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和中國同學會的邀請，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在多倫多大學發表了題為了《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專題演講，就孫中山與共產黨的關係進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下面就請您跟隨辛灝年先生，去瞭解那被篡改了的歷史，去探究那被掩蓋着的真相。
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不新鮮。但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包含着太多被「強權」所塵封的歷史內容，所製造的虛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歷史家們的勢利和膽怯。是它們，才造成了歷史的誤解，更為繼續製造政治的誤解，提供了方便之門。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悲哀情形，原因是，孫中山先生確實與中囯共產黨有過關係。這個關係，雖然前後只維持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就隨着孫先生的逝世而終結;但因這個關係留下了過於沈重的影響，太多可以被利用的空間，特別是為製造歷史謊言和政治謊話，留下了一個很難動搖的歷史「源頭」。於是，這個關係，就既變得「光彩眩目」，又變得「迷霧漫天」。
特別是當1949年的勝利者中國共產黨，又採取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的手段，更在他的大中小學教科書里，年復一年地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啟蒙教育」之後，這個關係，就由於共產黨長期宣傳──孫中山曾「聯俄聯共」並實行「國共合作」，孫中山曾決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還用「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代替了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舊三民主義」，而共產黨還在孫中山危難之際支援了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革命等等。於是，這樣一些「歷史的事實」，也就顯得「言之鑿鑿」的了。後來，共產黨「逢年過節」都要把孫先生拉到廣場上去，偶而也讓他跟在馬恩列斯的後面「曬曬太陽」;共產黨更是對台灣和海外頻繁地使用孫中山，高唱曾被他自己棄之如蔽屣的「民族主義」;直至他今天終於開始努力宣傳「共產黨才是孫中山革命建國之最忠誠的繼承者……」，以在危難之際繼續博取他的「權力的歷史合法性」;卻又因為對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惶恐不已，而繼續使出「革命的兩手」，「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誣衊和「惡攻」孫中山先生……
如此一來，在一個「只准許自己說謊、卻絕不容許別人說話」的時代，一個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的歷史性誤解──「孫中山與共產黨合作過」，和一個在眼下已經為共產黨所迫切需要製造的政治性誤解──「共產黨繼承了孫中山」，便理所當然地形成了，和順理成章地被製造出來了。而，這一切不過都是些歷史的謊言，不過都是些共產政治的伎倆，當然也是中外許多歷史學者的膽怯和勢利所使然。
今天，我將就孫中山和共產黨的真實關係，作一個較為詳細的敍述。主要內容就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四大關係：思想關係、政治關係、歷史關係和現實關係──即已經逝去的孫中山和眼下還沒有死掉的共產黨的關係。
一、
眾所周知，孫中山有一個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就是三民主義。而共產黨所要的「革命建國」的思想理論，卻是馬列主義。顯然，這個事實，不需要證明，因為，它已經人盡皆知，所謂鐵的事實。但是，為了監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孰是孰非，誰為進步、誰為倒退，我們還是有必要，對他們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個極簡單的比較。
我個人認為，在孫中山數十萬字闡述三民主義理論的著述中，其對自己的理論進行過最簡單明瞭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寫的「中國革命史」，曾對三民主義的理論作過一個簡要概括和介紹。我主辦的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第18期在發表這篇文章時，曾將它的題目改成為「中國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與中國的共產革命劃清界限，以示涇清渭濁。
在這篇文章里，孫中山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族主義的。他說：「……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時代的孫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晚清時代的中國，外有東西方列強──既包括民主列強、又包括專制列強的欺淩;內有滿清一族的專制統治和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歧視和欺辱。辛亥元勛李福林將軍就在他的回憶錄裏面說過：「……享有特權、不把漢族平等相待的滿州人，自從入關以來，為了鎮壓漢族，就分兵駐紮在各重要省會，謂之八旗駐防營。駐防之區，我們漢族同胞稱之為『旗下街』，有的說是旗營。……民國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財劫色，是一件無法無天不敢通過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頁)。所以，他才認為，「辛亥革命的確成功了五族共和──國內種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後的人對於這個問題不會惹起多大注意，因為這已經是過去的問題了。人們總有一種不良的習慣：過去了，便遺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頁)今天，有所謂民運人士在狠批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其論點之一，就是「孫文提出民族主義毫無必要」，因為那個時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問題」。不知他們是「過去了，便無知」，還是為了「助台獨，裝無知」了。
所以，彼時的孫中山，才要堅持繼承中華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對外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地位，對內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對於那個不知道殺了多少革命黨的滿清的遺民，也絕不還以報復。這該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懷!難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歷史劇《走向共和》，就稱讚孫中山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孫中山的革命成功後，既不鎮壓反革命，又不殘殺地主富農資本家，更不會發動各種運動來迫害新舊知識份子們……
如此，我想問一句：以滿清作歷史的背景，不論是對內或對外，孫中山提出這樣的民族主義到底是對不對呢?當然是對的。
在這篇文章里，孫中山又是這樣地論述他的民權主義的。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首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
孫先生在這裏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滿族專制統治不平等，三是歷史上的造反者都想當皇帝製造不平等，所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如此，孫先生才會總結說：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在這裏，孫先生已經指明，他的民權主義「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專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專制不並行」。早就預言毛澤東後來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不過是「假民主真專制」而已。第三是必須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現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憲政，天天哀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憲政，卻又時常要罵一罵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們錯了呢?還是孫中山先生錯了呢?
