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至3日的「溫哥華會議」已經結束幾天了，但一些人喜歡當攪屎棍與惡意猜測他人的劣習，真讓我見識了「人心險，風波惡」。我決定寫下我對這次會議過程與會外滔天風波的感受，我相信，大多數正常人自會依據事實與我的演講稿《「新常態」：中國經濟的六大瓶頸》作出判斷。
一、我為什麼接受邀請
由澳洲悉尼科技大學政治學教授馮崇義出面做召集人的同類會議其實已經開過五次，一點風波都沒有，這次之所以備受關注，乃是因為我的參加。因此，我有必要將參會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最後就一些對此會的惡意猜測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說會議緣起。接獲邀請時，我確實有些躊躇。但在看了與會者名單之後，我決定去參加這次學術討論。當時名單上有于建嶸、賀衛方、孫立平等人，但後來賀衛方受阻，於、孫兩位因有他事未能出席。應該說，這些人都是一直堅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個個都是飽學之士，其中有舊雨，還有久聞名而不曾見面的新知。有這些人參加，應該是個可以從學術層面探討中國未來的會議。以往，我們也曾接到各種會議邀請，但大多因為會議並非學術性質，我們很少參加。
舉辦單位的是家海外華文媒體《世界華人周刊》，這種媒體有別於VOA、BBC、RFA、DW等中文媒體，是由華人辦的，近年來大多被納入「大外宣」行列，也從不登載與我有關的任何信息。國內被封殺的經歷不必說了，來美國後，從芝加哥到紐約，領館從未放棄過對我的「關照」。以前在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時，領館的辦法是派人出場，輪番用「中國那麼多的成就你不說，專挑毛病，是什麼居心？」「家醜不外揚，批評腐敗，在國內還可以，到國外批評，有意將國內的問題暴露在國際社會，是什麼居心？」「我理解你受壓制的心情，但不可以誇大中國的問題」之類小兒科級別的問題來搗亂，當然是敗得很慘。所以到了紐約，紐約領館的辦法是決不讓我有任何公開演講的機會，每逢有這種機會，就直接給邀請學校施壓，公開在媒體上披露過的就有賓夕法尼亞大學兩次邀請受阻未成之事，第二次該校中國留學生學生會主席都因此被撤。《世界日報》等媒體更是自覺，即使有我參會的報道，也得將名字抹去。因此，我兒子讀八年級時曾代表州隊參加全美Mathcount，拿了第三名，《世界日報》記者看到英文媒體報道之後，立即通過學校拿到我家電話採訪，表示新州近20年來都未在全美中學生數學競賽上拿過名次，這次四位參賽者有三位是華裔，是華人的驕傲，希望請家長談談如何培育子女。我當時笑謂記者，你如果知道我是誰，恐怕不會登載這條消息了，所以咱們還是別浪費時間。女記者要求我說清楚為什麼，我說，你知道我的名字就足夠了，我是何清漣，你們報社還能採訪嗎？女記者沉默了一會，說我去問問總編，事後再無音訊。至於中國國新辦副主任錢小芊讓德國之聲停止我的專欄，後來引發張丹紅事件，更是紅色滲透擴及到中文媒體的一個例子。我先生程曉農多年主辦的《當代中國研究》曾經是國內外學者一個很好的中文學術平台，我也常在上面發表自己的重要學術研究成果，在國內的大學裏有較大影響，被好些學校的教授作為重要參考讀物被推薦給學生，但在2009年被北京指使的人破壞。
基於此，我覺得，以往很少有機會與國內來的重要學者藉助會議平台交流，這次會議有這樣的機會，主辦方不設限制，我能按自己的意願發言，為何不參加？以上就是接受這次會議邀請的全部過程。
二、溫哥華會議內外略述
臨行前接到德國徐沛女士轉來的一篇文章，即溫哥華的民運人士李一平的《大外宣海外設陷阱，眾公知集體赴鴻門》，我很不同意他文中對諸位學者能力的評價，比如吳國光先生，我認識多年，他在未屆30歲之時進入趙紫陽智囊團隊，在那麼多優秀人才中脫穎而出，這件事情本身足以證明其優秀。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我曾與他見過多次，深感他除了有憂國憂民之心之外，見解也多有獨到之處。比如他多年前就提出「縣政中國」，指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地方自治。
會議第一天是閉門會議，目的是讓大家毫無顧忌地談出自己對中國現狀的思考。在座有三位憲政學者，三位經濟學者，還有政治學者與教育學者，每個人主講20分鐘，餘人或提問或贊同或質疑，不拘一格，非常熱鬧。總的來說，是次難得的腦力激盪。大家都深知積弊，更曉時艱，但還是希望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
