息。再說家裏的東西也給了一些，我不想把它們拿回部隊再從那兒轉運回家，不如先直接運到江蘇。我愛人聽說了很高興，因為這麼高的主管領導有批示，落實起來應當沒有問題。

但是事情並不是如我想的那麼簡單。

11月16日，江蘇省向國務院送上了報告，匯報了安置我的過程，認為是可以的，稱「程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調整到無錫，請指示。」對於胡耀邦這麼明確的批示居然會「反問」，其實就是不想辦。他們也把這一想法通報了廣州軍區。

12月2日，廣州軍區向總政、國務院匯報了和江蘇的協商情況，稱「據說江蘇省經國務院軍轉辦寫了報告，對邱承光的工作單位就不再變動了，我們意見程光暫緩報到，待國務院軍轉辦明確後再定。」

12月4日，國務院軍轉辦指示江蘇。「根據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調整到無錫市工作，請你們再考慮一下，並將意見電話告我們。」

12月8日，江蘇省回復國務院軍轉辦：「……我們又研究了下，並報告省委領導，對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調整。」

為什麼江蘇省會持如此強硬態度？之後我了解到，原來是江蘇認為，當初軍隊把這個「包袱」壓給了江蘇，事先沒有商量，令他們為難，現在胡耀邦的批示讓他們承擔了「違反政策」的責任，再次叫他們為難，而軍隊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蘇改正錯誤落實政策。他們不吃這個啞巴虧，要想重新安排，那就叫人離開江蘇。

12月13日，國務院軍轉辦向中央綜合報告了以上的情況後說：「我們曾向江蘇省建議將程光同志調整到無錫市安排，江蘇省軍轉辦多次研究並請示省委，認為對程光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調整。據此，仍請軍隊動員程光同志去江都縣工作。」在這個請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說明江蘇這麼作，是為了當事人好，是「關懷愛護」。

畢竟，我只是個人，他們代表組織，掌握着向上匯報的話語權。

12月19日，胡耀邦對上報的建議報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實地把組織上的考慮告訴他，使他能理解這麼辦是組織上為他着想的。」[註：胡耀邦批示件，存國務院軍轉辦]

我急忙回北京趕到國務院軍轉辦，他們說，江蘇認為那樣安排是對我最大的照顧。這話讓我震驚，命運讓我一生中接觸了不少受過冤屈的人，他們都說，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誣陷時，辦案人對他們總有一句話，「這是組織對你的愛護。」

我把情況告訴了德平和安黎，他們非常吃驚，叫我再寫信申訴。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國務院軍轉辦定，但是不許搞遠隔離政策。」[註：胡耀邦批示件，存國務院軍轉辦]他的意思很明確，無論怎麼安排，一定不許對我搞株連。

這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隨後又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批示了別人的申訴，都是很快就解決了問題。而對我，沒有想到就這麼難。05我給上級寫信反應情況，被當成是蔑視基層組織「壞人告狀」。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隊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從組織，否則就是違反紀律。顯然這是對着我個人來的，很多轉業幹部對安排不滿意，就寫信或到相關部門通融，一些有關係的或是理由充分的，進行變動的不少。

我剛回到部隊就被監視了起來，不許亂走亂動，準備聽從處理，首先是在全團幹部大會批判，讓其他人看一看，不服從組織分配會是什麼下場。

對我是什麼組織處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評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沒有違反任何一條紀律，難道我向領導幹部寫了信就是有罪？我沒有想到，一場風暴開始了，給我定的「罪名」叫我大吃一驚，說是我不到越南參戰，拒不上戰場，這是要上軍事法庭，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我被羈押在了招待所的一間小房子裏，有如一個等待宣判的囚犯。之前，在我們這一批轉業幹部辦理手續之際爆發了中越邊境戰事，我和所有轉業幹部一起向上寫了決心書，要打好這一戰再離隊，但很快向我們傳達了上級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轉業幹部一律不去越南參戰。對我加上這個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很快，這條罪狀被軍里的紀檢部門否定，說沒有依據。於是他們又抓我不請假久不歸隊，可是發現我的請假有人證明。他們又說我六個月沒有交黨費，自動脫黨。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隊領取工資後交納黨費的收據，他們強調那是補交的，強行退回了我交的黨費。

部隊裏召開大會小會對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檢討也過不了關，一定要逼我承認自己是故意違反軍紀犯法。這哪裏還讓我說話？只有認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條死路了。我深夜裏偷偷跑到營房附近的水庫邊，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和她們訣別。就在這一剎間，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輩子當牛做馬來報答她了，但是女兒長大以後，別人問起她，父親是誰？她要整日遭受別人的冷眼，該多麼可憐！誰也不能代替她親生父親的責任，為了幼小的生靈不受兒時喪父的委屈，我縱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我先找了團里的領導，他們面有難色不吭氣。我找到了師政委，辦公室不叫我進，我就在他家門口，從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後他接待客人回來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說「請放過我吧，我還有不滿周歲的女兒。」他酒氣衝天地罵了一句，「你比你的父親還壞！」

