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現在的經濟發展戰略，到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翻一番，即17萬億美元左右。皆時美國的年經濟佔有量是23萬億美元左右。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再到建國100年即2049年時，中國的GDP要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1]這將不僅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天翻地覆之巨變，也是近百年來世界歷史天翻地覆之巨變。整個世界格局會發生根本改變。而屆時成為世界第一政治、經濟大國的中國如何來應對世界，這是今天我們必須思考的很迫切的現實問題。
考察今天美國的情況，可能會讓我們更為警策，更加清醒。除經濟總量之外，美國在軍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眾多層面均領先於世界各國。支撐這個世界第一領跑能力的當然是實力。而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的背後，不言而喻是人才。從每年獲得諾貝爾獎各種獎項的人數，以及世界科技新聞，就可以看出美國巨大、雄厚的人才實力。同樣，在文化、體育、藝術、學術等方面，美國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儲備。
人才由教育培養出來。人才的培養大約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學生到2049年時則為中國社會中堅。從這個角度省察中國今日的教育能否為此承擔歷史重任，是刻不容緩的戰略思考。
毋庸諱言，「新中國」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國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觀念和體制問題，現在已經出現災難性後果，而且積重難返。對於今天中國教育面臨巨大危機，很多人估計遠遠不足。因為教育不同於政治、經濟、軍事活動，處理不當會馬上產生後果，立竿見影。教育造成的後果大約三十年以後才能出來。教育涉及每個個體的一生，涉及群體的是一代人。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古訓是人們總結的真理。我們現在出現的社會問題，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們當前更嚴重的教育問題，大概到三十年後會爆發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對於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戰略性調整，則未來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無異於羊入狼群，後果令人不堪設想。
尖銳的兩大現實問題
1、龐大的教育規模後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斷缺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和菲爾茨獎是公認的當今世界科學水準的一個重要尺度。中國大陸至今無人獲得這兩個獎項，說明中國大陸現有的自然科學家屬於世界一流的幾乎沒有。每年世界發佈的十大科技新聞，至今也與中國無緣。這個現象常被人們提起，也成為國人的一個心結。然而，這還不是最壞的消息。反思一個特殊的現象會讓我們不寒而慄：迄今為止所有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茨獎的中國人（包括華裔外國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錢永健、高錕、丘成桐、陶哲軒等人，都沒有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上過學。反過來說，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中國人數以億計，至今卻沒有出現一個諾貝爾獎、菲爾茨獎獲得者。
當然，中國科學家在某些領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島素）曾經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而從事「兩彈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學家，不少應該屬於世界一流，例如錢學森、華羅庚等人。然而，這些科學家都不是新中國培養的，基本上也都是歐美的留學生。
1949年後中國仍然不斷派遣留學生，上世紀80年代後留學生更多。今日中國已經或曾經在海外留學的人員有3百萬之多，歸國者上百萬。按照一般規律，一個人從事科學創造的黃金年齡是30~40歲。如果說1970年代之前中國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那麼在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改革開放以後，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培養的學生包括留學生達到這個黃金時段的中國人至少幾千萬。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沒有出現世界一流科學家。
簡單歸納一下以上信息，我們可知：第一，中國人有能力成為世界一流科學家；第二，1949年以後我們自己卻培養不出世界一流科學家。結論自然指向一個總根源：教育。
這就是錢學森不斷提問的要害：為什麼我們的大學不能培養世界一流人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由於國際戰略的因素，今後中國不可能從外國引進頂尖的科技人才，必須靠自己培養。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學家歸國的情景，是一去不會復返了。
可能也有極少數例外：陳景潤的成就應該是世界一流。最近張益唐關於「孿生素數」證明的成果也達到世界一流。但是這兩個個案不能從根本上回答中國教育在科技人才培養上的尖銳問題，即「錢學森之問」。
中國當前也在追趕世界科學技術前沿，航天和軍事科技猶為矚目。但是，這些都屬於模仿和追蹤，儘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領先。科技不能領先，成為世界第一政治、經濟大國的中國何以應對世界？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絕大多數領域，占居最高學術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學者。雖然哲學社會科學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國家重大項目和課題，但是，其學術水平實在乏善可陳。少數學科例如考古學，由於新材料的發現而有所推進；經濟學由於現實問題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對策。但是在學術水準上，仍然沒有重大突破。
