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訢是「朝廷統治機器重要的平衡輪」
1884年5月2日，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發表了一篇震撼性的報道：「中國前總理恭親王自殺身亡」。這篇報道回顧了這位中共總理「兩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後的甲午戰爭才會來到)的政治生涯，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並且拿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來做陪襯。據說，每當西華德談起中美關係，為了強調自己的權威性，最愛將恭親王掛在嘴邊：「恭親王與我共同認為……」
這篇長達近千單詞的報道，代表了當時美國及國際社會對恭親王奕訢的主流評價，但其核心內容卻大擺烏龍。52歲的恭親王還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環繞着綠樹紅牆的王府中，盪起雙槳，推開波濤，看着陽光灑在湖面上。
無風不起浪，恭親王的確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處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釋兵權
引發恭親王下崗的直接導火線，是日講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摺，從題目就能看出其鮮明的立場：《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此時，中法戰爭已經爆發，清軍在越南北圻喪師失地，朝野震驚。盛昱奏摺中的攻擊目標是政治局委員兼中組部部長(「軍機大臣兼吏部尚書」)李鴻藻，正是他推薦任命了前敵將領，但是，恭親王作為首席軍機大臣，不能不承擔領導責任。盛昱的本意，在於敲打敲打軍機處，推動善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但是，5天後，慈禧太后的批覆令眾人大吃一驚：軍機處全體下崗。
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沒有召見軍機大臣，而只是召見了軍機處的「秘書長」(領班軍機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擬定了聖旨，指責恭親王等軍機大臣「委蛇保榮」，地位越來越高，卻越來越不思進取(「爵祿日崇，因循日甚」)。處理結果是，恭親王奕奕訢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廉降二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佈組建由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組成的新的軍機處，隨後又宣佈「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至此，以醇親王奕譞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組成。
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樞」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搶班奪權的「疑似政變」，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反動」勢力向以恭親王為首的改革派們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戰爭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親王的權力，至於李鴻藻等人，則成了陪襯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樞」當然有極為濃厚的權爭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奪權」之外，恭親王也的確在此前暴露出了極大的破綻。
根據當時的末班軍機大臣、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的日記記載，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越南軍情。當天，軍機處已接到電報，確定了北寧、諒江失守。會議上，恭親王卻大談當年十月為慈禧祝壽進獻之事，「極瑣屑不得體」。慈禧太后終不耐煩，表示說早已決定不為生日搞什麼「進獻」了，何必請旨呢?「且邊事如此，尚顧此耶?」但恭親王「猶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個半小時)，幾不能起」。第二天的會議還是如此，還增加了一個惇親王奕誴(恭親王的五哥)，兩位王爺兄弟「所對皆俗語，總求賞收禮物」，慈禧太后的話就開始說得重了：「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發言，勸兩位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總算給大家找了個台階，「兩王叩頭，匆匆退出」。翁同龢則在當天日記里感慨說：「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記，雖然經過他日後不斷地修正調整，但基本事實的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弔詭之處在於，此前在處理一系列內政外交中殺伐果斷的恭親王，何以此時變得如此瑣屑?年齡上，他此時才50出頭，作為國家領導人，正是年富力強之時，雖然從1883年開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經病癒：經驗上，從20多年前臨危受命，與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談判開始，他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國上下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比他更能駕馭複雜的局勢。只有一種合理解釋：恭親王的變化，非自主也，實無奈也。
8年前(1876年)，恭親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後，慈禧太后將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安插進了總理衙門。李鴻藻是倭仁一類的人物，能唱出調門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幹事，只管挑刺，做監工。毫無疑問，這種組織措施上的「摻沙子」，就是為了防止恭親王在這個幾乎等於「國務院」的衙門中尾大不掉。曾經團結一心的總理衙門，從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維持着一團和睦。
