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克爾參加奧斯維辛紀念日活動
戰後十幾年，德國人「集體失憶」，只將自己視為戰爭的受害者
近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日期間，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正視歷史是和解的前提」，說明「二戰後德國能夠幸運地被國際社會再度接受，是因為德國徹底與過去訣別」。默克爾在這裏有意掩蓋了一個事實：德國也是在經過了幾十年的曲折後，才有了今天對納粹歷史較為徹底的反思。
自1933年希特拉上台，納粹統治二十餘年。戰後德國分裂，東德自居為反法西斯國家，沒有歷史包袱;西德則在法律上繼承歷史上的德國，須面對納粹這一歷史問題。戰後初期，在美佔區還有18%的德國人「認為一個獨裁者的政府能夠創造強大的國家」;33%的人相信「猶太人本就不應該享有同等權利」。此外，在47%的人看來，「納粹主義是一件辦壞了的好事情。」
因此，盟國確有必要在德國實行「非納粹化」：解散納粹組織，廢除納粹法律，逮捕納粹罪犯。紐倫堡審判後，美、英、法三國又在各自佔領區清查納粹分子，涉及案件數百萬起。但冷戰爆發後，西方盟國急於建立一個穩固的德國，不願再在非納粹化問題上耗費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萬人被定為「有嚴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斷赦免後，至1948年5月，僅剩下2806名「死硬」納粹分子待審了。
原本依照非納粹化法令，1937年前參加納粹的黨徒一概不允許在政府、企業中任職。但事實上，為維持政府運作，大批納粹分子被恢復崗位。以1950年的符騰堡—巴登州為例，其國務部有前納粹分子936人，非納粹分子249人;財政部有前納粹分子1764人，非納粹分子不過438人。阿登納總理府的國務秘書戈羅布克，當年參與起草了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1933年就加入納粹，在希特拉政府中任職的庫爾特·基辛格，甚至於1966年當上了西德總理。
隨着西德建立，非納粹化行動草草結束。阿登納對歷史問題採用「實用主義」方針，既承認納粹犯下的罪行，給予猶太人賠償，但又強調德國人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使西德人在整個五十年代都沒能反思歷史，只談論盟軍對德國的轟炸、東部領土的喪失，以及數百萬被驅逐的難民、戰俘。「集體失憶」大行其道。
西德人當時還極力反對「集體罪責」的說法，用阿登納的話說，「大多數德國人民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的暴行，大多數德國人民與這種暴行無關。」
60年代，西德人開始反省歷史，但「華沙之跪」，僅獲42%支持
1959年，西德以全國中學畢業生為對象，做了一次關於歷史學習的調查。調查發現，有57%的學生還沒有討論或學到納粹歷史，79%的學生沒有討論過魏瑪共和國。改變西德社會對納粹歷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為西歐潮流的學生運動。
沒有經歷過二戰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他們想知道，父輩們當初為何支持希特拉上台，又默許大屠殺的進行。很簡單，「這樣一個問題，『爸爸，在戰爭中您都做了什麼』，揭開了老一輩人的傷疤，分裂了家庭」。如論者所說，「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關注確實引發了重大改變……基本上改變了西德的政治與社會」。這種改變直接體現在歷史教科書上，有關大屠殺的內容大幅增加。
左翼的勃蘭特出任總理後，更加積極地倡導「正視歷史」，開始保護集中營等納粹遺址，營建博物館，組織紀念活動。1970年，勃蘭特與波蘭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隨後他在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下跪，成為德國謝罪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然而當時的民調顯示，只有42%的西德人覺得勃蘭特的舉動是適宜的，不少人指責他是「不要祖國的傢伙」。
保守黨的科爾上台，即改弦易張，主張解除德國與納粹的捆綁，回歸傳統，使德國走向「正常化」，德國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圍繞這個論題，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場所謂「歷史學家之爭」，並通過大眾傳媒，為公眾所關注。這場爭論最終以右翼史學家的失敗而結束，奠定了西德人對納粹歷史的共識：「為了贖罪，有必要牢記」。
兩德統一後，推行了更多反思歷史的舉措。如1994年，德國議會通過的《反納粹與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國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2005年，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揭幕……
縱觀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前後變遷，固然與德國人的認知變化有關，但主要還在於政府基於外交政策的引導。西德建立之初，積極賠償猶太人，是為了贏得周邊國家的諒解;勃蘭特在波蘭下跪，則是為了實現西德與東歐國家的和解，從而被接納進聯合國。今天，德國已樹立起勇於反省的形象，將沉重的歷史包袱，轉化為了現實的政治資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