反觀今日之中國學校，尤其是大中城市，從幼兒園到大學，其規模之大，設備之新，可謂空前。全國「985」大學39所，「211」大學100多所，省市重點中學、小學更是無法統計。國家的教育投入雖然只佔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4%，但比起當年的西南聯大，甚至民國時期的北大、清華的投入，可謂天壤之別。此外，今日中國基礎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從每個家庭來說，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買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資，可謂不惜血本。社會上的課外教育是當前中國巨大的產業。教育，實際上得到舉國重視。然而，為什麼中國不能出現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學生中也沒有世界一流人才。這與20世紀初的中國留學生人才輩出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
原因在哪裏？
2、社會道德失去底線，人格教育失敗
人類社會總是從野蠻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實現這一目標，培養社會公民的文明素養。故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禮記•學記》云：「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韓愈《師說》亦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沒有人天生就能獲得人類的文明，每個個體進入文明的捷徑就是教育。無教養的人就是野蠻人。因此，每個個體成長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稱為啟蒙、「開蒙」。這些教育的成果，對於每個個體會產生終生的影響。因此，在社會生活的長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無論如何清除不了的。
當下中國社會出現種種空前嚴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從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機。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現象，這些現象雖然與一般的違法犯罪相關，但本文重在揭示這些事件背後深層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會性的欺詐。幾乎所有的成年中國人都有遭遇詐騙的經歷，例如電話、手機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詐騙活動幾乎天天發生，肆無忌憚。中國製造品的造假範圍和程度絕對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積涉及食品、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線。中國欺詐方式之新奇獨特堪稱世界第一，不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軍官、假高幹，甚至有假學校、假軍隊。中國的騙子人數穩居世界第一是毫無問題的，可以推斷大多是受過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識的人。這些概括說明發生在中國的欺詐行為具有一種「社會性」。中國的社會性欺詐可謂無孔不入，難以想像，防不勝防。每個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受騙，造成不同物質和精神損失。社會性的欺詐給人們帶來巨大的不安全感。社會性欺詐表明進行這些欺詐行為的人對於道德的淡漠和蔑視，更從廣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會普遍性、整體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業的職業性犯罪。例如產科醫生販賣嬰兒，教師姦污、猥褻幼女，醫生姦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醫生、教師、法官的職業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義。所有這些犯罪人員絕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因此，這些行為不僅僅是犯罪，實質是喪盡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後是校園血案頻發，更讓人們心驚膽戰。從1990年代開始，在校學生自殺和他殺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學生中盛傳「感謝不殺之恩」成為畢業用語。這其中轟動全國的是「馬加爵殺人案」、「付成勵殺人案」等，轟動世界的是「朱令鉈中毒案」。
孤立地看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沒有普遍性。但是，從現在頻發的難以統計的校園自殺和他殺案件，應該不能簡單認為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屬鉈毒殺自己同學的事件在不斷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學1994級化學系兩名學生因同學投毒發生鉈中毒。2007年6月，中國礦業大學發生3名大學生鉈中毒。[2]殘殺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華個案，北大發生過，復旦的投毒案近日正開庭審判。這些中國最好大學中的殘殺室友案，實在是令人寒心徹骨，徹底絕望。甚至在中國政法大學這個法學最高學府的教室里，學生用刀砍殺老師，真是空前絕後的絕大諷刺！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校園血案已經從大學蔓延到中學。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東老師，被一名16歲的高一學生連捅幾刀，倒在血泊中。這個自稱是「倒數第一、差生、壞學生，一塊臭肉壞了一鍋湯」的學生，在一張活頁紙上寫下300餘字的「死亡筆記」：
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採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我不會去後悔，從我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業（也）可以改變。[3]
