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論長短貴在精，話不在多少貴在真。"2011年，八十三歲的戴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幼時私塾先生教導的這兩句話，直言這是自己奉行一生的準則。
出生於1928年，新四軍、新華社記者、右派、勞改、判刑、入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關鍵詞，組成戴煌一生命運的大騰挪。作為最著名的老"右派"之一，戴煌從苦難中走來；作為一名"人民的記者"，他從未放棄講真話。
熱血老革命
戴煌是一名"老革命"。在家中長輩們認為國民黨是革命主流的時候，戴煌加入了新四軍。1944年，受到共產黨自由與民主口號的感召，十六歲的戴煌參加了新四軍在蘇北射陽縣的文工團，參加演戲唱歌等活動的同時，也堅持着寫文章的愛好。在淮陰戰役勝利之後，寫下一篇名為《戰士和群眾》的文章，在當年被蘇北報紙評為"九一記者節的好稿"。那時的戴煌十七歲。
後來，文工團按個人愛好分成各組，十八歲的戴煌成為寫作組組長。又因要成立各個分區的新聞記者聯合會，戴煌被提名為鹽阜區的新聞記者聯合會理事。
1947年，新華社蘇北前線支社成立。戴煌從蘇北文工團被抽調出來，成為一名記者。進入新華社之後，從國內到國外，從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到韓戰、奠邊府戰役，戴煌多次從戰地一線發回過各種報道。例如在朝鮮戰爭中對志願軍戰士羅盛教捨身救朝鮮小朋友的事跡報道，是戴煌的代表作品之一，這篇通訊曾被選入中國小學語文課本。入社後的十年間，憑藉豐富的經驗，戴煌已是一名高級軍事記者。
講真話的代價
1957年，黨內進行整風運動。觀察到一些特權腐敗現象的戴煌直言進諫，在某次鳴放座談會上作了主旨為"反對神話與特權"的發言。發言中他指出了神化領導人個人權力現象的問題，認為"神化與特權"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最令人擔心的隱患。與此同時，戴煌還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他認為對抑制與消除"神化與特權"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膽批評、切實監督以及改進選舉；鼓勵人民代表講真話，對人民說話要算數，應當確保和尊重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權利。
該言論和戴煌還未完成的進諫信草稿被作為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引來一系列檢舉批判鬥爭。自此，戴煌成了新華社第一個被"揪"出來的黨內"右派"，他的命運從此被改變。
被劃為"右派"後，戴煌經歷了三次勞改流放。1957年被罰北大荒勞改；1964年開除公職，又被送去勞動教養；1969年林彪一號命令，又把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勞改，戴煌也是其中之一。晚年的戴煌回憶起當初在北大荒勞改時條件的艱苦，仍感到十分痛心。在其所著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中，他這樣描寫自己進北大荒的經歷：飢餓缺營養、高強度勞動的艱苦"改造"，不斷有人餓死、病死、自殺。之前196斤的他，也降到穿着棉大衣、棉襖、棉褲、絨衣、絨褲，棉鞋、棉襪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
戴煌的一生被"右派"的標籤佔據了二十一年，他的家人也深受其害。1962年，也就是戴煌被劃為右派的五年之後，前妻因為無法忍受他人指摘，選擇了與戴煌離婚，先後帶走兩個女兒。兩年後他與女工潘京榮重新組建家庭。但再婚不久，戴煌再度被囚於山西，妻子潘京榮面對的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力。戴煌感激妻子的無私付出與堅持，喚她為"潘雪媛"，意為"雪中送援"。
筆桿子和硬骨頭
當戴煌的右派身份去除，名譽恢復，再回新華社時，已是1978年，這時的戴煌已滿五十歲。重返新華社，戴煌始終堅持講真話。反思時代、平反冤獄和反腐敗鬥爭成為他終生奮鬥的事業。
自己的冤案剛平反不久，戴煌聽說了江西李九蓮同志入獄之後遭受的慘無人道的折磨。不顧朋友"會被暗殺"的叮囑，他馬上奔赴江西，採訪報導李九蓮同志的遭遇為她平反昭雪。
戴煌用"刺頭"來形容自己的性格。作為一名記者，戴煌終身秉持一個信念："人民的記者應該具有最清醒的頭腦和一副硬骨頭。"無論是平反冤案的鬥爭，還是不向領導權威低頭，都體現了他的一副硬骨頭。
在新聞工作中，戴煌認為媒體人不應該看上面的臉色辦事。他曾拒絕新華社領導在自己的新聞稿上添名字。在江西贛州為他人平反奔走之時，面對地委領導"你坐在哪條板凳上"的遊說與質問，戴煌反駁道："我坐在講真理的板凳上！"因為這容易"得罪人"的性格，戴煌被人提前打了離休報告，在1990年六十二歲時被迫終止了延長退休。
退休後的戴煌依舊手握筆桿子繼續着自己的"事業"。經過多年採訪和積累數據，戴煌完成《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全書共三十多萬字，記錄了冤假錯案背後的故事以及胡耀邦在平反冤案方面做出的努力。還撰寫了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記錄了自己作為那個年代五十多萬"右派"之一所經歷的坎坷。
晚年的戴煌與妻子居住在北京郊區，但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找到家裏的訪民。他替他們轉交材料，為他們的不幸奔走，甚至親自陪着他們去上訪，為他們聯繫記者、律師，幫這些同樣遭受冤屈的人求一個公道。新華社近九十年的歷史，戴煌親歷了六十餘年。
2011年新華社創社八十周年之際，戴煌還專門為八十周年社慶徵稿活動創作稿件。"新華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時候，它在講真話呢？"戴煌曾在媒體採訪中發出這樣的叩問。
2016年，戴煌逝世於北京。戴煌的大女兒戴為偉在採訪中表示，父親一生為堅持講真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讓他心痛的是，他一生都沒能實現年輕時自由、民主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