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與「紅旗能打多久？」＊阿波羅新聞網

一、眾生憂紅旗多久，須菩提諸天雨花

九大落幕，「朱毛之爭」畫上句號。三天後，紅軍初期的另一重要歷史公案「紅旗能打多久」開始。

「紅旗能打多久」其實並沒有形成爭論，不過是紅軍隊伍中一度存在的一股思潮。這股思潮歷來被黨史軍史界的主流學派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消極悲觀的取消主義的錯誤思想，林彪也被認定為這種錯誤思想的「代表」。

林彪生前對此一直不服氣，心中有牴觸。即使是在四十年後當了副統帥紅極一時的年代，林彪的內心仍然對四十年前的這一段歷史公案耿耿於懷，企圖翻案。他也要樹立他一貫正確的歷史形象。

1969年9月的某天，林彪重遊井岡山。這是一次經過林彪同意，葉群精心策劃的重大政治行動。林葉讓文人捉筆填寫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全詩如下：「繁茂三灣株樹，茫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勢把敵頑埋葬。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啟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鬥志不容稍減。」

全詩的核心就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兩句，言下之意我林彪從來都是「革命意志堅如鋼」的，哪有什麼懷疑「紅旗能打多久」的事，你老毛當初是誤會了，現在既已樹我為接班人，就該將這件小事為我平反了。豈料毛澤東用紅鉛筆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下面畫了兩條粗槓並打了一個問號，說道：「這是歷史公案，不要再翻了。」林彪翻案企圖被毛澤東一眼洞穿，一句話否了，可謂「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

「九一三」後，當局又在「紅旗能打多久」問題上做文章，用於說明林彪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只因為偉大領袖的一再幫助與挽救才沒有當逃兵。而眼前發生的「九一三」正是四十年前林彪故態復萌與本質暴露。由此坐實林彪從來就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而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名投機分子；坐實林彪的「三反兩叛」由來已久，以此來向全國人民交這一筆永遠無法釐清的爛賬。

（一）「紅旗能打多久？」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這段公案最標準的說法是：「紅旗到底打得多久？」，八個字一個疑問號，這是毛澤東信中的原話。通常用六個字表述「紅旗能打多久？」有的文章表述為「井岡山的紅旗能打多久？」加上「井岡山的」四個字並不妥當，雖然這種思潮是在井岡山時就有了，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那封信並不是在井岡山寫的；而且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仍然普遍地存在着這種思潮。

六個字也好，八個字也好，表達的是同一種思潮。對於曾在井岡山及後來走下井岡山的大多數兩湖、江西、福建籍的紅軍戰士，他們的問題其實就是「現在這樣的日子還能堅持多久？」

其中又細分了兩層意思：

①就這麼一座山，就這麼幾百戶人家，人嚼馬料從何而來？能維持多久？

②就這麼一點人馬，就這麼幾桿槍，國民黨大兵一旦來剿，如何敵得過？

於是又派生出兩種想法：

①消極的：混到哪天是哪天；

②積極的：想方設法謀出路？

這樣的想法太正常不過了，普通將士們全都有的想法。

毛澤東既是一般人，又是與眾不同的。雖然他也看到了現實問題，同樣也有「紅旗能打多久」的想法；但他「獨觀大略」，漸漸形成了「守時待變」的宏觀策略及「一年佔領江西」的積極戰略。畢竟已經擁有了一個自己的山頭，先就這麼着「落草為寇，佔山為王」，可以休整，可以練兵，坐待天下之變，靜候革命高潮之到來，屆時再作進退之謀。

再說了，對於毛澤東，他有別的選擇嗎？他別無選擇！如果按「紅旗能打多久」的想法發展下去，結論必然是散夥了事。對於將士們可能還有家可歸有田可種，但對於毛澤東他已經無家可歸？一旦離開了這個山頭，離開了這支隊伍，等待他的只能是「頭懸城門」。