不難看到這個絕命辭所指何處。
校園生活應該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麼理由要毀棄、自殺？師生、同學之情是最珍貴的情感之一，有什麼仇恨要相互殘殺？我們很難完整統計近20年來中國校園血案的次數，也很難描繪具體的情景。僅從上面描述的情況來看，有一點可以肯定，今日中國校園發生的血案決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園血案展示了在校學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極致，反映了當下學校人格教育的深層失敗。當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園血案，美國校園槍擊案也令人震驚。但是我們絕不能將此與中國校園血案混為一談。設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國的學生像美國學生那樣手裏有槍，校園情景我們能夠想像嗎？
社會對於每個人的約束分為剛性與柔性、內在與外在。法律、法規、上司、家長、老師等等的約束是剛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約束是柔性的、內在的。我們社會如果只有剛性的、外在的約束，失去柔性的、內在的約束，也一定會崩潰。如果說，連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沒有道德自律，社會的道德底線則絕無保障。更何況受教育者帶着心靈的創痛，扭曲的人格，他們的社會行為如何能有道德底線！
由以上兩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分析，足以證明當下中國教育在深層次上的失敗。
「應試教育」模式之惡果分析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與這個教育規律逆反。
具體說，當下的中國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應試」而來。人才與道德斷缺的直接原因是當下的「應試教育」模式。
1、「應試教育」模式對於科學人才的摧殘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現都基於兩個條件，即天賦和興趣。不能說新中國的天才學生比民國時期少，更不能說新中國沒有天才學生。從教育普及程度與人口增長可以推斷，新中國的天才學生只能必民國時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沒有出現像錢學森、華羅庚等那樣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學生對於科學探究的強烈興趣的整體缺失。這種對於科學創造強烈興趣的喪失，是「應試教育」直接惡果。現在的中、小學生們處於「時刻準備着」的狀態，繁重的課程和作業，各種各樣的考試，甚至周末還有各種補習。當他們進入大學或者熬到博士的時候，對於科學的真正興趣已經消磨殆盡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在中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化學等比賽中，中國常居第一。然而，這些拿了金、銀牌的學生在進入理想的大學之後，卻失去繼續探討科學奧秘的熱情。利用自己的知識來掙錢、做官、過好日子，是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們的教育消磨了學生追求知識、探究真理的強烈興趣，是我們教育毀壞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應試教育」模式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着重技能訓練，實質上與馬戲團的馴獸沒有實質區別。這對於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的傷害是徹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題型及回答技巧，已經深深嵌入學生的思維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獲得高分的學生，進入這個陷阱就越深，傷害越大。他們是考試的高手，卻是科學創造的低能兒。筆者深切感到，近幾年來這個現象在北大已經非常突出地展現出來。
2、「應試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災難
「應試教育」對於學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是災難性的。為了高考，升學率是中國每個中、小學追求的目標。更嚴重的是，對於高考的衝刺，已經從幼兒園、甚至胎教就開始了。高考是個必須要過的獨木橋，因此，分數是硬道理。為了升學率，中、小學教育之首惡是傷害、戕害了「大多數」。中、小學裏的優秀師資主要用在少數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身上。質言之，我們的中學就是為這些少數人辦的，而遺忘了大多數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這種為了培養「少數」而讓「大多數」帶着心靈的創傷走出校門的教育，本質上是反教育的。中學階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受到的負面影響，對於個人是影響人的一生，對於社會則影響到道德倫理、社會風氣甚至犯罪等多種領域，其危害性是難以估計的。讓走出校門的「大多數」成為這個社會冷漠無情、甚至是具有對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國中、小學教育真正的失敗。
而那些學習優秀的少數學生，也沒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於學習成績被當作衡量一個孩子全部素質和能力的唯一標準，學習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懶惰等缺點也不被在意。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即使有節儉、勤勞、樂於助人等很多優點，也被忽略不見。出現在大學裏的問題，例如大學生的精神問題甚至高校血案，其實是這些中、小學德育缺失的直接後果。