我為了找條生路，只好再寫信申訴，從師紀檢委一直寫到軍，寫到軍區，還大膽地寫給了中央軍委。我發出信的三天後，師、軍、軍區的紀檢部門陸續回復了，均稱「你的申訴我們收到了，已交給你所在的部隊黨委處理。」此時我才發現，黨的那麼多檢察機構沒有自己的作為，只是為黨委的行為作背書。

最後的時刻來了，部隊召開了大會，說讓我再當眾作一次深刻檢討，就可以放過我，至少是可以結束這個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樣子，有正義感的同志們也好幫幫我，你家裏還有老婆孩子，為了她們，要逆來順受。

我在大會上那樣作了，流下了眼淚，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對這些年來我受到的種種迫害而感到無比悲憤。

團長是我辦轉業手續後新上任的，和我沒有什麼恩怨，他在會上總結說，「個人是鬥不過組織的，組織只有對的，永遠沒有錯的。」他宣佈了上級要求把我清除出黨的決心。原來是先引誘你作了「反面教員」，之後再置你於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處的政治處的同事戰友們，卻不這樣看，會後他們反應強烈，沒有他們在支部大會上表決，不可能開除我出黨。但他們無力阻止，因為師黨委根據黨章的「上級可以直接處分下級黨組織的黨員」的規定，直接做出決定把我清除出黨，立即離開部隊。

06對我的處分下達了，團里通知，已經把我的工資和供給關係結算了，已轉到了地方，這等於是強逼我立即離隊。就在這個我走投無路的時刻，我愛人來信了，說在農村就在農村吧，以前那麼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我們只要人有口氣，就克服困難活下去。

我打好了行裝要走的時候，部隊突然叫我暫緩。第二天，兩名軍區來的幹部找我談了話，問我對轉業安排上有什麼意見？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條生路。當天晚上，一個戰友偷偷找來，說軍區來的人和以前不一樣，不是只聽領導談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離隊去北京辦事的原來的團政委（他已調離了），看了同意我在京繼續辦事的副團長（已轉業離隊）留下的證明，還找了退了我黨費的我的黨小組長。

幾天之後，軍區來人又找我了，說，你向軍委領導申訴的事實和對你處分決定的依據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學習，聽候組織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軍委領導知道了，很關心。

我急忙寫信給北京我的同學耿志遠，幾天後他打來電話說，他的父親、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看到了我的申訴信，叫秘書向國務院軍轉辦了解情況後，認為還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辦，並於7月2日作了批示，「請洪達、希庚同志按落實政策不牽連子女的精神解決。」[註：耿飈批示件，存中央軍委辦公廳。肖洪達，時任軍委辦公廳主任。李希庚，時任軍委辦公廳副主任。]耿志遠還說，他父親的習秘書也曾受過株連，很理解你的處境，他會盡力催辦的。我還得知，我的朋友陳小津、宋揚之找了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請他對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過問一下。

半個多月之後，我接到江蘇省委和軍區發來讓我到無錫市報到的通知時，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隊有些人還是不服氣，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一貫正確，臨行前給了我「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搶先寄給了江蘇。有了它，地方部門就不再按同級別幹部安排，讓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廠里。雖然事後軍區複查我的案子時，發現了這個補加的處分，責成撤銷。但部隊並沒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廠，讓我在兩年的留黨察看期內，只能在生產車間打雜。三年之後，我所在的單位才接到那個遲來的糾正通知。

07這段往事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閱胡耀邦等領導對我的批示抄件時，還十分動情。在胡耀邦參與中央工作的六年裏，可謂日理萬機，卻在百忙當中批示申訴冤情的部分群眾來信兩千多封，這其中就有我的兩次申訴。

我要感謝胡耀邦，他不僅是關懷過我，更是關懷過無數的受冤屈的人。他不僅平反了冤假錯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錯案的發生。在當年「公審」之前的特殊氣氛下，對我們這樣受牽連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麼整就怎麼整，誰敢為之說話，但胡耀邦的批示讓我們從無辜的株連中得到比較妥當的安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淵中掙扎，深感糾正文革錯誤長期而又艱巨。歷史常延續着原有的慣性，專案制度陋習更是如此！胡耀邦撥亂反正，常遇到阻撓，有些亂，他撥不動，糾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最後自己倒陷入了困境……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過冤屈，此時卻重新拾起他們曾經痛恨的文革手段，對待的正是解救他們擺脫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愛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過早地離開了熱愛他的人們。我一直懷念他。當我在寫這段記憶，去尋找他的相關史料時，發現他的影像記錄、文字文稿，都從公開發行的黨的歷史資料文獻中很難找到，他的傳記和對他的回憶至今在主流媒體上看到的也很少。然而，當年他離開我們時，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自發地走上北京街頭，排成數十里「人街」為他送行，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各新聞媒體和電影製片廠能把胡耀邦的影像和當年人們送別他的歷史瞬間還給人民，讓敬愛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壯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