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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開國少將看相算命 受寵任周恩來軍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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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英夫,河南洛陽孟津人,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少將。在其個人回憶錄中,雷英夫宣稱首先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並推測出準確的時間,向毛澤東匯報。雷英夫「自稱會看相算命」,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

1961年34歲的雷英夫晉升少將軍銜

雷英夫,河南洛陽孟津人,1955年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少將。在其個人回憶錄中,雷英夫宣稱首先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並推測出準確的時間,向毛澤東匯報。雷英夫「自稱會看相算命」,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後,雷英夫自稱擔任周恩來的軍事顧問,官至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文革初期,炮製劉少奇黑材料企圖向林彪江青邀功,但卻因帶頭反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而被林彪打倒關押。文革後,炮製劉少奇黑材料的罪行被發現,卻又機緣巧合逃脫了懲罰,安度晚年。

筆者對雷英夫這位1961年才晉升為少將的軍人發生興趣,源自於1980年11月至翌年1月的「兩案」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時稱:「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特別法庭判決書亦確認:「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讓葉群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

按以上指控,以當時的衡量標準,雷英夫所犯的「誣陷罪」足以判處頗重刑罰。惟據了解,特別法庭對以上指控並未進行過專門的庭審調查,而雷僅被免職而未被進一步追究,日後,還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這在被「兩案」起訴書及判決書兩次點名的人當中,是絕無僅有的特例。箇中原因何在?這正是本文力圖得以解答的問題。

事情還得從雷英夫此人說起。

雷英夫,河南孟津人,1921年生。據其本人文革後的口述回憶稱:「1938年,我進入延安抗大學習,畢業後受毛澤東的舉薦和委派,到重慶葉劍英身邊工作。後來回到延安,在統帥部做參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期間我長時間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和軍委領導身邊工作。在統帥部核心機關,我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如中央首長軍事顧問、軍委作戰局副局長、總參作戰室主任、軍委戰略小組成員兼辦公室主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等。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一些重要軍事決策過程,我都親身參與了,有些事情由我具體傳達落實」。

那麼,自稱是長時間在毛、周身邊的雷英夫,究竟幹了些什麼呢?

1、仁川登陸的先知?

1950年9月15日,美軍七萬餘人在朝鮮半島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陸,出奇不意地對前已進佔朝鮮南部90%地區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圍之勢,朝鮮戰局突然逆轉。

1991年4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戰爭回憶片斷》一文中,稱其於1950年8月23日即與總參作戰室同僚「經過反覆研究,我們得出一個一致的意見:敵人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晚,我從居仁堂總參作戰室回到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後,把大家研究的結果向總理作了匯報」,周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要周帶雷馬上到他那裏去,又問雷是如何研究這些情況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歷來教導的實事求是的辦法,大家解放思想,對抗作業,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結論」。雷的文章以後被編入中共軍方的正史,隨之廣為流傳。

1997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憶錄,對其宣揚的「重大發現」更有新的發揮。雷說,當年8月22日,他所領導的總參作戰室已判明美軍可能要在仁川登陸,「對美軍可能登陸的時間,我們也作了預測,9月15日是大潮,美軍選擇這一天登陸的可能性極大」,8月23日凌晨(不是前文的23日夜晚了),雷隨周向毛匯報:「我們對9月到11月的朝鮮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發現3個最佳時期內,各有2至3天的好時機,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時間,每12小時內只有3小時,如果以9月15日為登陸日,那天的漲潮最高時間共兩次,一次是上午6時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鐘後的19時19分。9月15日比另外兩次時間相對更為可能。所以,我們認為美軍極有可能把登陸時間選定在9月15日」。毛聽後即令:「立即通知情報部門嚴密注視朝鮮和美、英、日。立即把我們的看法向斯大林金日成通報,提供他們參考,希望人民軍有後撤和在仁川防守的準備。……」。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雷英夫前後回憶細節的不同。前者說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後得出的結論,並沒有預測登陸的具體時間;後者不僅有具體時間,且還有非常詳盡的水文、潮汐資料。令人生疑的是,為什麼前者略,後者詳?年紀越大,記憶倒越清晰?四十多年前所匯報精確到分鐘的時間,也可以從記憶中挖掘出來?