由於「應試教育」這個根本的原因，現在中、小學的德育和素質教育基本形同虛設。因為，與分數相比，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等等這些東西能值幾何？而禮義廉恥又何從談起？中國教育的失去正是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於學手藝的工匠學徒。可以推想，一個初中畢業生也受過9年的國家義務教育，至於大學、碩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長的學齡與人格教育無關。從根本上說，受過教育的學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識和技能的人，或者說，只是過去意義上的手藝人。因此，舉目中國社會，從農民工到企業家、政府官員、大學教授，在學校都沒有受到嚴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們其中很多人沒有基本的文明意識，例如不敬業，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國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縮影，而校園血案則表現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3、「應試教育」導致家庭教育扭曲
應該強調的是，形成中國目前頑固的「應試教育」模式，其原因不僅僅在於學校，還有很多其他社會因素。限於篇幅，本文略談一點：狹隘的「望子成龍」的社會觀念，也為「應試教育」模式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數中國人把孩子的未來當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農村的貧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這個觀念更加強烈。而且，孩子未來的關鍵就是高考。於是，從孩子受孕的時候起，向這個終點的衝刺就開始了。這種家長「望子成龍」的觀念讓學生和學校都處於泰山壓頂之下，變得畸形。尤其是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會現實，讓學校的壓力更是雪上加霜。這種壓力不僅直接體現在中、小學老師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學校長身上。任何學校，如果升學率不行，優秀的生源則會幹涸。學校因而經費短缺，老師待遇下降，嚴重的則會關門大吉。升學率高的學校則完全相反。全國的中、小學面臨這一同樣現實，它們也別無退路，只有「華山一條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學率。由此也產生一些奇特的現象：一些個別中學考入北大、清華的學生數竟然佔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學生生活之單調、刻板令人難以忍受，甚至為高考開誓師大會，口號是「拼盡最後一滴血」，被稱之為「高考集中營」。但是，這種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卻得到社會仰慕，仍然生源滾滾，十分紅火，成為中學生及其家長圓夢之地。而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費生，每個人其金額竟然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多！因此，這一類中學教師的收入，亦是北大、清華等名校教授的幾倍，這也是人所共知、習以為常的。
獨生子女政策強化了「望子成龍」的觀念，導致家庭教育觀念極度扭曲。中國幾千年優良的家教傳統，例如教育孩子節儉、勤勞、忍讓等，今日已經所剩無幾，或可謂蕩然無存。一些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無論如何也不能獲得社會和家長的讚賞。他們在學校、社會和家庭重重壓力之下，悲觀消沉，於是利用上網等各種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會悲劇。有各種中、小學生殘害自己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報道，就是佐證。
為什麼沒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學校都有考試的設置。學生學習不能沒有考試，學校招生也不能沒有考試。但是，像今日中國這樣的「應試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態，而是教育的變態，亦可謂千古獨步。問題在於，現實的教育問題如此尖銳，真正的學者痛心疾首，社會批判不絕於耳，而現狀卻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門熟視無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為何如此艱難？
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一樣，教育改革的阻力也來自巨大的利益集團。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有一個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堅守着舊有體制，阻擋中國教育的真正改革。
這個利益集團中之最龐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團。中國教育的「官本位」體制，是個不爭的事實。「官本位」體制對於中國教育的扼殺與危害，簡單說就是把學校變成政府衙門。衙門的實質就是誰官大誰說了算。離開現行的教育體制，這個官僚集團中大部分人就要轉崗或下崗。他們的全部身家性命與這個體制是一體的。而無論教育的現實問題如何嚴重、尖銳，都不會絲毫影響到這個官僚集團的私人利益。這個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體分析一下，現有39所「985大學」的校長和書記都是副部級幹部，而很多「985大學」的校長書記都是從教育部的廳局長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個副部級位置，給教育官僚們留下了巨大的升遷空間。不僅是副部級位置，還有廳局級、處級位置等等。全國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數我們是可以想像和估算的。
其次是經濟的利益。由於「官本位」體制，教育官僚的權利之大、好處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隨着國家教育投入的增多，這個官僚集團掌握的巨額資金越來越多，他們的個人利益反而會越來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團在現行的體制中如魚得水，滋潤無比。他們絕不想改變現狀。梳理一下近二十年來教育部進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們不禁會發現有一個本質特徵：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門權利越大。例如，無論是把高考從一次變成多次，還是英語減分、語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利絲毫不受影響。所以，他們熱衷的正是這樣無關痛癢的「改革」。