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3日，劉少奇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集會
劉少奇案是「文革」中牽涉面最廣、受害人職務最高、後果最為嚴重的案件，也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在劉少奇案中，出現了大量的偽證，這些偽證是用什麼樣的手段炮製出來的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刑訊逼供所產生的。這些偽證被用來證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劉少奇曾叛變革命，充當內奸、工賊。在江青、康生看來，若要徹底打倒劉少奇只能從歷史上找問題，說他是個叛徒，永世不得翻身。本文摘自2012年5月2日《齊魯晚報》，作者羅嶼，原題為《劉少奇冤案中的偽證揭秘》。
2012年初，中共文獻研究會劉少奇分會副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黃崢的兩本著作《劉少奇冤案始末》、《劉少奇的最後歲月》再版，引起廣泛關注。
為什麼時至今日，劉少奇冤案還會引起人們的興趣?
在黃崢看來，「文化大革命」中的劉少奇一案是這場動亂中牽涉面最廣、受害人職務最高、後果最為嚴重的案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僅當時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直到4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議論此案，仍覺難以置信。
從申辯到沉默
「劉少奇冤案和『文化大革命』是緊密相連的」，在黃崢看來，「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劉少奇冤案，而沒有劉少奇冤案，也不成其為『文化大革命』。」
讓我們將歷史翻回到四十多年前。
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那時的劉少奇，卻對這次會議的情況一無所知。
在對劉少奇立案、審查、定案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向他透露過有關專案的消息，更沒有人聽取過他的任何申訴。
在經歷反覆的侮辱、批鬥及抄家後，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兒女們也被趕出家門。此後，中南海福祿居中的劉少奇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嚴密的監控如影隨形。
劉少奇意識到，他的一切爭辯都將無濟於事。從此，他一句話也不說了，用沉默表示無聲的抗議。而在此之前，為捍衛自己的政治生命，劉少奇曾幾次三番口頭爭辯、書面申訴。但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多年後，黃崢看到了兩張拍攝於1968年10月的劉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裏緊緊攥着兩個已經變形的塑料瓶。」按照劉少奇子女劉平平等人事後的講述，兩個捏變形的瓶子，正是父親處於重病中的表現。「由於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緊攥着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着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裏，到爸爸死的時候，兩個塑料瓶已經完全變形，捏成了兩個小葫蘆。」
由於從事劉少奇研究，多年來，黃崢不僅要查閱研讀各種史料，同時也要大量採訪當年事件的親歷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劉少奇幾個子女有了20餘年的交往。同時，黃崢根據其他劉少奇身邊人講述的細枝末節，儘可能還原歷史的原貌。
據當年劉少奇身邊的衛士賈蘭勛回憶，1968年3月以後，劉少奇吃飯、走路就已經很困難了。「他的一條腿走起路來只能拖拉着，勉強向前移動，手還得扶着牆壁，吃飯時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時嘴張開了，飯菜到不了口，飯菜到了嘴邊，嘴又閉上了。手拿起筷子來，顫抖得很。」
在一份寫於1968年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黃崢看到這樣的文字：「據大夫檢查：劉的神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應，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裝、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據大夫判斷，劉不像是裝的。」
但很顯然，大夫的判斷，在一些人眼裏並不作準。5月19日的《情況反映》中便將劉少奇的言行歸結為「裝糊塗」。「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條褲腿里，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採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謂「加強監護」，更多是為防止劉少奇「行兇或自殺」。但按日後的記載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似乎都已超出當時劉少奇的能力。
由於僅僅是被監護而非醫治，1968年7月9日劉少奇病情惡化，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生命垂危，隨時可能發生意外。這時，才有從醫院調來的專家對其進行會診搶救。而搶救的目的，則是「保存活證據」。據事後資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關負責人兩次對醫護人員說：「要盡力治好，護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的原則，當年對劉少奇的治療，只針對肺炎，而對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採取有效措施。根據之後的《病情報告》記載，10月5日，劉少奇哭過兩次，10月9日以後則完全不能進食。而從10月11日起，對劉少奇實行從鼻孔插管灌食。
這種維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偽證是如何製造的
囚禁、病危、反覆搶救中的劉少奇，自然很難知道1968年10月後他頭上已被安了三頂帽子——「叛徒、內奸、工賊」，更無法知曉，這三頂帽子是如何炮製的。
或許我們可以根據多年後這三頂帽子被推翻的過程，來反推一下它的製造始末。按照黃崢講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於陸續有群眾反映，黨內也有很多人提出為劉少奇平反，最終由中紀委和中組部聯合組成一個調查組，對劉少奇案進行複查。劉少奇420多卷檔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檔案。調查組看卷後根據提供的『證據』再去調查。」黃崢記得，自己曾問當時參與複查的人，那麼大的帽子，推翻有沒有阻力?對方則說，沒有。複查只用了半年時間。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產物。
而這些偽證的出爐，都源自對劉少奇的一系列「專案調查」。
在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前，1966年冬天，一個名為「王光美專案組」的機構成立。事後看，成立的依據，只是一張手寫的、字跡潦草的「名單」。「它既沒有標題，也沒有日期，更沒有註明是在什麼會議上、由哪些人研究決定的。」黃崢說，這張手寫「名單」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換成汪東興，據當事人回憶，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實整個專案組一直處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之下。前台的直接負責人則主要是謝富治。
