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媒體人。」在一家知名網站從事新聞編輯工作的小朱(化名)說。「其實我只是一個發帖員，上面有選帖員、審帖員，下面還有刪帖員。」早在2000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信息產業部就聯合發佈了《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在每一個持有「新聞牌照」的網站，都有大量的員工像小朱一樣，從事選、審、發、刪的工作，以免違反該規定劃出的細緻而全面的禁區。他們和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編輯、記者、評論員一樣，都被稱為「媒體人」。
網絡媒體監管嚴格
互聯網的發展，迅速催生了網絡新媒體的繁榮，很快引起了當局的重視。胡錦濤2007年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使互聯網成為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新途徑、公共文化服務的新平台、人們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間」。
2004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了《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國務院令第412號)，在500項「確需保留」的行政認可中，「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許可」位列第372項。在《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中，劃定了9項禁區;而在此後(2005年)發佈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又把禁區增加到11項。後者明確規定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登載、發送的新聞信息或者提供的時政類電子公告服務，不得含有的內容項目。
違反規定的網站，將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2013年5-6月期間，國家互聯網信息辦依法查處一批非法從事互聯網新聞信息業務網站。截止6月27日，有31家非法從事新聞業務網站被關閉。即使一些知名網站也不例外。2014年7月29日，鳳凰網新聞客戶端傳播情色信息被曝光;2014年10月19日，騰訊大秦網曾因違反《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被關停7天。
傳統媒體監管更甚
在中國，媒體一向被稱為「黨的喉舌」，每一個媒體都有它的「歸口管理單位」，維持着或明或暗的體制聯繫。在「文革」和「1989年六四」中，都有媒體因此而上位，或者因此而遭殃。1989年以後，當局對傳統媒體的管理日趨收緊。
2013年，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新聞出版總署與廣電總局整合成為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BBC中文網在一則題為《中國傳統媒體監管走向一體化》的評論中指出：
「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雖然在行政職能上隸屬國務院，但在實際運作上更聽從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而且一直被廣泛認為是中共控制媒體的重要工具。此外，除了不斷向中國國內各級新聞媒體機構發出行政指令，掌控中國國內輿論動向和進行言論審查外，這兩個機構也擔負着嚴控外來媒體進入中國的渠道。例如，所有外來廣電媒體要進入中國落地或與中國媒體進行內容合作，事先都要經過廣電總局的審批通過，而境外雜誌在中國境內的出版發行，也需要得到新聞出版總署的首肯才能成事。」
中宣部或者地方黨宣部門，以及各級政府所屬的監查部門，或者俱有指導性地位的媒體，則經常會發佈一些涉及禁止報導、刪除、禁止評論等方面的指令。小到不允許使用「蒙古大夫」指代庸醫等禁忌(新華社在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彙)，大到具體對某事件、某人物、某用戶，甚至某詞語的全網屏蔽，可以說應有盡有。
2014年5月26日，騰訊公司員工張賈龍被通知解除合同，理由就是他有「泄露商業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行為」。而這些「商業秘密」，指的就是這些指令。隨後的6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的《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管理辦法》稱，「應加強對新聞從業人員職務行為信息的規範管理」，「其中包含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未公開披露信息等，都屬於職務行為信息，應加強管理」。
媒體人各尋出路
這些禁令，以及各種各樣的審查，不管是針對傳統媒體還是網絡媒體，都營造了同樣媒體環境。對這樣的環境，身處一線的「媒體人」最為敏感，而他們也只是把媒體人當作一個臨時的身份，各尋出路或者正在各尋出路。
媒體人「九段」(網名)說，他1995年開始記者生涯，之後做過編輯、評論員、評論編輯，2000年在財經時報做評論編輯。期間，他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之後，活躍在網絡，提出了「新聞的公平原則」和「新聞監督的主體應是強制的」，以及「話語權不對等條件下的新聞監督方式」等觀點。
2003年後，他又在《新京報》、《領導者》雜誌、《鳳凰周刊》等媒體任職。作為一個曾經的資深媒體人，九段認為，他當初選擇留在國內從事新聞，是有着所謂新聞理想的，尤其是作為中國最早的市場化媒體工作者，那種有別於喉舌的操作方式以及當時引發的效果，很類似後來的網絡，「這種效果是一種支撐」。但是中國媒體環境的現實，從高度管制到媒體人的普遍墮落，很容易讓人變得憤世嫉俗直至絕望無奈。「在我20年的新聞生涯中，堅持是一種罪。」九段這樣總結自己的媒體人經歷。
2009年，已經覺得所謂的新聞毫無意義的九段，終於轉行金融業。這與中國新聞環境的越來越惡化有關，他認為，「年輕一代的新聞人多數缺少激情，只以飯碗為務，其中拔尖者基本都是各種小圈子敲詐，已經徹底墮落」。
在2014年7月底離職的廣州紙媒記者何光偉認為，他離職的主要原因是報社不景氣，工資太少。「這個行業就是一爛攤子。領導全是官員，他們是不會做新聞的。」「以前有點小理想，現在想想很好笑。在一個新聞不自由的國度，談新聞理想是個不現實的問題。」談及以後的打算，何光偉說，「我也會加入到你們的隊伍(自由撰稿人)中，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環境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只是養家餬口吧。」2010年來到北京時的小朱，月薪只有4000元，現在已經漲到了8000元，但是要應付越來越昂貴的房租和生活費用。「每天發帖子時，我都懷着給自己發訃告的心情。」另一名「發帖員」，小朱的同事說。
陸媒在職媒體人老孫(化名)說的很實在：討論新聞理想，都繞不開一個現實，傳統媒體是靠新聞管制來庇護和包養的，其內部的權力體系與政治體制同構。因此，媒體的價值觀不可能脫離黨手中的那條繩。市場化媒體近二十年來對政治文明和市場規則的鼓吹，不過搭了體制演進的便車。對基本是非問題，絕大多數媒體人是口齒不清東搖西晃的。這樣的後果很嚴重：媒體內部高管鼓吹新聞理想，偽，底層鼓吹新聞理想，悲。說得再漂亮，也粉飾不了上下相疑、同版異夢的真相，底層如有可賺快錢的好去處，早滾蛋了。高層如有更多優質求職者，早攆了手下這幫老刺頭。連這個前提都忽視，你在記者節寫感想寫得猝死黑網吧，又有何益?
「所謂新聞理想，不過一個內涵和外延都很可疑的大框。缺少體制慰安的屌絲們抱團取暖，歌哭在此。理想，首先得有目標，得有可行性評估，新聞理想的目標是什麼，可行性在哪裏?說到底，記者不過一份工，勉力做好即可，動輒理想時代啥的，不過是無恥的僭越，無冕之王本就滑稽，再想黃袍加身就只能押上底褲換了。都別給我裝悲壯，你悲悲不過聶樹斌唐慧，壯你壯不過楊佳錢明奇。記者本就是一個蘸人血碼字換口糧的行當，別再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我不出奈蒼生何了，累不累呀哥們兒?」老孫就職的媒體福利挺高，但他表示，如果能儘快尋到好的出路，也絕不留戀媒體行業，「得先考慮養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