這恰恰與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對於任何損害教育行政部門權力的改革，對於真正進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會舉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學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團都會自發本能地反對，堅決將其撲滅、扼殺。從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門的官方發言，即可看出其語言之刁鑽，態度之蠻橫，理由之荒唐。人們不難發現這種情景與劉志軍時期鐵道部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第二個既得利益集團是巨大的教育商業體系，包括出版社、報紙、電視、民辦學校、系列的補習班等。他們是依附於這個體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附庸。現在人們認識到，賺孩子的錢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圖。過去被稱為「電子一條街」的北京中關村，現在則電子業蕭條，而課外教育紅火。從到處閃爍的高樓上巨大的廣告，人們都知道這裏已經成為「課外教育一條街」了。而早已在美國上市的「新東方」，不僅成為家喻戶曉的著名企業，而且也是青年人勵志的模本。這個教育商業集團不僅利用現行教育體制進行商業運作，還不時與教育官僚集團相互呼應，運用各種媒體進行宣傳，推波助瀾，共謀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壟斷大、中、小學各種教材的出版、發行。
第三個既得利益集團是這個體制指定、認定的「專家」、「學者」。這些人絕大多數既不是純粹學者，也難說是純粹官僚。他們以學者的身份出現在官場，以官僚的身份出現在學界。他們是官僚身份和學者身份兩位一體。這種兩棲的身份使他們獲取雙重的好處：進而能做官，成為純粹的官僚；退而能為學，繼續在學界頤指氣使。他們在這個體制內得到的好處，甚至不亞於官員。因此，他們經常以「專家」、「學者」身份為這個教育體制辯護，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說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由此可見，雖然現行的中國教育與教育規律逆行，其災難性現狀和巨大的危機已經暴露無遺，但是，撼山易，撼中國教育難！因為，這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會力量能夠衝破的。而寄希望於現行的教育行政部門來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中國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場化
從根本上說，中國現行的「官本位」教育體制，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體制。試想，「計劃經濟」都無法運行，「計劃教育」如何能夠正常運行？簡言之，政府連一個生產企業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夠管理好一個大學？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本位」教育體制，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經濟、文化建設的現實。中國教育面臨的問題，與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基本一樣。當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無法從內部突破時，只能運用市場的槓桿從外部消解。市場經濟不僅滋生、壯大了民間企業，也改造了國營企業。對於現行中國的教育體制，只有運用「市場」的槓桿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讓「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復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國教育要進入常態的唯一辦法是：真正實現民間資金進入國家教育，開放私立大學。
中國學生的高考情結及其變態現象，主要是由國內大學尤其是優秀大學數量極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學生考入「985大學」大約為幾十萬分之一，考入「211大學」的中學生也是幾萬分之一。慘烈的競爭是導致高考扭曲、變態的直接原因。這可以說是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指出這個現狀，就自然知道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簡單的高考改革是解決不了的。無論是一次高考還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學的比例不變，對於中學生和老師的壓力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實質上是把過一次鬼門關變成多次過鬼門關，最終還是增加中學生壓力和負擔。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實質上只有一個，那就是大力興建大學，大力興建高水平的大學，增大中學生升學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優秀大學的中學生比例。除此之外，別無它途。一切異想天開和花拳繡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無益。
但是，興建大學僅僅依靠政府的財力則遠遠不夠。現有中國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財力支持。2013年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宣稱，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五年累計7.79萬億元，年均增長21.58%，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由此推算大約每年國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億元人民幣。但是，很多大、中、小學經費仍然嚴重不足，尤其是非重點的學校，更不用說是大批興建大學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近年外流的教育經費卻令人觸目驚心！中國目前出現了留學大潮。可以說正是國內高水平大學太少而將大批中學生擠出了國門。[4]數據顯示海外中國留學生總數為309.54萬人，除去回國的大約100多萬，仍在海外的約有200萬。自費留學佔到整體人數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個學生的年費用20萬元人民幣計算，全部留學生的金額可達4000億人民幣。我們為什麼不用新的政策、法規，讓這筆巨大經費發展我們自己的教育？近5年國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經費是15590億人民幣。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億人民幣用在中國大陸的教育投入上，我們現在「985大學」、「211大學」的數量可以增加多少？