隨着近年來國際間關於韓戰檔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發現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質疑。

韓國學者、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徐相文根據俄羅斯近年開放的相關檔案考證證實,毛澤東其實早在1950年7月2日已預料到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當日,毛對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說:「美國能夠調動駐日佔領軍十二萬人中約六萬的兵力投入韓半島,在登陸釜山、木浦、馬山等的港口之後,可以沿着鐵路向北進攻。因此北韓人民軍應加速向南挺進,以便佔領這些港口。同時,毛澤東以為有必要在仁川建立堅固陣地,以加強漢城地區的防禦,因為美軍有可能登陸此處」。羅申即日將毛的判斷電告莫斯科。據此電報,徐相文斷言:「對於仁川登陸作戰最早作出事前預言的是雷英夫,已幾乎成為一個定論被公認,直到近年『羅申7月2日的電文』問世,才表明毛澤東才是最先預見仁川登陸行動的人」。

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學者盧建東,則質疑雷英夫所謂向毛匯報的有關仁川的水文、潮汐資料的出處:「當時,蘇聯和朝鮮方面都不相信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因此不會向我方提供這方面的資料;而我軍測繪部門只是一個處級機構,人員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個外國港口的水文、潮汐資料。倒是近些年來我們從國內外書刊中,看到不少類似的描述」。盧建東引述了由日本軍方編寫、解放軍國防大學1990年翻譯出版的《韓戰》一書述及1950年8月23日在「聯合國軍」司令部召開的會議上,美海軍專業人員提供的資料,以及1993年5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駕馭韓戰的人》一書引用的美軍公佈的資料後揭示:「當年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的材料與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的材料竟如出一轍,不僅日期、時間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個日落時間,甚至連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憶錄的作者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在東京美軍總部,美海軍專家向麥克阿瑟匯報時所講的『時間』只能是東京時間,而雷英夫向毛澤東匯報時所講的『時間』只能是北京時間。作者把美軍在仁川登陸後公佈的資料,作為當年在仁川登陸前向毛澤東匯報時所作的『預測』,卻忽略了應當減去一個小時的時差」。

雷英夫自翊當時任「總參作戰室主任」,連帶也受到質疑。據權威相關資料,總參作戰部下屬的中南海作戰室,1950年9月才列編,10月改稱總參作戰室,換言之,1950年8月尚未成立總參作戰室。又,雷英夫遲於翌年1月才離開周恩來處到總參任作戰部下屬的作戰局副局長。其時,作戰室的主任還是張清化,張調離後,雷遲至當年12月才以作戰局副局長兼任作戰室主任。

綜上所述,雷英夫所謂準確預測到仁川登陸的謊言,不是昭然若揭嗎?

有關雷英夫的「預測術」,延安時代的知情者倒有如下記述:「我的抗大同學中,有一個叫雷英夫的,年齡和我差不多,自稱會看相算命,握住女同志的手看手相。起初我笑他占點便宜而已,有人卻說他真是准極了。後來抗大不再見到雷英夫了。再後來聽說中共很多領導人都接見過他,認為他是一個奇才。1940年我在重慶又見到這位仁兄,他吹得更大了。他說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是相信星象的。我說:『唯物主義者怎麼會相信星象呢?』他說:『星象也是物呀。』雷英夫又說:『他曾對毛澤東說,星象是一門科學,不是迷信。』毛把他派在葉劍英身邊當參謀。葉也相信星象。中共建政以後,此人是周恩來的軍事秘書。據說韓戰期間他準確判斷美軍的登陸地點,立了大功,毛和中央軍委都表揚了他」。

這一「據說」,確實也矇騙了不少人。雷的謊言長期未能揭破,難道就是因為他的頭上還有一圈「周恩來的軍事秘書」的光環?

