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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年輕不再熱血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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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一詞早已不再被使用,或為煞有介事的曖昧詞語——主流、非主流、體制內、體制外——所替代。惟1979年,「在野」二字確曾閃爍一時,獲得真實的價值。那不是詞語,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農民工,文藝圈哪來真的草寇?誰敢大庭廣眾朗聲叫罵:「你們完了!就知道他媽掙錢!」

 

陳丹青:年輕不再熱血還在

少年陳丹青

現在寫稿子,提及「70年代」,編輯非要添加「上世紀」字樣,弄得像在寫古代。有時回想文革過後的種種人事,包括空氣中那麼一股子莫名的亢奮,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們還活着,譬如星星畫展那幾位。90年代初——又得加上「上世紀」!——我在紐約林肯中心音樂廳人堆里一眼瞧見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興,他身後站着一位臉蛋紅紅的法國姑娘,那麼淳樸地笑着,聽馬德升說「這是我媳婦!」她就用力點點頭。幾天後,兩口子在佛羅里達出車禍,馬德升原先的雙腿殘廢成了全身殘廢,法國媳婦則飛出車外,死了。

星星畫展的主要成員都去了國外:王克平、馬德升在法國,曲磊磊在英國,黃銳似乎去日本,阿城、艾未未分別久居洛杉磯和紐約。現在王克平與馬德升仍然留居法國,其餘幾位又都陸續回來了。

我們這些蒼蠅啊!

上個月和阿城聚會,說起再老下去會不會色盲,抹了顏料都偏紅,卻是看不出來,阿城沉吟道:恐怕難免。星星起事那年我26歲,他30歲,剛回北京,沒工作,閒着,從正宗「知青」轉為正宗「社青」。「社青」,為古代詞,今語即盲流、無業者、閒散人員。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學生會忽然請到以上幾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開,我底下瞧着就興奮起來:這不一夥老社青麼?其時我結束8年農村生涯,進了美院,算是入了官家的幸運兒。那夜送諸位英雄到門口,校園濃黑,曲磊磊轉頭對我說:還是你們好啊,你們考上了。

如今大學請來的全是學者教授之流,「上世紀」學院講台卻坐着這樣的烏合之眾,當場叫囂。「官方畫家徹底完蛋!搞什麼藝術!就知道他媽掙稿費!」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那時哪來畫廊和拍賣行呢,除了工資,窮畫家確是接點連環畫之類的掙稿費、、、、、、黃銳也句句不賣帳,可惜遠在「古代」,此刻記不全。王克平穿着才剛時興的喇叭褲,坦然四顧,神色介於流氓和公子之間。阿城說話,鎮定、清晰,南方不易見到這樣無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為什麼,初起我認定他是四五運動天安門廣場的講演者,聽他說下去,才知道他是遠赴雲南的知青,泡了整整12年。

他們一律是北京人。「他媽的」之類,輕快帶過,「稿兒費」,捲舌,字字重音。全中國,也就北京盛產這類出言不遜的逆種,且多有文藝幹部子弟:曲磊磊的父親即革命小說《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親據說是天津文聯主席,阿城出現,美院上歲數的老師說,哦,原來是鍾惦棐的孩子。鍾惦棐?前輩於是打比方:就是當年電影界首席大右派,等於美術界江豐。

明白了,上一代老左派。1949年,他們是來自解放區的軍事委員會官員: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豐接管杭州藝專,鍾惦棐接管電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兒子長大了。

我記得黃銳與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條胡同撞上黃銳支着架子畫雪景,有天夜裏,還瞧見馬德升正在美術館后街拄着雙拐奮勇行走。他永遠穿着綠軍裝,消瘦見骨,眼睛亮,咆哮時雙頰泛起紅潮,我無端覺得正像俄國小說里患着肺癆,同時激烈辯論的民粹黨人。

那天我台底下就給這五位草寇畫速寫。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見,那時媒體不報,更沒網絡,回來只聽得眾人眉飛色舞講:怎樣地先給美術館攆出來,怎樣地立刻在大街上佈展,北京市民又怎樣圍得里三層來外三層、、、、、、趕緊打聽,結果是江豐作主,親自寫了序,展覽就挪到北海公園畫舫齋。趕緊去,果然里三層外三層,好不容易擠到畫跟前,又給別人的左膀右肩彈出來,那年頭,男人們個個穿着中山裝。

文革後首次在野畫展不是星星。1979年過年前後,上海黃浦區文化館舉事的《十二人畫展》才是頭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國油畫的隔代知音,氣候變了,他們就把文革期間偷畫的風景靜物畫亮出來;北京的野種則挑明了玩兒政治,作品不細說了,國慶節後星星團體爭取「藝術自由」的大遊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興,北京地面卻似真有五四的遺傳在。後來有張照片不知誰拍的,黑壓壓遊行隊伍,為首站着馬德升,遠離眾人,撐着雙拐堵在市政府大門前。