隨着國民經濟收入的增長，讓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階段出國留學成為越來越多家長的選擇。這對於心智尚未健全的獨生子女，實質上並不是很好的選擇。很多中國家庭用一輩子積蓄讓子女留學海外。這些留學生中除了不到1%的學生能夠進入國外一流大學，其餘學生大都進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學校。設想，如果中國再由民間資金新建100所「985大學」，1000所「211大學」，中學生上大學的比例達到75－80％，上名牌大學的比例達到30－40％，中學生和老師為高考還會這樣玩命嗎？出國留學還是這樣火熱嗎？只有從根本上解決「應試教育」的弊病，中國教育的廣闊前景才會展現出來。
教育還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如此大規模的新建大學出現，能夠解決各方面的人才就業。需要的教學人員就有幾十萬，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任教。行政、後勤管理人員也要幾十萬，相關的建材、設備和服務人員，更是不可勝數。
用市場的規律不僅會在中國興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學，而且還能盤活我們的國立大學。實際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名牌大學，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劍橋、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這是全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辦教育的共同經驗。只有引進這個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和模式。
假如燕京大學還存在
我們再作一個個案分析。很多人並不知道，現在北大的校園原是燕京大學的舊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樓群、南北閣、六院、鍾亭等，包括形制古樸、姿態優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學的建築，是一個叫墨菲的美國人設計的。而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時代的北大校園，坐落在城內五四大街的沙灘，那座著名的紅樓現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園景致來說，原來的北大遠不如燕大。而就學術影響力來說，燕大與北大也是伯仲之間。燕大的這一切，得力於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澤東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個人。
燕京大學的前身是由美英四個教會資助的不知名學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長後，把學校更名為燕京大學，並立即對學校進行改革，開始建設燕園新校區。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設立了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總共有近20個系。這時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匯經費，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風景幽美的校園，成為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調整燕大被撤消，併入北大、清華等，它的存在時間只有33年。33年雖短，卻為中國培養了很多傑出人才。僅舉一例：1979年鄧小平訪美，21人的代表團中有7名是燕大人。據不完全統計，現在的兩院院士當中，燕大學生多達幾十人。其他方面的傑出人才我們不能一一舉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內，把燕京大學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辦學校，建成為與北大、清華齊名、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性大學。他憑什麼？
首先，在教學思想上，雖然燕大是教會資助學校，但司徒雷登不強調基督教教育，實行自由教學。其次是師資，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請最好的教授，如顧頡剛、鄧之誠、容庚、錢穆、郭紹虞、吳其昌、吳文藻、洪謙等位，都是學界翹楚、學術精英。周作人當時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記》作者斯諾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經費和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燕大和美國學術界的關係極為密切，法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有協作關係，得到經濟援助，可以互換教師。文學院與哈佛大學有協約，得到經濟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與紐約協和神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都有關係。因而燕大的經費、學術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這些成功的經驗，可以說是老生常談，我們的大學校長們對此無不爛熟於心。問題是：我們的校長們為什麼不能做呢？說到底，還是一個大學的自主權問題，一個制度與管理問題。燕京大學的成功經驗證明，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一個好的教育環境，包括教育立法和體制，其次要有一個真正教育家的校長。兩者缺一不可。這也是一對相輔相成的關係，國家的教育管理機構要給教育家創造機遇和條件，教育家要善於適應和利用國家教育機構的體制和資源。當前中國大學校長中不能說完全沒有教育家，或者說整個中國就完全沒有教育家，關鍵還是在於我們的教育體制。問題在於，我們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機制？如何才能形成這樣的機制？而本文特別關心並試圖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燕京大學是一個教會學校，不同於國立的北大、清華，因此，燕大的成功還向我們提供一個極為寶貴的經驗：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如何管理民間的私立大學，私立大學如何適應國家教育體制和行政機構。這是當前中國教育急待解決的問題。