2、不守本份的將軍

據權威資料,總參作戰部1952年取消了局一級編制,改為部——處編制,作戰室亦隨之撤編,雷英夫改任作戰處(一處)處長。1955年9月,雷英夫授銜大校。翌年7月,擢任作戰部副部長。至文革前夕的1965年12月,作戰部部長為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李靜、王德。雷、李、王資歷相近,雷、王均是1961年晉升少將,李1964年晉升少將。

以後的事實表明,雷英夫是一位熱衷政治、不守本份的將軍。其所作所為,遠遠逾越了作戰部副部長的本身職責。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後來說,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稱有「重要情況」向毛報告。及後,葉群在杭州見毛,林彪讓葉群隨信帶交毛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之外,其餘全部是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羅點點說:「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當時在海軍工作的李作鵬寫的。有當時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在林彪、葉群向他交底之後,他主動寫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討林彪和葉群的歡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說成是對爸爸觀察了六年,早就獨立發現爸爸有問題的人。這使得他在林彪葉群倒台以後頗有一點被動。如果篇幅允許,我在事情進行到那時,也許還會寫一點他的故事」。

據以上羅點點的轉述,自羅瑞卿1959年接任總參謀長那天起,雷英夫就對羅進行了「觀察」,「早就獨立發現」羅有問題。這是我們這位「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在「預測」了美軍仁川登陸後的又一重大「發現」。

可惜,翻遍了羅點點全書,再沒有找到雷英夫後來的故事。我們也無緣知曉雷英夫1965年12月揭發材料的內容細節。但可幸的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雷英夫參與揭發的有關羅瑞卿問題的另一份材料,這就是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三人在1966年3-4月間召開的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上的聯名發言——《堅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同志篡軍反黨的陰謀》。

該聯名發言材料指稱:「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陰謀篡軍,陰謀搞顛復的嚴重罪行,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

「羅瑞卿同志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很多同志已進行了系統的揭發和批判。大家都講得很好,事實俱在,鐵證如山,羅瑞卿同志不論如何狡辯,也是抵賴不了的。

「羅瑞卿同志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面也犯有嚴重錯誤。最嚴重的是他向黨伸手,進行篡軍反黨活動。多年來,他目無組織,鋒芒畢露,橫行霸道,個人獨斷。他不尊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志。對毛主席、黨中央、軍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許多方針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陽奉陰違,任意歪曲,就是公開唱反調,拒不執行。許多重大問題不請示,不報告,不傳達,擅自決定,一意孤行,對上對下實行封鎖,一手遮天,為所欲為。特別陰險惡劣的是,他公然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污衊仇視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計地反對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黨伸手,逼林彪同志讓賢、讓權。至於他工作上極不負責,作風上橫行霸道,壓制民主,愚弄群眾,指手劃腳,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實說明,羅瑞卿是一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感情的人,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是我們黨內、軍內的極端危險分子」。

聯名發言舉了眾多事例,對羅瑞卿「在組織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奪權等」九個問題作了「分述」:

(一)私自改變毛主席、黨中央、軍委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

(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和毛主席唱反調。

(三)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地方武裝的批示。

(四)不准傳達總理和軍委常委關於檢查昆明軍區作戰問題的指示。

(五)不尊重軍委和軍委常委各同志。

(六)封鎖。

(七)撤謊、造謠、挑撥、抵賴。

(八)伸手。

(九)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的聯名發言,與葉劍英、謝富治、肖華在同一會議上的發言,構成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報告的主要框架。1966年5月16日,在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5·16通知」下發的同一天,該報告及作為附件的葉、謝、肖、楊等的發言,亦由中央同意批轉下發。

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是一個不對稱的組合。未取消軍銜前,楊是上將,王為中將,雷不過是少將,雷與楊之間,級差頗大。令人納悶的是,當時副總長有五位(張宗遜、張愛萍、彭紹輝、李天佑、王新亭),楊為什麼不拉上他們其中的一兩位聯名,而要紆尊降貴,拉上下屬二級部的一位部長和一位副部長?總參下屬的二級部不下十個,為什麼單單就要找作戰部?而當時作戰部的副部長除雷之外還有兩位(李靜、王德),為什麼僅僅就找雷一人署名?