1980年,各種在野團體鬧起來:無名畫會,油畫研究會,同代人畫展、、、、、、後兩個團體多是中央美院老師或老附中畢業生,無名畫會則十之九是野種,主將之一馮國棟,供職清潔公司,掃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禮的通知,因在外地,沒去成,想起他那幅憤怒的畫——純色,粗線,畫一把開裂的掃帚,一張倔強的苦臉。

我記得他們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當時絕對挑釁,可比正面吐來的唾沫,沒商量。馬德升的小木刻粗礪而純真,畫自己在斗室畫畫,與民國左翼木刻神似。我記得凝視這張畫時怎樣感動,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裏覺得可恥。

為什麼我沒參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孫景波、王懷慶拉我加入「同代人畫展」,我從拉薩寄了速寫去,但並不覺得入伙,後來聚會仍習慣說:「你們同代人」。我會交朋友,但團體的事情,向來漠然,習慣一個人。國中文藝圈可尊敬的團體或許不少吧,但我從未在內心輕微嘲笑過的,惟「星星」與「無名」。

設在798廠區的「尤倫斯國際藝術中心」,11月就要開張了。頭一場派對是「』85運動」盛大紀念。很好,終於熬到這一天,不但國際承認,而且是在咱中國地面上以「國際」的規格,隆重承認。但是「運動」過去有,將來興許還會有:不管什麼運動,不管為了什麼。而星星劇情很難再上演,除非全社會回到1979年。可能麼?

而1979年的種種騷動與可能性,也沒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學院,野生動物瀕臨絕種了,除非歸順體制,哪來別的出口。這是進步與自由麼?在下不敢說不是。但請明鑑: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偽自由。1979年的野種們血脈賁張,竭力證明自由是站出來抗爭,不看人臉色,不靠權謀,不投機,甚至不是為了藝術。

「在野」一詞早已不再被使用,或為煞有介事的曖昧詞語——主流、非主流、體制內、體制外——所替代。惟1979年,「在野」二字確曾閃爍一時,獲得真實的價值。那不是詞語,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農民工,文藝圈哪來真的草寇?誰敢大庭廣眾朗聲叫罵:「你們完了!就知道他媽掙錢!」

是在進步。無須叫罵的時代確實進步了。』85運動不是草寇運動,初也混雜、幼稚,繼之彼此不服,彼此爭功,但參與者大致是學院師生和部分開明的美術黨官;要論起事的條件、規模、理論和目標,則』85運動遠遠超越在野群體,後者只管叫囂,沒理論,豁出去再說。終於』85運動開花結果,「走向世界」,在野群體鬧了兩三年即便息鼓四散,其中幾位主角出國,是為涉外的婚姻。

不論星星還是85運動,近30年來各路闖禍胚子的曖昧空間與真正後援,來自「境外」,區別只在聲援的方式與規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畫家李爽刑滿出獄隨法國夫婿飛臨巴黎,法國人在機場盛大歡迎:那場婚姻驚動了秦城監獄,也驚動了當時的法國總統和鄧小平談判。2007年,則「尤倫斯國際藝術中心」在中國的公開設立,是為西洋人就近撥弄中國藝術的大手筆,而』85運動的幾位「元老」,早已在西方體制名單中各佔一席。

總之,他們得到了20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體呢,沒事,他們無所謂成敗——老栗有言:「重要的不是藝術。」對於星星團體,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們在深宵的胡同里圖謀舉事,煮點湯麵充飢,天亮了出去闖禍,一如印象派小子當初借個場子掛掛畫,是為叫板,哪曉得有一天給請進博物館——1979年曾有人將星星團體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龍。同理,星星起事,因為有文革沿襲的全國美展系統,有文革後恢復的學院系統,有龐大的官方美術界。然而對應到此為止,此下、此外,中國在野群體與歐洲人無可對應。

從庫爾貝、馬奈到凡。高這三代逆種,生前始終是沙龍的強敵,身後被證明內在於歷史的肌理與邏輯。文革10年所有少年逆種(包括詩人與作家)即便於70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獲得起碼的水土,休想發育,一如全國的民意表達,當年只是半截破爛的西單牆,而西單牆觀者如堵,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屬於歷史過度疲乏,出點小事故,今之媒體後生誰知道西單牆。

那時,國家初度浩劫,百事待興。文化廢墟走出兩群人,以兩種方式向兩種方向凝聚,並日漸分殊:一是學院再度成為學院,由文革的惡性混亂重歸秩序;一是學院門牆外渴望表達的人,趁文革後的良性混亂,迅即尋求表達。所謂「朝野」在1979年前後沒有儼然分際:朝臣與逆種,如前述,有時是飯桌上的父子;星星畫展得以過關,得助於兩位官復原職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長江豐,北京美協主席劉迅;而星星成員嘯聚遊行的前科,雖據稱公安局至今迄未銷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學生會高高興興請來星星成員講演,完全自主,不必申報,黨員老師和部門領導也在座,與年輕人同樣興奮,我記得現場燈光昏暗擠滿人,簡直狂歡。

沒有人預知將來。當年種種官方默認與草根自發的騷動,只為掙脫文革惡夢,不再壓抑——30年後,學院群體哪料到繁衍成空前龐大的官僚行政系統,即所謂「體制」;在野群體也不知道自己拱開的缺口,催生了日後新文化形態之一,即廣義的所謂「當代藝術」、、、、、、80年代的故事說來太繁,反正直到90年代初,圓明園的日常劇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驅趕,而體制要到新世紀這才恍然明白當代藝術可資利用——70年代末仍是使用糧票的年代,黨官與野種穿着同樣破舊的中山裝在食堂里攀談,就國事與文化,想入非非:誰都「摸着石頭過河」,對岸在哪裏?何時並怎樣抵達對岸?