燕京大學是教會資助的學校，涉及到中國國家的教育主導權問題。這也是近代以來就存在的教會學校的立案問題。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國傳教士就在我國擅自興辦學校，據《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一書所載，到1922年時，大中小學已發展到7300餘所，學生有21萬多人。在北洋政府時代，輿論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權。這樣就出現了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各級教育機關立案，和教會學校的宗教性課程問題。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頒佈了「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認可辦法」，1926年10月廣東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於也頒佈了「私立學校規程」，這樣就把教會學校的立案問題明確了。大學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會，中國董事應該過半數，同時規定外國人不能擔任校長。根據這些規定，燕京大學很快向北洋政府請准立案，原校長司徒雷登改任校務長，請在燕大國文系兼課的講師，實際是當時教育部次長的吳雷川氏任校長。1935年陸志韋又繼吳氏任燕大校長。但是，校務大權及向美國募捐經費等，還是司徒雷登一手包辦。「校長」雖不完全是名譽職，實際也只是一個向中國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罷了。同時，在教育方針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強調基督教教育，實行自由教學。這樣燕京大學與國家教育行政機構之間進行了有效的協調，在各自原則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妥協、調整。一個看似非常棘手的問題，司徒雷登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他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在當時比較複雜的情況下，讓燕大在辦學經費、辦學環境條件、師資力量三個方面，都達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在堅持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之外，也保持適當的彈性，給私立學校以相當大的辦學自主權。
當前中國國家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對於私立大學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銳的矛盾，因此導致私立大學教育名存實亡（中國現在的民辦學校實質上都是公司，不是學校）。從當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與燕京大學的管理模式的協調，我們或許可以受到啟發。雖然時代不同，問題不同，但教育和辦學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會變的。因此，我想現在的教育行政機構應該借鑑這種模式，創造更好的教育投資環境，吸引社會資金，包括海外、國際的資金。燕京大學的基金仍然存在，據說有上百億美元之多。此外還有輔仁等其他大學的教育基金，中國民間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資金有上百億之巨，我們為什麼不讓這些巨大的資金回來，為我們的教育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騰飛服務？
燕大消失了，中國真正的私立大學消失了，這對於中國教育有什麼樣的影響？
當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時候，經常設想，假如燕京大學復校，假如是司徒雷登這樣的教育家重掌燕大，會是一種什麼情形？第一，燕大用美國教授的年薪（7萬美元左右），就可以聘到中國大陸最頂尖的教授，聘到現在中國大陸高校和學界為數不多、碩果僅存的一些最優秀的學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當傑出的華人學者。就是當下的「長江學者」、「跨世紀人才」等等，也沒有達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國大陸高校包括北大、清華、復旦等無法與之競爭的。這些用高薪聘請的第一流學者，自然會打造一些院系的學術「旗艦」。這些頂尖學者組成的無與倫比的教授隊伍，會成為燕京大學最奪目的風景。中國大陸任何大學無法與之對抗，都會望其項背，自嘆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隊伍，自然會吸引中國最好的學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國大陸也會一枝獨秀，打遍天下無敵手。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變化會給整個中國大陸教育界帶來雪崩般的衝擊與整合。
第一個影響是在高校和整個學術界。首先，它會產生一個真正嚴肅而又有影響力的學術評價體系。因為，它不考慮非學術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學術的標準來衡量應聘者。這就給中國大陸的學者開闢了一條嚴謹、科學的學術研究導向。一個真正的學者，會在這裏得到認可，體現價值。任何在非學術因素影響下獲得的光環和頭銜，所謂「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書記、部長等等官銜，在這個體系下會一文不名。投機鑽營因此在學界失去意義和價值。因此，它產生的社會影響是不可阻擋的。學者們自然沿着這個路向追求自己的學術道路，否則將一無所獲，荒廢人生。由於真正學術評價體系的確立，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才能夠真正實現，所謂學術腐敗問題會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為，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學者的學術生命就會終結。這樣的「懲罰」足以讓以學術為職業的人終身引以為戒。
