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林彪在廬山會議後取代彭德懷，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這也就成了有些人認為林彪構陷彭德懷的來源。事實上並非如此。
建國後林彪曾經的副手高崗在和劉少奇、周恩來的爭權中失敗，被逼自殺。這個事件讓林彪深刻體會到了黨內鬥爭的殘酷性，對於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捭闔之術進一步臣服。在廬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對抗全黨，全黨卻無不臣服的盛況後，更加順從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長對放炮的彭德懷說：「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是沒野心。」這句話，明里是罵彭德懷，實際上是對太祖自視天下第一、功歸自己過歸他人的精闢論述。彭德懷公事上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私事上亂說潤之選妃，實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說到個人崇拜，這個可是戳到了潤之的痛處。潤之正在苦心積慮的想挖出黨內的赫魯曉夫，避免自己身後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懷跳出來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屬必然，跟林彪其實沒有太大關係。相反，全賴林彪沒有落井下石，彭德懷才沒有在廬山上死得更慘——起因就在於毛批彭，翻出長征時期的老賬，把林彪寫給中央，要求將紅軍指揮權交給彭德懷的事情說成是彭德懷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聲，消除這件事情對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態：「會理會議我寫的信彭德懷同志事先不知道。」在這件事上為彭解了圍。在萬馬齊喑的廬山，能說出這樣的話，也可以從側面看出，林彪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沒有放棄做人的基本操守，沒有完全達到一個職業政客需要的兩面三刀。
廬山會議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由於左傾政策不僅沒有扭轉反而變本加厲，使得大躍進造成的慘烈後果隨即爆發，1959年11月河南信陽就發生了餓死三十萬人事件。其後幾年人禍逐漸擴大，形成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人民餓殍遍地，屍橫遍野。黨史承認的數字在1000萬，但根據我黨一貫的作風，真實數據翻幾倍都不止。這也創下了有史以來太平時期中國最駭人的非正常死亡數量。
五、文革激盪
前面說過，劉少奇是在延安整風時期靠神化毛潤之起家的暴發戶。他可以說成也「毛澤東思想」，敗也「毛澤東思想」。1956年毛辭去國家主席垂簾聽政之後，劉少奇登上黨內二把交椅，權勢炙熱。劉是當年「剝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國的思路上和其搭檔鄧小平有極大的相似。應該說，玩權術他不是潤之的對手，但是為政治國確實遠超潤之。隨着權勢的鞏固和治國理念的分歧日益嚴重，毛劉兩個主席之間的矛盾開始凸現。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把大躍進的錯誤定性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引爆了黨內積壓已久的不滿，叫好聲連連，少奇在黨內的人氣和威望空前高漲。劉少奇甚至忍不住當面指斥毛：「人相食，史書上要寫你我的!」這份良心，對於黨內殘酷的政治鬥爭，不免顯得蒼白而無力。當毛潤之正承受着黨內外批評的壓力時，林彪及時的挺身而出，在大會的發言中說：「事實證明，我們目前的困難，從某種程度上，從某些方面，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彎路會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這種雪中送炭臨危救主的行動，如同給潤之打了一針雞血，極大的扭轉了形勢。潤之對此大加讚賞，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潤之已經下定了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他對林彪說，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矛頭直指劉少奇。但是要拔掉這棵戴着國家主席頭銜的大樹，難度實在不小。潤之又一次祭出了群眾運動的法寶，展開二次「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即將到來。這件大事，黨內沒有周恩來，軍內沒有林彪，那註定幹不成，毛重點拉攏的目標正是二人。林彪對此心領神會，堅定的站在了最強者一邊。1964年，就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分歧日益公開化的時期，林彪在軍隊內大搞突出政治、四個第一等突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遺餘力地樹立毛的權威，樹立對毛的個人崇拜，以實際行動做了政治表態。
毛經過幾十年黨內鬥爭的洗禮，加上個人的天才發揮，建國後權術運用日見出神入化。慣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兩派全倒。輔以群眾運動之名運動群眾，縱橫捭闔，百戰百勝。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後，1966年，毛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過成立直接隸屬於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數等手段，已經徹底架空了劉少奇，劉連參加一些重要會議的權力都已經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劉，不必再接待外賓，在家休養。劉對於文革怎麼開展，朝向那個方向完全茫然無知，根本沒有想到殺身之禍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後迫於無奈向毛作檢討，自己抹黑自己，毛還把檢討散發全黨，極大的羞辱和挫敗了劉的權威，劉的沒落已經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劉的過程中無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瀾的作用的。但是當時的黨內，周公帶頭，落井下石者眾，等着向最高權力獻媚，夫復何言?當時最高決策在毛，具體事權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個與身份嚴重不相稱的應聲蟲，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頂一萬句」的乾癟口號。名將之恥，正是極權之害。