在這篇文章里，孫先生又是怎樣地敍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義的呢?孫先生說：……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顯然，民生兩字，人皆能懂。民生主義，一目了然。而孫先生「一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發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觀，又是十分的正確。特別是孫先生不僅強烈地表示過反對貧富對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過「余之民生主義，絕不是均貧富之主義也」!而他之所以要將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並一爐而治之」，就是因為，雖然近代歐洲民族獨立已經蔚成風氣，民權問題已經近乎解決，卻由於機器發明、生產日盛、貧富不均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造成「經濟革命」之焰，「較之政治革命為猶烈」，這才使孫先生感覺到，只要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煽動窮人造反的經濟革命、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就會象洪水猛獸，吞滅民族革命和民權革命的成果，直至復辟專制而後止。所以，孫先生在他的時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這就遠遠地超過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義。他是為堵塞洪水猛獸的共產革命而來。
誰能說這不是孫先生的英明預見!因為，近一百年來共產革命在東歐和東亞，特別是在我們祖國荒唐和血腥的革命造反歷史，早已對他的預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證明。
我今天當然不能在此大談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在倫敦政經學院、美國賓州大學的講演中，曾專門將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發展，當作一個參照物，從四個方面證明過馬克思主義是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反動。這也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導論」曾專門論述過的。所以，我今天便想更簡單地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出發點，來簡單地證明一下馬克思主義是對近代歷史發展的反動。
第一、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科學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則將德國流亡巴黎的手工業工人的「幫語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改造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發展成了「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和「要與一切的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並且，他還在對世界各民族歷史極其無知的情形之下，將人類社會劃定為五大歷史階段，更因為德國封建歷史漫長──直到他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德國還處在分裂的封建社會之中，他便以為全世界各民族國家都和德國一樣，都有過封建社會，都和德國的封建歷史一樣漫長……
他的上述思想，說白了，一是要無知地劃分人類的歷史，二是要否定拋棄各民族歷史，三是要否定和腰斬各民族傳統。以至後來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都不僅要顛覆自己的國家，否定自己民族的歷史，毀棄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蘇聯當成了自己的「祖國。」為此，他們不僅曾為了保衛前蘇聯而反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且為了保衛一個壞蘇聯便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1929年，當前蘇聯對我們的祖國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侵略時，中囯共產黨就曾堅決地和一再地服從史達林的命令，實行「武裝保衛蘇聯」，以與前蘇聯侵略中國裏應外合。就不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怎樣地「要與我們民族的所有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的了!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反民族主義的，而且是禍害各民族和閹割、糟蹋各民族之自身傳統的。
第二、孫中山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和進步的民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卻在十九世紀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歐洲，高喊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專政」呀!我們的先賢梁啓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說過，「什麽資產階級專政，什麽無產階級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什麽好東西」!」更何況馬克思鼓吹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砸爛的只是自身的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的革命，既然無產階級已經在革命中得到了整個世界，那末，他們還是「無產」的階級嗎?世界上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其無產階級專制政權在一切方面的貪婪和無恥，就正是他們在歷史的轉眼之間就會走向亡黨亡國的根由。
第三、孫中山提出了正確的和具有永久生命的民生主義，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經濟革命、即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則在十九世紀歐洲已經擺脫專制經濟和行會經濟，正在走向自由經濟和建立市場經濟的進步歷程上，不僅號召發動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圖摧毀這一偉大的歷史進步，而且在他們的革命旗幟上，還鮮明地寫着這樣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消滅私有制!」至於已經滅亡的和還沒有滅亡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曾在消滅私有制的「血旗」之下，迫害了多少無辜的生命、製造了怎樣痛苦的民生，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了!
我當然不能就馬克思主義這個毒瘤所製造的一切人間災難繼續說下去，比如它鼓吹階級鬥爭，更要用階級性來消滅人性等種種無邊罪孽……。因為我今天要講的只是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關係。而我剛才講的，就正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結論是：歷史已經證明，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正確的、科學的和進步的，但中囯共產黨卻不要三民主義，他要的恰恰是他的反面，即對世界歷史進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才可以肯定地說，在思想上，共產黨絕不是孫中山的繼承者，而是他的敵人。
1.