更重要的他好歹要將這支人馬捏合在自己的手裏，這是「打天下」的資本。「打江山，坐天下」，是唯一目的。

（二）毛信中所說的「紅旗能打多久」是指什麼人？

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全文也僅只此一處提到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

按照毛澤東的分析，顯然持有這種觀點的是「井岡山的一部分同志」，這一部分同志與前一階段極度樂觀的是同一撥同志。此外，毛澤東也指出這是「紅軍和地方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中央的「二月來信」也是這種思潮的代表，是隊伍內的這種思潮在隊伍外的「代表」。

（三）林彪有沒有「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潮？

毛信批判「紅旗能打多久」，但並沒有指名道姓，更沒有直指林彪。迄今為止的資料，也沒有發現林彪說過這句話。在林寫給毛的信中沒有（雖然這封信至今沒有公佈）；在毛給林的回信中也沒有「你說過」這樣的意思。

但是「有沒有說過這句話」與「有沒有這種思潮」是兩回事。

林彪即使沒有說過這句話，但有沒有這種思潮呢？筆者肯定地說林彪也是有的。理由如下：

①這種思潮人人皆有，太普遍太正常，林彪何能避免？

其實，這種思潮遠在朱毛會師之前就有了，也可以說從1927年10月毛澤東上井岡山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有了。

那些參加「秋收起義」的安源工人及湘南農民們，按原定計劃是要去打省城長沙的，期望打下大城市取得革命在湖南一個省的首先成功。誰知道「出水才知兩腿泥」，他們那點小武裝比起國民黨來簡直是太小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只不過幾天的功夫，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就稀里嘩啦地失敗了。2000多人的一個師四個團只剩下700多人，只好整編成一個團，進不能打長沙，退不能回老家，只能「落草為寇」。

毛澤東早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時就有了「當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準備，但將士們又有誰配合他「當革命的小嘍嘍」的思想準備呢？即使當了「嘍嘍」也沒有準備長期當「嘍嘍」。雖然此身已在井岡山，但面對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冬天即將來臨的艱難環境，悲觀情緒與對前途的茫然就不由自主地從每個毛孔里生出來了。無論是說出來還是隱忍不發，「紅旗能打多久」的想法存在於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及至1928年初夏，朱毛會師了，井岡山的人馬多了，短暫的興奮並沒有改變「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根本格局，而且人多了，增加了給養的困難，大當家與二當家又很快地不和，「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潮很快成為兩支部隊的共同思潮。

林彪是帶兵的人，天天與將士們在一起，將士們的思想他怎能不知道？將士們的情緒又怎能不感染到他？

井岡山「窮人要翻身」的革命紅旗與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有什麼根本性質的區別？兩者都是農民起義，前者雖被貼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標籤，但對於大多數將士而言，他們哪能搞得清楚兩者有什麼本質區別？

當年梁山上的英雄好漢們「大碗吃肉，大碗喝酒」，仍然也有「杏黃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梁山的大頭領宋江正是認識到「杏黃旗」不可能持久，所以才在最高決策層秘密地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們不斷地思索着為眾兄弟們找出路。

井岡山的將士們沒有過過一天「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天天「喝着南瓜粥」，更是很自然地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每打一次敗仗，這樣的情緒越瀰漫，這樣的問題越尖銳，他們也把困惑的目光投向他們的宋江——毛澤東。

而井岡山的鬥爭，也是勝仗打得少，敗仗打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敗仗莫過於由「出擊湘南」引起的「八月兵敗」了。其實，「出擊湘南」也是在「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潮下的一次「找出路」行動。但是，出路沒有找到。頭伸出去了，差點被人家打碎，於是又縮了回來。「八月兵敗」更加重了這種思潮，分兵閩中與梅縣之役的失敗同樣如此。