1967年3月，隨着「文革」的惡性發展，劉少奇問題升級，對他的審查隨之開始。「最初，只是有人認為劉少奇在1927年有叛黨嫌疑，於是在一次毛澤東、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參與的討論會上提出由『王光美專案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此事，並沒有說要成立劉少奇專案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卻設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劉少奇專案組』。」黃崢說，或可證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虛的表現是，雖然專案審查劉少奇從1967年3月開始，5月加劇，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關於劉少奇案情的各種請示報告和對外聯繫工作仍用「王光美專案組」名義，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
至於專案組的工作方式，曾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之一、後被江青批為「右傾」、關進秦城監獄5年的肖孟在1979年時這樣回憶：「他們(江青、康生等)不斷給專案組施加壓力。在調查、看材料中，如實反映某些情況時，就以客觀主義、擴散專案材料等罪名，停止專案人員工作，查封檔案材料，有的人被趕出專案組，甚至關起來。搞專案的人思想負擔很重，精神壓力很大。在我被關進秦城監獄後，甚至有這種想法，寧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辦事為好，倒感覺自慰一些。」
肖孟所謂的「昧良心」，是指刑訊逼供，炮製偽證，以此證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劉少奇曾叛變革命，充當內奸、工賊。「在江青、康生看來，若要徹底打倒劉少奇只能從歷史上找問題，說他是個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黃崢說，「於是，他們千方百計，逼出證據。」
比如，為證明劉少奇於1929年在滿洲工作時叛變，專案組將劉少奇在滿洲時的部下孟用潛定為「隔離審查」的「重點突破」對象。肖孟當時參與了審訊孟用潛，按他事後回憶，「每次審訊，專案組幾乎全體出動，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脅恐嚇，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還有指供、誘供情況」。就這樣，經過連續7天的日夜突擊審訊，孟用潛作了違心的交代。但他事後多次口頭和書面申訴，推翻假供，前後達20次，一再說明這些交代材料「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依據」，「寫材料是在審訊小組幫助之下集體創作」。但這些申訴都被扣押和銷毀了，有幾次還強迫孟用潛本人當場撕掉，並一再警告他不許翻案，否則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因為一再翻供，孟用潛一直被關到1972年，放出來時劉少奇已經去世。
像孟用潛這樣，被株連進劉少奇案的人還有很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統計，因劉少奇冤案被錯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錯受刑事處分的達28000餘人，其他受批鬥、審查、隔離、關牛棚的人更是難以計數。
在被株連的人中，孟用潛終有一天走出監獄，至少也還算「幸運」。像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王世英、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等人，則在重病纏身時被專案組逼死。而張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劉少奇並不相熟，「話都沒有講過」。
1967年10月，專案組將張重一拘留時，他因肝癌惡化，病勢垂危，「隨時有死亡的危險」。專案組索性「突擊審訊」，在27天中審訊21次，在張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裏，專案組更是「窮追緊逼」，現場錄製的錄音帶有80盤之多。「從保存下來的20盤錄音帶中可以聽到這種殘酷的『突擊審訊』是怎麼回事。錄音中不時出現病人痛苦的呻吟聲、神志不清的嘟囔聲和審訊人員七嘴八舌的吆喝聲。」黃崢說。
最終，一個垂危病人的種種神志不清的話，被專案組說成「終於迫使他斷斷續續地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幾個情況」。
在張重一去世的那天，專案組又對他進行了一次「迴光返照」似的審訊。留下來的訊問筆錄上記錄着這樣幾句話——問：「你為什麼不交代?你與人民頑抗到底嗎?王光美是什麼人?」答：「她是個共產黨員。」
「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在黃崢看來，王光美是一個信念堅定、意志頑強的人。
因工作之故，自1983年便與王光美認識交往的黃崢其實也在默默觀察她。「她性格開朗豁達，凡事都以大局為重。而且，她不是刻意而為，而是自然而然，非常真誠。」
劉少奇骨灰在河南，王光美是在丈夫去世多年後才知道的。
1969年10月，中國北部邊疆局勢緊張，戰雲聚集，毛澤東作出了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決定將一些重要的審查對象分別轉移外地。劉少奇首當其衝，被送往河南開封。
10月17日晚，劉少奇躺在擔架上，在兩名專案人員的押送下，被抬上飛機。因為走得匆忙，有關人員只給他套了一件上衣，褲子鞋襪都沒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開封不久，劉少奇身體狀況急劇惡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劉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後多年，他的幾個子女多方打聽父親的死因後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開封的一個火葬場接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單上，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家屬簽字處寫着：劉原。
王光美後來和黃崢談到過1980年去接劉少奇骨灰的情景。在劉少奇最後去世的房間裏，王光美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用過的枕頭。那是上世紀50年代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柬埔寨時，參觀一家生產橡膠泡沫的工廠，王光美當時好奇地摸了一把這種非常輕柔的泡沫，後來西哈努克就裝了一車橡膠泡沫當作回訪禮物送到了北京。這些東西除了上交和贈送外，王光美留了一點做了兩個枕頭。沒有想到，最後陪伴劉少奇的就只有這個枕頭。「光美老人當時就抱住枕頭流淚不止。」
在多年的交往中，黃崢用心記錄王光美的談話，整理成一本《王光美訪談錄》。「很多沒有跟其他人講過，甚至沒有跟孩子們說過的話，都在訪談中談了。」
比如，王光美說江青的性格，「聽了風就是雨」。江青也曾在上海向王光美說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
面對形形色色的批判，王光美記得，有一天劉少奇對她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或許，讓王光美刻骨銘心的，還是發生在1967年夏天時的畫面：百萬人「圍攻中南海，揪鬥劉少奇」後，滿頭華發的劉少奇對自己的未來做了最壞的打算，叮囑子女無論今後生活如何艱難，「一定要活下去，在群眾中活下去」。7月18日傍晚，夫妻二人在家等候造反派的揪鬥，王光美預感到，「這回真的要跟你分別了!」
「倒像是等着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向來嚴肅的劉少奇反倒開了一個玩笑。
那天以後，夫妻二人被分別關押。「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劉少奇與王光美分別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