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從來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民報》發刊，孫中山為它作發刊詞，正式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為中國國民革命之思想方針和理論基礎。其後《民報》自然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那個時候還沒有將孫先生的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至1906年8月，香港《中國日報》在廣告上介紹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因用語太長，不夠簡練，才開始簡稱「三民主義」，此後各地報紙才開始採用「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便日漸地成了一個專有的理論名詞，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後，直至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辭世，其間20年，孫先生雖曾專門演講和著述三民主義不下十數次，涉及三民主義猶不下數百次，也都是講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其中，於1919年攥寫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義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經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因先生於廣州作三民主義之最後一次系統講演而出版的白話本《三民主義講演錄》，凡二十餘萬言，講的也都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從來沒有講過其他任何內容的三民主義。至於先生在已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的最後一次三民主義講演中，曾明確、科學和系統地批判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我在後面會說。
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來就無所謂新，更無所謂舊;無所謂真，更無所謂假。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居然有了「新和舊」的問題，真和假的問題，並且還有人要用新的取代舊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舊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義」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要把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詆毀成「舊的、偽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那已經是孫中山先生「死後」兩年、甚至是更久遠的事情了。
2.
然而，悲劇在於，孫中山死去兩年之後，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謀製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早已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改名延續了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在一切方面都實行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後，直到目前，由於共產黨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他製造的「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他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於是，共產黨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雖然早已經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相和由來，然而，當他們為共產黨編寫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因為，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更不能成名。就象那些為了出名求利，甚至為了做共產黨的文壇「寵物」，而不問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謂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大師」們一樣。如此，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顛倒了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謂「習慣成自然」。
但是，也請容許我引用毛澤東說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因為，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因而也就從來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那末，新三民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問世的呢?對此，我在1999年於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明白地寫道：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這一點非常重要，務必請大家記住。
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歷史的事實是，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說：「迎汪(精衛)復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1927年春天，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為已經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
台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了大陸學者言之不虛(──大陸學者哪裏敢「虛」呢!)。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產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李雲漢教授還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李雲漢教授的話，證明了大陸學者小心翼翼地求證。因為，「毛主席教導我們」：「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3.
撒謊者都有一個經驗，那就是：撒謊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圓謊」。就是怎樣才能記住自己的謊言，直至將他變成「本能的謊話」。因為，只要撒謊者還沒有將謊言變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複謊言，或經常重複謊言，就可能露出「破綻」，甚至露出「天機」。
1937年3月15日，中共為圖存，曾第一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了「四項保證」。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這是中共第一次公開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而且，根據「四項保證」的內容，這裏提到的三民主義，應是孫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鮑羅廷製造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好象將蘇聯顧問為他們製造的「新三民主義」暫時地忘卻了。
所以，就在共產黨剛剛做過第一次保證之後,1937年5月3日，毛澤東才會在「中囯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請大家注意，毛在這裏為共產黨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作出了明確的說明：這個三民主義，就是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連一個「民」字也沒有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
1937年7月15日，因蘆溝橋事變已經發生，中國人民偉大的衛國戰爭就要全面爆發，中囯共產黨巴不得國民黨趕快對外，不再對內，又第二次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項保證」。由於「保證」未變，所以「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的誓言也沒有變，毛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也沒有變。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中共剛剛做過第二次「保證」之後不久，中囯共產黨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復又高亢地宣稱：「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又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再一次高亢地宣誓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3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彼時，全面抗戰雖然已經開打，但是，由於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項保證」剛剛重複作過，不好立即翻臉;另一方面，中共這個時候還僅僅有三兩萬人馬，兩三個縣地盤，也還不敢馬上翻臉。所以，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時，他們說話還是較為小心，而不敢大膽妄為，更不敢馬上就公開大撒其謊。
4.
然而，僅僅不到一個月，大概毛澤東已經意識到自己「大意失荊州」，忘記了蘇俄顧問和共產黨早已為死去的孫中山製造過一個「新」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加上此時全面抗戰已經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正處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血肉橫飛，於是，毛澤東才會「在他延安的窯洞裏興高彩烈地喝着紅葡萄酒，大笑着」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裏去了!」(參閱《張國燾回憶錄》)意思就是蔣介石國民黨已經不能奈何他們了，所以：
1937年10月25日，毛便在「與英國記者貝特朗的談話」中，含混地改口說道：「……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佈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348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請大家注意，時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毛澤東就已經悄然地將孫中山「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拋棄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的三大政策」為鮑羅廷「圓謊」。
但是，毛澤東還不敢來真的，還有些羞羞答答。因為，他還不敢說共產黨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他甚至承認，這個「假的三民主義的綱領」還沒有得到國民黨和全國各黨派的承認。因為，毛澤東知道，繼續撒謊和撒大謊的時機，顯然尚未成熟。
然而，對於毛澤東和共產黨來說，這個「時機」終於迅速地走向成熟了。1939年12月，當蔣介石「持久戰」的戰略已經實現，大中華民國的對日抗戰已經轉入艱苦萬分的「相持階段」;當「只有後方、沒有前方」的中囯共產黨(中共抗大校歌就是「到敵人後方去」)，在敵後已經擁有「游而不擊，專圖擴張」的50萬農民「革命」軍隊時，這時，專心在窯洞中研究中國未來「共產建國」理論的毛澤東，終於在他的「光輝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囯共產黨》這本小冊子中明確宣稱：「中囯共產黨在1937年9月22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11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