作為毛最得意的門生，林彪對於毛整倒劉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過。毛髮動文革後，林彪第一時間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剷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見識，可謂一針見血。可以說，從林彪的日記看來，太祖的每一次陰謀，都被他提前識破，不愧為太祖的好學生。但與公開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對於毛的整人做法並不認同，他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1967年8月，正值首都紅衛兵掀起「打倒劉少奇」高潮中，林彪隨口說到：「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這些言論可以看出，同為毛門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羅瑞卿之流在人品上還有很大的差別。林是委以虛蛇，敷衍了事，江、羅等是死心塌地、置對手於死地而後快。
六、登峰造極
劉少奇殞命開封之後，毛論功行賞，搖旗吶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名義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統帥，抵達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對此並不踏實，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時，極度猶疑。林彪之所以擔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並非要主動推他上位，而是因為少奇倒台後急需一人彌補權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劉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為一時之選;第二，毛髮動文革之勢已成，急需縴夫拉縴，江青雖然號稱得力，但畢竟是「旗手」，黨內軍內毫無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還須號令軍隊的林彪出馬，政府已經癱瘓，沒有軍隊的參與，文革沒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擔心，但既已被綁上了賊船，斷然沒有掉頭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極之時，杯具也拉開序幕。
在徹底搞垮劉少奇、鄧小平後，毛潤之決意要踢開礙手礙腳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統，用中央文革小組全面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這個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江青躲在背後發號施令的第一副組長，由於具體事權皆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林彪事實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僅有圈閱的權力。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只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解，不知文革運動怎麼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着實難堪」。當然，林彪之所以成為文革的旁觀者，這和他本身的牴觸和有意的躲避有關。毛潤之對此也有清醒認識，並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也就是那個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萬曆。正因為如此，林彪死後，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難事，被迫不倫不類的把孔老二搬出來，批林批孔。這實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後世有人居心叵測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並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是天大的笑話。兩個勢不兩立的集團，毫無共同的出發點。甚至可以說，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攔路虎。的確，在扳倒劉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團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團在權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文革集團的大後台無疑是潤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經系統分析了所謂的帝王心術。毛潤之的治黨策略，一以貫之，就是兩個字：平衡。扶弱抑強，以便隨時為自己保留最後仲裁之權。黨的派系問題自創建之初就存在，頑疾難除，尾大不掉。潤之建國後為了削除黨內、軍內的諸多山頭，對於派系的權力平衡煞費苦心。滲石頭，摻沙子，挖牆腳，這是他屢試不爽的手段。所以對於聖意的把握和貫徹，文革集團最徹底。他們的最終目標，就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替毛潤之實現對黨政軍權力的絕對操控，牽制其他集團。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毛遠新等靠裙帶和筆桿子起家的人，對於毛而言，可謂非常可靠的棋子，因為他們從政的根基一如浮萍，離開了毛，就毫無立足之地。江青在後來被審的時候就曾經說過，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因而，功臣集團從骨子裏看不起文革集團。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頤氣指使，不僅事實上奪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權，更在潤之的授意下，快馬加鞭，把對林彪掌握的軍隊系統的滲透作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諱的要求林彪為其在軍內安排要職，皆遭到林彪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