第二天公開演講，基本上與閉門討論主題類似，我則側重於經濟，該演講稿《「新常態」：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瓶頸》已經發表於美國之音網站上。中午吃飯時，《星島日報》旗下《都市報》的主編張曉軍先生對我提到，他看過我寫的關於海外大外宣的幾篇文章。當時還有其他華文媒體總編在場，作為華文媒體總編的他居然提起這事，我很好奇，問他的看法，答稱：「很贊同，但內部情況更複雜」。飯後他表示要送我回會場，讓我坐他的車，我告知會議主持人後就坐上他的車。開了一段路後他告訴我，要帶我去一個地方見一些人。我當時雖然覺得奇怪，但還是答應了，只表示希望不要耽誤下午開會。然後他載我去了一家飯館，見到了李一平、劉沙沙與楊匡三人。劉沙沙女士我在推上曾「見過」，算是半認識。然後李一平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說了請我來的目的是因為他們沒有收到參會邀請，沒有門票。並希望我安排時間與溫哥華的異議人士聚談。我告訴他，日程很緊，看過日程安排後儘量找時間，並表示歡迎他們參會。李一平說，主辦方擔心他們會來「砸場子」；我笑說，如果不抱砸場子的心情而是討論的姿態，大家更容易交流，更何況，你還沒聽會，怎麼就先決定「砸場子」呢？張曉軍與李一平聽後一想，均表示同意。下午他們約有20多人到會，大都就當前的政治經濟問題尖銳提問，主講嘉賓也一一回答，並無理念上的不同。散會後，我、吳國光、曉農、張博樹等幾位與他們一道討論，由於只有一小時左右的時間，他們自我限制每人自我介紹並講述三分鐘，大家並無觀點上的對立，算是次見面會。對於李一平文章里的用詞，我們都提了意見，希望大家彼此尊重。中國社會進步，既需要行動者，也需要思想者。主辦方邀請他們參加當地僑界晚宴，約有十幾位一同前去。李一平文章發表之後，曾有少數人期待會上「發生點什麼」，結果是什麼也沒有發生。
溫哥華的異議作家黃河邊到會並參加了晚宴，會後他寫了一篇文章，《溫哥華華裔議員迴避「國際論壇」：怕什麼》，因為這些議員擔心受政治牽連不敢參會，建議他們以後不要放過這種機會，不要害怕被「反革命」洗腦。
三、會外餘波未了，「叛徒」之詞可笑
會上沒發生什麼，海外民運的老一代見多了這種會議，大概知道是尋常事一件，幾乎未引起注意；國內人士則奇怪，為什麼我會被邀請，難道預示什麼方向？而推特中文圈裏卻發生了巨浪。項小凱發表推論：「《世界華人周刊》，不過是個海外統戰刊物；其總編楊恆均，則是業已出櫃的黨國人士。在以此為背景的『2015溫哥華咸氏國際論壇』，海內外一干所謂自由派學者，如茅于軾、何清漣、吳國光、張千帆、馮崇義等，上前為其捧場，真可謂招之即來。黨國最需要買進的，正是這種群體站台的影響效果」。其餘謾罵者的惡意猜測辱罵，比如罵我是「民運的叛徒」，表達了一種邊緣者的失敗感。
一個正常的學術會議，一群對中國前途負有責任感的學者，在國內缺少自由討論空間之時，借溫哥華這塊地方開了一次會，竟被一些心胸狹隘的人別有用心地認定這個會議是個「招安會議」。如果真象他們說的那樣，只能說他們離自己的執政夢還非常遙遠，除了暴露他們自己對「招安」多麼在意，對與政府打交道多麼陌生，再也不能證明其它。他們不清楚的是，這種召集各種批評者參加的會議，在90年代中後期曾成為風氣，江澤民時期很多，國務院、中紀委都舉辦過，我也都受邀參加過。參加一次會議，並不表明批評者就會被他們視為「自己人」，參會的批評者也從未自賤到以為這就是「招安」。這次溫哥華會議的與會者除茅老外，大都是50年代生人，吳國光、程曉農、吳偉三人都是「紫陽派」，1980年代經常出入中南海開會；茅于軾先生在海內外更是不缺少發言機會；信力建是位成功的民間教育家；張千帆、張博樹與我都是體制內的批判者。我們當中的人，幾乎每個都曾「身經百會」，過去既然不惜批判體制，當然更不可能因一次會議接受「招安」。
對這次會議惡意猜測者，如同吳國光在《關於「自由派」溫哥華「醜聞」的三個提問》中揭穿的兩類人：一是希望通過激烈貶斥他人來構建自己的地位，因為「放倒了頭一排的本營戰士，自己就可能成為領袖人物」；二是失敗者，如同吳國光文中講的那類人，即「『中國模式』導致兩極分化，搭不上有錢有勢『盛世』關係網的人不少，……這樣的人轉而打起『民主』、『自由』的旗號」。我想將吳國光的表述說得再透一點：這些人可能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鬥士，他們只是將民主自由當作「飯碗」，時時刻刻想着走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因過分渴望而生嫉妒，這才以己度人，有了項小凱「買」的說法。我想問問項小凱，你既然批評習近平控制輿論，抓人封嘴，如今卻說當局買我們「集體站台」，我們這數位在溫哥華呆上幾天，每天都在分析體制弊端、經濟末路。那麼，你究竟是改變姿態轉而稱讚習近平「花錢買批評」的肚量，還是因為你沒能被「買」去「站台」而心生嫉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