②毛澤東本人也有這種思潮，有時還是林彪給他加油鼓勁。

其實對於「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內心也有這種思想。但他是領導，必須要將內心深處的憂慮隱藏得很深，輕易不能對他人言，否則就會亂了軍心。但是，他在給1928年11月底寫給中央的信中一樣也流露了這種情緒。他說：「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處，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我們深深感到寂寞，我們時刻盼着這寂寞生活的終了。」（毛選四卷本，第80頁《井岡山的鬥爭》）

「時刻盼着這寂寞生活的終了」，卻看不到何時能終了，這不就是「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潮的反映嗎？

再如，毛澤東在「朱毛之爭」的過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消極情緒，有時還需要林彪同志給他加油鼓勁。如在1929年6月8日的白砂會議上，毛澤東就打算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林彪為此寫信給他道：「你今天提出的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應離開前委。我希望你以後應該有決心來糾正一切同志的錯誤思想。」毛澤東確實受到林彪之信的鼓舞，他在回信中說：「你的信給我以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

我們今天重新審視歷史，再也不能停留在「造神運動」的年代，不要以為毛澤東是「超級丹」無往而不勝，就永遠沒有消極悲觀的時候，永遠是那麼「革命意志堅如鋼」。用鄧小平常說的那句話說：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③毛澤東尚且如此，何況林彪，當然也有這種思想。

湘南之敗後，王爾琢犧牲，林彪當上了28團團長，由一般幹部變成了高級幹部了，但是剛當上團長的林彪情緒卻不高，面對紅軍新敗，林彪在日常生活與行軍途中也常發牢騷說：「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這種牢騷話就是「紅旗能打多久」的「翻版」。

有人說這兩句話是「九一三」後才出現的，是不足為證的。其實我們在這裏並不是呈堂作供、法庭辯論，相信不相信是見仁見智的事。蕭克的回憶中也談到林彪有這種情緒，是不是可以為證呢？而且在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也反證了林彪有這種思想。

毛的信中說：「林彪同志，我從前頗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內也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

以上三點足以說明林彪也有「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想。有是正常的，「有」也不是錯誤。在這一點上可說是「錯誤言論人人有份」，無論是毛還是林，都不可能永遠那麼「革命意志堅如鋼」。

（四）林彪是不是「代表」？無關緊要！

既然這種思潮人人皆有，大家都在下面嘰嘰咕咕，把困惑的目光投向毛澤東；既然毛澤東自己也有這種思潮，對將士們的情緒瞭然於胸，他自己也是焦慮的；但是畢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去當面質詢或問詢毛澤東，也就是沒有一個「民意代表」，也沒有一個代表「民意」的「提案」。

「古田會議」落幕第三天，恰逢1930年的元旦，大雪初停，天空放晴；古田內外，銀裝素裹，部隊裏可能也放放假，搞點伙食改善什麼的。但是作為指戰員的林彪卻高興不起來，面臨着風聲越來越緊的「三省圍剿」，他心事重重，於是以《新年賀信》的名義給近在咫尺的毛澤東寫了封信。

林彪這輩子給毛澤東寫了多少次信？無法統計。但是半年前的6月8日「白沙會議」前，林彪曾經給毛澤東寫了信。那封信是支持老毛的，也是為老毛鼓勁打氣的，這封信則是與老毛討論問題的。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那封信收到了好效果；這封信則被毛澤東抓了個「活典型」。你林彪同志6月8日的信中不是說嗎「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現在就拿你作個「代表」。

由於有林彪的信，又有了老毛的回信，林彪就當了「紅旗能打多久」的代表。

林彪是稀里糊塗地當了「代表」，其實林彪是「被代表」。無論是「代表」還是「被代表」都不重要，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是，不能說明林彪是狗熊；不是，也不能說明林彪是英雄。

筆者認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根本不是是非問題；林彪「被代表」也不是是非問題。某些專家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為林彪鳴冤叫屈，說明缺少把握事物本質的能力。

