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確實是朝中少有的開明權貴，在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他的從政經驗、控馭權力的能力都不足，與慈禧太后稍作抗爭失敗後，就被這個女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使自己變得更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恭王」，這些都證明他確實僅有「小聰明」而沒有「大氣魄」和「大膽識」。
慈禧也確實「威斷」，很有政治手腕和控馭臣下的非凡能力，但她對中國的社會現狀缺乏了解，對清王朝面臨的問題心中無數，對世界的變化和西方列強的挑戰和威脅，不知道從長遠的角度加以應對。更為糟糕的是，她有控馭權力的能力，卻缺乏遠見，只知道維持現狀。而在近代中國這種非常時期，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思想、見識、眼界、魄力，對於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實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這種目光短淺、得過且過、唯我獨尊的人領導之下，她越是有「威斷」、能「威斷」，對國家的危害就越大，這已為歷史所證明。
趙烈文能把大清王朝這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看穿、看透、看死，說明他的眼光確實夠深刻和老辣。
在君主制社會裏，王朝興衰和江山社稷長短的話題，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說同事朋友之間，就是親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間，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國藩這種身份和地位的人，顯然更不適宜談論這種話題。然而，他和趙烈文，不僅反覆傾心交談，而且開誠佈公，毫無保留，即使誰也說服不了誰，也毫無關係。如果不是親密無間，相知很深，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領導和幕僚之間，能夠達到這種高度默契的程度，確實少有。當然，趙烈文觀察事物的獨到眼光，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對時局發展的冷靜分析等等，對曾國藩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他無法拒絕聽取他的意見和看法。
曾國藩對趙烈文的論斷，表面上好像仍然無法或不願意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最起碼可以像東晉、南宋那樣長久偏安，實際上在他內心裏，已經無法抹去清王朝即將滅亡的陰影，一個多月後，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趙烈文交談這一敏感話題並說出下面這句含義深刻的話：「如捻賊得滅，朝廷中興，猶為不負此舉(指剿滅太平天國)，不然，何足道耶?!」潛台詞是：清王朝如果沒有中興局面出現，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僅沒有任何價值，而且會產生負面影響，自己也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如果真是如此，還不如讓這個王朝早些壽終正寢為好!真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啊!曾國藩心境之淒涼，對國家前途命運之悲觀失望，於此可見一斑。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
最終讓曾國藩對清王朝徹底失去幻想，或說曾國藩對趙烈文所預言的結局不再心存任何僥倖，是在曾國藩經歷了一路北上的走訪調查和廣泛接觸清王朝最高領導核心人物之後。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北上就任後，終於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以及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並在數日內連續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見，還數次參加國宴。在乾清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班列漢臣之首，與滿族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對此，他當然倍感榮耀。
直隸總督和內閣大學士的職位，不僅讓他有機會面對面接觸和觀察清王朝的幾位最高領導，而且通過觀察、談話和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使他對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國形勢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時他不得不承認：清王朝確實大勢已去，國家的頹敗程度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想，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這一切正如趙烈文早就預言的那樣，整個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沒下去，再也沒有浮起來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對奉調到直隸做官、頭一天才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說：「吏治風俗頹壞已極，官則出息毫無……餘一籌莫展!」
曾國藩又對當朝核心人物一一進行點評：「兩宮(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講不到點子上);皇上沖默(淡泊寧靜)，亦無從測之(看不出深淺)。……恭邸(恭親王)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地位不穩);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素無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
曾國藩又說到外交：「到京後曾會議和約事(參加討論與外國簽訂和約的會議)，醇邸(醇親王奕譞)意在主戰，曾上折交內閣再議。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設防奏覆。然中外貧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約當可成，不致決裂，而時會(機遇或特殊情況)難知，能無隱憂!」
在趙烈文面前，曾國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親王、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皆非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餘的人更是無法指望，所以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論斷：清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大勢已去，無法救藥。
頹廢不振的清王朝於1911年土崩瓦解，趙烈文的預言果然應驗了。而曾國藩和趙烈文已分別於1872年和1893年去世，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解脫和幸運。
曾國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曾國藩誠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這個王朝的主要掘墓人，這一點，曾國藩本人不知如何，趙烈文卻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趙烈文預言清朝必亡談話後的第三天，他和曾國藩還有一次重要的談話。遺憾的是，此次談話不僅沒有引起世人應有的重視，而且連曾國藩自己，當時也不願意對這個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這天傍晚，曾國藩到趙烈文那裏閒談。兩人首先談論了宋朝的幾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當說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形成國家積貧積弱局面時，曾國藩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停頓了一會兒，曾國藩又說：「韓(琦)、岳(飛)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自己編練成軍，自己籌集軍費)，仿佛與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
曾國藩對自己的成功之道，不僅感到滿意，而且含有慶幸的成分。趙烈文卻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於是笑着說：「師事成矣(老師確實取得了成功)，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卻改變了風氣)。師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法製法規)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分裂割據之象已經初露端倪)，雖人事，亦天意而已!」
趙烈文為什麼說曾國藩開闢的練軍方法，不僅導致了「剖分之象蓋已濫觴」，而且使得「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於通過這種方法編練出來的軍隊，不是置於中央政府的絕對領導之下，而是歸練兵者個人所有，大體屬於私人武裝性質。既然是私人武裝，當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終只能聽從私人號令並逐漸形成督撫權大、兵為將有、內輕外重、中央權威日趨衰微的局面。
後來，清朝軍政重心逐漸外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趨衰弱，最後發展到東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獨立，種種事實，無不證明趙烈文的分析和預見是多麼準確和具有前瞻性。
遺憾的是，作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這番高論後，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之後便岔開了這個敏感而重大的話題，和趙烈文討論起天命與人事的哲學話題來。
歸之天命誠然不錯，因為它確實不是曾國藩有意而為，也不是他事先能夠預知和事後可以把握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誰也改變不了。這一點，歷史和政治經驗十分豐富而又聰明過人的曾國藩豈能不知?所以從此以後，曾國藩與趙烈文談話時，多次提到並十分關心後人對他的評價，並要趙烈文為他主持公道。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國藩來和趙烈文閒談，見有客人，於是離去;過了一會兒，曾國藩又來了。這時趙烈文正在吃飯，曾國藩就在客廳轉悠。
趙烈文一放下碗，曾國藩就進去對他說：「吾來南(指回金陵做兩江總督)已半載矣，壁上無有一款之字畫，几案皆蕩然，人得無笑其苟簡(簡單)乎?」他顯然是欣賞了趙烈文客廳里的字畫後，觸景生情說這番話的。趙烈文於是打趣說：「自有總督衙門以來，未有空閒寂寞一至於此者，方頌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國藩說：「足下他日銘吾墓(給我寫墓志銘)，此亦一事也!」
當說到胡林翼的文集編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筆時，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吾身後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後?」趙烈文說：「待及師身論定，烈願任編纂之役。」曾國藩當即囑咐說：「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論(主持公論)耳!」趙烈文看曾國藩說得很認真，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也就嚴肅地回答說：「謹受教!」
此時的曾國藩，雖經「剿捻」失敗，聲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從他的這番囑咐里，分明發現他不僅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在後世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而且鄭重希望趙烈文能夠為他「出善後之策」。
大凡在歷史上留下濃重足跡的人，都十分關心後人對他的評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處在聲望極隆時的曾國藩，就對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這一政治交代，顯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趙烈文從此也就不再提起這一話題並讓它淹沒在歷史的大海里了。
(本文材料全部來源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文中恕不一一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