如今我們已經停靠岸邊,快樂地喘息:新世紀以來,本土體制、境外體制,以各自的「政治正確」與文化陽謀,合縱連貫,成功覆蓋了所有可能的空間。年輕人的選擇與回報無疑遠遠多於30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標準模式,任君挑選:考試,入黨,或者交錢。遊戲規則,則是體制內外的關係學與經濟學,交相奏效,統稱利益學。1979年的可憐訊息無不點燃藝術家的氣血與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訊息是教你趁早學乖——「上世紀」一度肆無忌憚的激情,一度邊際模糊的文化版圖,悉數成為古代的傳奇。在新世紀,圓熟而明智的藝術家根本不需要馬德升式的叫囂。

1946年,人在巴黎的畢加索斷然拒絕紐約前衛藝術家請他聲援「藝術自由」的懇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沒有值得對抗的學院藝術,這對現代藝術很不利。原則即便糟糕之至,也該制定原則,藝術有沒有力量的佐證,在於它能否衝破重重障礙,」且慢!他所謂的「原則」與「障礙」在我們這裏指的是什麼?今日中國的一切,平心而論,對現代藝術很有利,但他繼續說:「藝術家一旦被認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過,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根本不值錢。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沒法得到承認!」

殘忍的真話。假如畢加索了解真實的中國,這話尤其殘忍。

此刻星星群體在《今日美術館》被紀念,我以為是在紀念他們從未獲得』85群體得到的承認——印象派烏合之眾並未被當時的歷史承認,他們以終結歷史的方式,成全歷史;中國的烏合之眾得以烏合,則受惠於歷史的終結(毛去世、四人幫就捕、文革結束)。什麼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以被扭轉的歷史,告別過去;中國歷史的正式扭轉——即便僅止於文藝——則誰肯算上在野群體的份?很快,被扭轉的歷史告別野種,從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現代藝術運動蜂擁而出,迅速拋棄、貶低星星往事,並蓄意忘卻。

「業已過去」與「曾經發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過去了。星星群體成全了』85運動,他們才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真先驅。怎能想像』85運動之前沒有任何異常的動靜,放膽的發作?而先驅的命運好比微焰,劃破濁空,無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說,他們旋即消失在異國的茫茫人海,再度成為單獨的人。

90年代初在紐約見到王克平,沉靜質樸,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單幹戶。據說,木雕在他院子裏堆積如山。阿城的錄像拍攝了坐在輪椅上的馬德升,他被緩緩推出走道,只剩腦袋能夠轉動了,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裏?我再沒見過他。黃銳依然戰士之身,談話間殘餘70年代的辯論激情,留了鬍子,忽然笑起來,那種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美院講演中並未到場,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員。我猜他從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爾,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爾,並神奇地注入他來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國人沃霍爾倍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動作,就是向所有龐然大物握攏拳頭,伸出中指。

文學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員,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學才華的背後,另有寬闊深沉的立場。我們所知道的阿城很難與團體發生聯想,人的成長伴隨種種邂逅,而團體之獲得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畫廊舉辦《星星十年展》,出了冊子,阿城寫了動人的回憶,還有他們擠在中國美術館第二屆星星畫展招牌前的集體照:那時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來越保險而有序的當代藝術中,倔犟的、難以制伏的種性非但不合時宜,且招人討厭。一個機構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藝界。一個逐漸喪失「在野」空間的權力市場。不必剷除野草,土壤在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劃分、被培植。歷史為此付出多少代價,這可能真是來之不易的好時光,充滿希望,然而糟糕透頂。

28年前,星星野種在北京大街高舉「藝術自由」的橫幅,公然前行。28年後,中國當代藝術——85運動的代名詞——歡然證明「自由」的降臨:至少如可惡的畢加索所言,大家總算被認可,被理解,被集體「通過」;星星則早已退出歷史,問題也不再是爭取所謂「藝術自由」,這句口號在1979年既危險、又高尚,意指藝術之外的立場,但已難言說今天的現實——什麼是自由,以及怎樣把握自由,才是真的問題,一個遠比1979年更顯複雜,同時被我們長期繞開、迴避,而從未解答的問題。

聽說那次《星星十年》紀念展畢,他們毀壞了部分作品,作勢自我了斷,此後從未群相聚合。確有此事麼?除了阿城,我與星星成員並不熟膩,原初他們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僅識得以上這伙弟兄。就我所見,他們還有無名畫會幾位資深硬漢,從未試圖獲取被招安的身價,個個如28年前一樣,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南方都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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