以筆者推測,那是因為自翊「洛陽才子」的雷英夫,才是聯名發言稿的真正執筆人。但無論如何,這樣聯名發言的形式總顯得有點兒怪怪的。葉、謝、肖的發言,就沒有採用與部屬聯名的方式。

3、總參「8·25事件」

根據相關資料,1966年3-4月間,總參作戰部再提拔增加了六位副部長,即:徐芳春、譚旌樵、張桂文、王強、孟平、成學俞。這樣,文革前夕,作戰部的副部長人數連雷英夫在內共達九人之多。

當年8月25日,總參發生了有名的「8·25事件」,半年前的楊成武、王尚榮、雷英夫這一總參批羅的「左派」組合,產生了裂痕。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有關這一事件較為詳盡的描述,當為陳虹的《總參「八·二五」事件真相》。陳虹時為總參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又在總參文革辦公室工作,該文的資料來源應具相當可靠性。根據陳文,「8·25事件」的大致經過如下。

8月22日,總參黨委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機關師以上幹部會議,楊成武作了機關開展文革的動員報告。隨即機關就有人到旃壇寺(筆者註:總參機關所在地)貼大字報,說楊的講話是壓製革命運動。「隨後,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一批大字報,其矛頭大部分是對着總參領導的」。

8月25日上午,毛澤東按照預定安排,要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筆者註:經核對新華社電訊稿,毛澤東接見的時間應是當日下午),陪同的有周恩來、楊成武和彭紹輝,國防部外事局(筆者註:即總參外事局)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陪同和引見的人還沒有到場,外事局參謀孫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徐業夫將他接到孫電話事告之楊,楊請示了周恩來,周同意了楊為照顧群眾情緒,不要潘參加接見的建議。

當日下午,總參黨委召開會議,研究和具體部署機關文革事。外事局一些幹部得知總參黨委在開會,即衝到北樓6層總參黨委會議室,質問楊成武,同時向總參黨委提出抗議,「說什麼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眾要求,同意不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外賓活動,楊成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

「在那個會上,群眾未來衝擊之前,楊成武就將25日毛主席接見潘未參加的情況向到會的同志講了。當外事局衝擊會場的同志退出後,楊成武又向到會的總參黨委委員和列席的部、局領導重複了一遍。王尚榮是總參黨委委員,參加了這次黨委會。楊成武兩次敘述潘未參加接見的經過,他都親自聽到了的」。但「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作戰部是總參第一部,位置顯要不言而喻,「當作戰部的大字報一貼出,各部、局馬上響應,紛紛貼出了大字報,表示對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動』的支持。總參機關的形勢,發展異常迅猛,使人有『烏雲壓城』之感」。

按照軍委和總政的指示,「那時軍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在各單位黨委領導下進行的,總參的運動才開展兩三天,就發生了衝擊總參黨委的事件,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當時,周總理知道了很生氣,很快給楊成武打來電話,詢向情況,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周隨即親筆寫了一信說明事情原委,徐業夫也於27日寫信給總參黨委說明當時情況,總參黨委收到兩信後,第二天公佈於眾。作戰部的人看到周、徐兩信,立即翻了過來,說他們受騙了,上了外事局一些人的當。「他們群情激憤,集合隊伍,摩拳擦掌,要去沖外事局,有的甚至幾乎要動手打起來」,楊成武當即制止。

總參近乎亂了套。8月30日,葉劍英在三座門(筆者註:軍委辦公所在地)召開會議,「肖華、張愛萍、王尚榮、雷英夫和楊成武都參加了。葉劍英主持會議並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也講了話,指出王尚榮、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楊成武有什麼缺點,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但不允許這麼搞。張愛萍副總長也講了話,批評了王、雷二人。王尚榮、雷英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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