其次，它會推動高校的真正改革，徹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師和學生的主體地位由此真正確立起來。因為，沒有一流的教授和師資，就不可能成為名校。沒有一流師資，既沒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獲得國家和社會的教育資源，高校將成為無本之木。在燕京大學高薪聘教的強力衝擊下，其他大學例如北大、清華、復旦為了保持自身在學界的地位，也必須聘請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請一流的師資，就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這樣，目前中國大學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現象——處長薪水高於教授——將不會持續，學校有限的財力會集中使用到學術研究和教學上來。因為歸根結底，大學的學術水平和影響力不是由處長們決定的。因此，高校必須要進行行政、後勤系統的改革。這樣就會把當前人員臃腫、效率低下、腐敗叢生的中國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於表面。在這樣的改革面前，大學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們的國企改革一樣，如果不真刀真槍、而是花拳繡腿，它就無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預自然成為一紙空文，「官本位」將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請教授不僅會在全社會給學者帶來尊嚴，還會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現在中國教授的薪水不僅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也遠遠低於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紀20年代燕京大學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當於現在人民幣20萬元以上。現在北京大學一個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約4千元人民幣，只是當年燕大的501。這樣的薪水，在中國社會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況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會的中下水平。無論從社會公正，還是學者尊嚴來說，這樣的薪水都是說不過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買賣，當律師，作顧問，掛名董事，······與此待遇不無關係。現在教授之間貧富懸殊之大，令人吃驚。沒有社會尊嚴感的教授自然也會消解了職業的神聖性和責任感。
第二個影響是在中小學。由於燕大招生的絕對影響力，它可以打破中國高考的模式，衝破「應試教育」的堡壘，給中國大陸學生的學習帶來新的方式和風氣。這將會給中國教育帶來無限的生機和希望。
筆者所舉的上述現象，質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場化的出現，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學之間的競爭。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場化，才能帶來大學真正健康的發展，帶來中國教育、科學、學術的真正建康發展。
應該強調的是，中國大陸現在的民辦大學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學的性質。因為，真正的私立大學是捐資興建的，非盈利的，而我們現在的民辦大學都是投資建立的，盈利的，它實質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規律辦學，而是按照經濟規律辦學；它不可能讓教育家來管理，而是讓企業家來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氣候，也不能培養出真正的傑出人才。
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世界發達國家教育中舉足輕重，成功的私立大學也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只要想到燕京大學、南開大學、輔仁大學、同濟大學等等，就會知道私立大學對於中國教育曾經做過的巨大貢獻。唯有打破國家壟斷教育的體制，在辦學、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時也必須實行稅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間的教育基金會，實現真正的教育市場化，才能帶來大學真正健康的發展，帶來中國教育、科學、學術的真正建康發展。這樣，中國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規律辦事的常態，才有希望。
最後的呼籲
中國教育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拯救我們的孩子，拯救中國教育，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須與納稅制度改革配套，否則無人主動捐資教育。還要改變人們狹隘的「望子成龍」的觀念，要樹立平等的人格尊嚴，要宣傳普通勞動的價值和意義······試圖一蹴而就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幼稚的。
但是，中國教育必須立即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須作出戰略性調整，必須有頂層設計。在目前，恢復私立大學，實現教育市場化，從根本上改革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希望，中華民族才能真正騰飛，才能在人類世界立於不敗之地。
無論是近代歐美還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於大力發展教育。當年鄧小平在1977年斷然恢復高考，及時挽救了一大批人才，儘可能地彌補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人才不足，展示出一個偉人高遠的眼光和偉大的氣魄。教育是最能考驗政治家戰略眼光的試金石。
今日中國之教育危機絲毫不亞於1977年，而三十年後之中國未來完全繫於當下。如果坐失良機，一錯再錯，則將成為中華民族千古之遺恨！
2014年2月10日初稿，2月27日定稿於潛白堂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