（五）毛澤東解決思潮的兩種辦法

雖說「紅旗能打多久」的思潮具有自發性與普遍性，但它畢竟是消極的、悲觀的，對革命隊伍是渙散軍心的腐蝕劑。

在1929年12月28日召開的「古田會議」上，因為有了臨時中央的明確支持，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現在的人們津津樂道鄧小平的「三下三上」，其實在毛澤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七上八下」也不止。除去他在中共初期的黨代表大會上「一、三、五走運，二、四、六倒霉」外，秋收起義後他在蘇區黨內、軍內的地位變化就有很多次。

1928年3月，他被湖南省委巡視員周魯錯誤傳達中央命令，開除了黨籍。當然前委書記也就當不成了，當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一次。

1928年6月22日在紅四軍七大被選了下去，12月28日又被「九大」選了上來，這算是第二次。

重當前委書記的毛澤東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重新整合這支「梅縣大敗」後的紅軍，如何將軍心從普遍的悲觀情緒中解脫出來？儘管，毛澤東自己的心情也是落寞的，但他是統帥，他不能與普通將士一般見識，別人可以不着急，但他毛澤東，一軍之帥，必須要硬着頭皮想出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毛澤東的辦法是兩條：

一條是說。在宣傳與論上，一再宣稱革命高潮一定會到來，而且很快就要來了，大家不要灰心。當然這樣的宣傳也不能空對空，必須得有一些國際國內形勢的分析，對此毛澤東是長項；

另一條是干。在軍事行動方面提出「一年爭取江西」和在游擊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主張。

（六）林彪的信給毛澤東提供了一份「溫和的反面教材」

對於毛澤東的這兩條辦法，許多人並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在不相信的將士中，林彪的確堪稱為「代表」。

林彪的內心並不是認為革命高潮永遠不可能到來，否則他就不革命了。林彪只是認為革命高潮不可能迅速到來。所以他認為毛澤東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不靠譜，「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主張脫離實際，林彪只贊成在粵贛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

「九一三」後，在陳毅對林彪的揭發批判材料中披露了這樣一個史實：林彪曾在會上當面反對毛澤東「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陳毅說：「主席就在那個會上提出來，說江西的革命條件成熟了，我們準備一年之內實行爭取江西計劃。……中國革命的高潮就快要到來了。我們現在要用紅軍和地方武裝來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有些同志對形勢估計不足，應該教育這些同志，批判這些同志。現在不是革命高潮有到來之可能，而現在是不久就要來了。我們要迎接這個革命高潮，我們要去推動這個革命高潮，主席那時反覆地闡明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林彪當時就站起來反對說：『你這個估計不正確，我根本不同意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怎麼還說要奪取江西一省？不能作這個估計，我們有什麼辦法去打南昌？敵人有一個旅、兩個旅尾追，我們就要避免作戰，搞得我們馬不停蹄，我們還要奪取南昌，奪取江西？這是高調，我不同意。』」

毛的信和陳毅的揭發相互印證，說明林彪當時確實反對的是毛的『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這與『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根本不是一個概念。毛林分歧不是「星星之火能否燎原」的問題，而「何時燎原」以及「如何燎原」的問題。（註：參考苗體君、竇春芳：《「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嗎？》）

毛澤東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秉燭夜書，花了五天的時間，於1月5日給林彪回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公開信，當時的題目叫《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的問題》，並隨卻印發各縱隊、大隊黨支部，展開討論。

毛澤東的信中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和流寇思想：指出「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接着列舉了能說明革命高潮將很快到來的種種理由，對悲觀情緒的根源作了種種分析；再次分析了江西的地理人文特點，堅持了爭取江西的計劃，同時也承認了「不對是規定一年為期」。在這封信的最後，毛澤東寫道：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是許多同志的共同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眺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筆者注意到，幾乎所有研究毛林關於「紅旗能打多久」的專家學者、作家無不全文引用上述這段文字。引用完了就讚美。一位作家這樣讚美道：「構思縝密，文筆跌宕，激情如涌，切中時弊」；「是毛澤東中年時期的得意之筆」；「多麼深邃的眼光，多麼科學的預見」。另一位作家是這樣讚美的：「一氣呵成，氣勢宏大，酣暢淋漓」；