在這之後，無論軍事、經濟、人才建設等任何改革，都無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橫炮的、使絆子的，弄得恭親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離職，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對峙。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議派」高喊主戰，實際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們的背後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這位王爺此時也政治春情萌發，希望能貢獻力量了。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則認為此時最好還是避免戰爭，以外交手段為主，韜光養晦，夾緊尾巴，先把國內建設搞上去，厚殖國力。
了解家底的恭親王是傾向於韜光養晦的，但卻架不住主戰派的道德攻勢，十分為難。同樣的，作為最後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為難、上下搖擺。顯然，無論戰還是和都有風險，而無論出現任何風險，其責任當然不能由太后來承擔，恭親王就是那個註定要做「檢討」的冤大頭，這是他的角色註定了的「台詞」。而在「戰無可勝」的情況下，本就不主張冒險一戰的恭親王，選擇以婆婆媽媽的瑣屑來主動獲咎，是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個最合適的台階。
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摺，被慈禧太后足足壓了5天。收到奏摺的次日，正是清明節，慈禧太后將恭親王打發出京，隨後多次秘密召見光緒的生父醇親王，確定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以恭親王20多年執掌最高權力的苦心經營，他必然也能及時掌握這些異動情報。如果說「甲申易樞」是慈禧太后發動的不流血政變，那恭親王絕對是心照不宣、並且默契配合地「被政變」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政變」後，時人嘲諷新的領導班子比老班子無能，寫了一幅後世傳誦的對聯：
易中樞以駑馬
代蘆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記者在內，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層政治中的無奈?
平衡木上騎毛驢
恭親王在中法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奈、無力和無能，並不是第一次。與他相熟的美國傳教士、同文館校長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就說：「總理衙門這台機器是根據測微螺旋原理製造的，將震動最小化，但並不促進問題的解決。」這並非「機器」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定位問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執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威資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難以推進的。而恭親王所能掌握的權威資源，並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還必須取決於他和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權旁落，除了作為減震器外，還能做什麼呢?
在整個大清國的權力架構中，隨着恭親王地位的不斷下降，他也日益成為一個大管家而已，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與「促生產」。另一個近距離觀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國傳教士學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將恭親王形容為「朝廷統治機器重要的平衡輪」。這種「平衡輪」的重要作用，總是要在失去後才體現出來，當1898年恭親王去世後，大清國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轉彎(「戊戌變法」)，然後是向左急轉彎(「戊戌政變」及義和團)，國家元氣被折騰殆盡。
對於大清改革的艱難，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看得很清楚。恭親王去世3年之後，在八國聯軍佔領下的北京，他為英國《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撰寫了《中國、改革和列強》(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的著名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厭其煩地講述了一個毛驢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牽着毛驢去趕集，路上碰到一個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教導他們說讓驢跟着走而不騎實在是一種浪費，於是老人騎上了驢。另一個鼓吹兒童權益的改革者，卻斥責老人怎麼忍心讓孩子在一邊跟着毛驢跑，於是，換了孩子騎驢。第三個改革者責怪孩子，豈能讓患有風濕病的爺爺踉蹌步行，於是，一老一小同時騎驢。動物保護協會的人就不答應了，大聲斥責他們，告訴他們最適當的方式就是牽着驢走。最後，老人、孩子和毛驢都掉到深溝里。
赫德的結論是，不要對中國的改革橫加指責，「人們最熟悉的可能僅僅是自己所在的那個領域」而已。
而恭親王的艱難之處，不僅在於很多人對是否騎毛驢、如何騎毛驢七嘴八舌，而且，日漸喪失權力的他，還只能在狹窄的平衡木上騎毛驢。體操中的平衡木，沒有男子選手，原因據說很簡單，如果摔落後正好跨坐其上，會導致致命危險。政治體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才能杜絕「雞飛蛋打」的危險，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親王在內，作為權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國歷史上的「總理」們，總是不得不告別陽剛、走向陰柔，只關心問題、不關心主義(或假裝不關心)，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或假裝不抬頭)，並且在任何必須向老大低頭的場合，主動地、深刻地檢討自責，從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濫的年代，也能離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眾心目中操勞、親切、忍耐的好管家形象。
中國宰相，其職責就是「調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廚。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當所有的烹飪用油都已經是被深度污染而後「漂白」的「地溝油」時，大廚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儘量可口些，當毒性發作時，口舌至少還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