許多人在意的並不是論點是否正確？論據是否充分？而是迷惑於「航船」、「朝日」、「嬰兒」這些詞兒。用趙本山的話說：哎呀媽呀，真能捅詞兒！

毛澤東的語言文字確實好，這段話就如同佛教公案須菩提尊者的「諸天雨花」般美妙，無論是過去的人，還是現在的人，只要讀過這一段的，也全都被毛澤東詩一般的美妙的語言、樂觀的情緒、飽滿的激情所深深打動、感染，於是就折服了。

（七）林彪的認可

善於獨立思考的林彪是少數幾個不為毛澤東的「美麗詩情」所惑的人，他仍然不相信這些「美麗詩情」後面的不着邊際的預見。

據說，林彪剛拿到這封信後反覆看了好多遍，他對黃永勝（井岡山老戰士，林彪的老部下）說：「毛澤東同志給我的信是個紀念，我會好好珍藏的。」他還說：毛澤東的「思想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濃厚色彩，不這樣就不能振奮將士們的激情嘛，這個道理我還能不懂嗎？但是革命高潮我看過五年也來不了。」

及至得知毛澤東將此信印發給各縱隊，各大隊的黨支部學習討論，林彪就不高興了。他說：「對革命高潮究竟什麼時候會到來的問題，我們還是應該注意事實，看今後的發展吧！」

毛澤東並沒有能真正說服凡事都能獨立思考的林彪，但是林彪還是認可了。正如林彪自己所說「不這樣就不能振奮將士們的激情嘛！」

因為有了毛的這封信，林彪也就不再提什麼「革命高潮什麼時候來」、「一年爭取江西」一類的問題了。

（八）毛澤東的本領

也正由於這封信，也正因為毛將這封信發下去讓大家都來學習討論，紅軍隊伍里的陰霾氣氛總算暫時地被一掃而空，軍心也暫時地安定了，也不再有人提這樣那樣的怪問題了，大家一時都安安心心地跟着毛委員鬧革命了。

這件事對毛林雙方的關係基本上沒有產生影響。既沒有產生好的影響，也沒有產生壞的影響。尤其是毛這一方面，他甚至會為林彪寫信給他，而不是寫給朱德或其它什麼人而高興。在毛看來，這是林彪對他紅軍精神領袖地位的承認。

這就是毛澤東作為一個「高瞻遠矚」領袖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高超本領，他能把哭的說成笑的，死的說成活的。

毛澤東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蕭子升曾對毛澤東作過這樣一番評論：

「就我所知，第一、毛澤東對他所從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規劃，他是傑出的謀略家和組織者。第二、也對敵人的力量估計得異常準確。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聽眾。他確實有驚人的說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說話的影響。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說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則就是他的敵人，就是這樣簡單。」「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經了解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假定你說他有天份，那麼他就是天才，張獻忠和李自成這兩個流寇頭頭也都是天才。他們的天份是類似的。同樣，劉邦和劉秀這兩位漢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們的運氣差一點，那麼他們也就成為強盜了。」

筆者在這裏順便說一下：毛澤東學生時代最好的朋友並不是人們常說的蔡和森，而是被人們遺忘了的蕭子升。1915年暑假，與毛澤東一齊做乞丐，徒步走遍湖南五縣的更不是蔡和森，也是蕭子升；作出倡議的也不是毛澤東，而是蕭子升。蕭子升原計劃中並沒有與毛澤東去結伴討飯，而是毛澤東聽說蕭有此計劃後表示也要參加。「湘江三友」也好，「楊門三傑」也好，都是指蕭子升，蔡和森、毛澤東三人，打頭兒的也是蕭子升。「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也不是毛澤東和蔡和森，而是蕭子升和毛澤東，而且是以蕭子升為主，為總幹事，毛澤東為幹事。

但是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所認定的「建國之才」確實只是毛、蔡二位，並沒有提到蕭的名字。但是楊教授認為蕭的品行純正，所以對蕭尤為鍾愛。

蕭的年齡比毛小一歲，實際只小八個月，而卻比毛高三屆，蕭是毛的學長。毛蕭是總角之交，毛上小學時，兩人就認識了。從1911年到1921年，兩人的友誼維持了整整十年。甚至在1921年7月，毛澤東來上海參加中共建黨大會，也是與蕭一路相跟。毛在上海，蕭也在上海，兩人住在一個旅館一個房間；毛到嘉興南湖，蕭也到南湖，也住在一起。毛曾一再動員蕭蔘加會議，但為蕭所拒絕。

所以說，沒有人能比蕭子升更了解毛澤東的品行和才能。

毛澤東高超的文字語言藝術，是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秘密所在。

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無一不是玩弄權謀的高手，如劉邦、朱元璋等，但既會「玩弄權謀」同時又會「玩弄話語」的僅曹孟德一人而已，而毛潤芝的本領比起曹孟德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在國際共運的歷史上，具有詩人氣質的馬克思的文字能力也是超一流的，但是我們不知道馬克思的實際領導能力能否與毛比肩？

（九）後話無窮

毛的文章雖然激情洋溢，花好月圓，但形勢的發展並不受他的文章指揮。

一年後，據守井岡山的彭德懷誤殺袁文才與王佐，井岡山的民眾不再擁護紅軍。井岡山於1931年3月中旬落入國民黨之手，直至1949年全國解放！也就是說井岡山的紅旗在1931年3月就倒了。

三年後，1933年年初，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博古、陳雲先後來到蘇區，包括先期到達的周恩來，只留下了一個康生負責上海局的工作。此後，26歲的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一批羅明路線，二批鄧毛謝古，毛澤東手中的軍政大權被褫奪一空。

到了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12名政治局委員的第12位。

秋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永遠失去江西蘇區，於1934年10月10日，開始長征。

也就是說毛澤東於1930年所計劃的「一年爭取江西」並沒有實現，相反中央蘇區的紅旗卻在1934年10月倒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所說的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並沒有很快到來，甚至根本就沒有來。

林彪也沒有因革命高潮沒有到來而不革命，他和他所率領的部隊仍然是紅軍的主力，擔負着長征的先遣重任，艱苦卓絕地踏上迢迢萬里征程。

「紅旗能打多久」沒有是非的問題，但是這一事件的過程卻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的天才，他總能從死棋中找出活解來；他總能靠他的生花妙筆、如簧之舌、堅強意志、霹靂手段，粘合着並整合着他的隊伍。

人們常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革命高潮」雖然沒有來，但在數年後日本人來了，全國軍民的「抗日高潮」到來了。「抗日高潮」與「革命高潮」雖然不是一回事，兩者不能劃等號，但是中國革命的「最好機會」卻真的來了。也算毛澤東的話沒有白說。

當年苦撐危局，苦等革命高潮到來的毛澤東，最能體會到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革命的意義，所以建國後三番五次地表示要感謝皇軍。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是實話實說的。

林彪成了「紅旗能打多久」這種對革命消極悲觀思想的代表人物。林彪冤不冤？有人說冤，甚至有人說比竇娥還冤。筆者認為並不冤。歷史已經證明，有也好無也好，都不是什麼醜事，相反林彪的「獨立思考」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再一次證明，林彪在「朱毛之爭」的單槍挺毛，也不是什麼「投機」，更不是什麼「效忠」，而是獨立思考的「選擇」。

二、遭挫敗鬼不上門，雪中炭林彪寄情

「朱毛之爭」後又三、四年，毛澤東遇到他政治上最失意（最失意並不等於最兇險）的時期。毛相繼被先後來到蘇區的項英、任弼時、周恩來、博古與洛甫排斥，並遭到贛南會議和兩次寧都會議的批判、排擠和打擊。

江西中央蘇區從無到有，已歷經五、六年的時間，是毛與朱、彭、林等一手辛辛苦苦開闢起來的。就像一個小孩子，是毛一把屎一把尿地將其拉扯大。及至成了一點小氣候了，卻被這些從上海來的「洋房子先生」鳩佔鵲巢。

而且，這些人都是在上海混不下去了的一群「倒霉蛋」。毛心中本來就無限的不爽，更何況這些「洋房子先生」還趾高氣揚，不僅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重，還依仗着中央的名義以及國際的招牌對他百般打擊。

換誰，誰受得了？

當博、洛為首的臨時中央到達蘇區後，毛的黨、政、軍大權竟被一擼到底，成了一具政治殭屍。尤其是博古，年紀那麼輕，就當了臨時中央的總書記，也不知這個總書記是怎麼當上的？毛在上海參加一大時，博古僅14歲，一個屁孩兒，喉結還沒有，乳頭還沒有發硬！現在竟敢騎在毛的頭上拉屎拉尿了。

毛澤東的親屬也同時受株連，遭打擊。此時楊開慧早已犧牲，井岡山上的「二奶」賀子珍也就以最自然的方式扶了正。賀原先為毛管理文件，現在改去當收發了；大舅哥賀敏學被免去24師代理師長的職務，改去紅軍大學學習了；小姨子，也就是小阿弟毛澤覃的愛人賀怡的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消，到黨校去接受批判；毛澤覃本人則淪為所謂的「鄧毛謝古」小集團分子，被撤職，挨批判，被追查「反黨活動」。同時被撤職查辦的還有那個在「八七會議」上做會務的鄧小平，毛澤東對他的印象也不錯。

賀怡很傷心，有時就到姐姐姐夫的住處來發牢騷，討主意，說着說着，就流了淚。毛澤東只是兩手一攤，無奈地說：「都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

共產黨內的黨內鬥爭說是「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對事不對人」，實際運作起來從來都是「對事也對人」。毛澤東是這樣對待別人的，別人也是這樣對待他的。所以後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就公開聲言：「對事，也要對人。」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此時的毛澤東饒是足智多謀，也一籌莫展。媽媽的！喝了他娘的洗腳水！

多年後，毛澤東回憶這個時期的辛酸，說了一段很有趣的話：

「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尿，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真夠慘的！

如今的那些相聲、小品演員，為了逗大家一樂，往往拿自己開涮。如潘長江三句話離不開自己的個頭兒矮小，趙本山說了自己是鞋拔子臉還不夠，還要進一步說的是豬腰子臉。范偉則是「腦袋大，脖子粗，不是當官就是伙夫」。

毛也拿自己開涮，那可不是為大家逗樂兒，而是一種無限憤懣的真情渲泄。

就在毛澤東處於這樣的人生最低谷，最悲憤的時候，林彪既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劃清界限、撇清自己。而是不忘舊主舊情，隔三差五地帶着好吃的好喝的去看他，噓寒問暖，雪中送炭、並請教一些打仗的問題。有時他和聶榮臻一起去，有時他派警衛員來送這送那。

人在落難的時候，得到老部下的如此關心，能不讓毛從心底里感動嗎？

其時，毛澤東已是「浸在糞缸里的木菩薩」了，誰能想到後面還有一個「遵義會議」；誰還能想到將來有一天，這些人一個不拉地全都敗在毛澤東的手下呢；更有誰能想到十多年後，此人將君臨天下！

即使林彪再有天大的過人之識，也絕不會想到這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