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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應驗自作孽不可活 司馬璐凸顯揚棄妖魔美眷聯袂

—寧做司馬璐,不做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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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劉少奇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他最後慘死在河南開封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時,不知他是否想清楚了,正是他自己親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論」、「工具論」,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對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過都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罷了。應驗了中國那些絕妙的成語:自作自受,作繭自縛,請君入甕,等等。

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一本長達近600頁的書。連日思潮,連夜噩夢。掩卷沉吟,心中竟有萬千塊壘,不堪負荷。這是85歲的司馬璐老人,畢其一生心血,奉獻於世人的一部歷史巨著:《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一、人性中的惡

善和惡,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之初,性本善。」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惡,應該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沒有一個時代,能象共產黨時代那樣,把人性之惡張揚得那般登峰造極,那般淋漓盡致。

共產黨的許多理論起了這個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論」、「特殊材料論」。司馬璐在書中披露:在中共內部,劉少奇是這些理論最起勁的鼓吹者。劉少奇援引斯大林「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之說,大肆發揮道:一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象木料一樣地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以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

司馬璐記載:在一次會上,毛澤東要王明表態。王明說:「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我願意做『黨的工具』。」劉少奇卻譏諷道:「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是掩護,是有毒的。」王明又無可奈何地道:「我願意做一頭驢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嗎?」劉少奇卻不依不饒,說:「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條件的。」

這不禁使人聯想到蘇聯的一段歷史:斯大林以莫須有的罪名,將無數政敵送進監獄,並企圖從肉體上給予徹底消滅。一些政敵不承認自己的罪名,斯大林及其幫凶們便欺騙他們說:他們需要為黨的利益而犧牲。製造「敵人」,也是黨的需要,讓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時代,還有敵人,尤其有那些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敵人。人民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會主義的果實」。

那些甘願充當黨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黨的要求」,紛紛違心地承認了那些強加於他們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一些人在「認罪」的時候,甚至處於熱血沸騰的狀態。連「黨的創始人」之一、元老季羅維也夫也違心地認了「罪」。不同的是,被處決前,季羅維也夫向黨提出了幾點卑微的要求。對此,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上冷冷地說:「你們看看,你們看看,這個季羅維也夫,他居然敢對黨提條件!」

文革開始,劉少奇毛澤東親自炮轟和打倒。滿腹委屈的劉少奇找到毛澤東說:「我只有一個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一個普通人。」

此時此刻,連劉少奇自己都忘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無權對黨提條件。黨需要樹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需要他這個「反面典型」。「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想做一個普通人,已經是痴心妄想。歷史對劉少奇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他最後慘死在河南開封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時,不知他是否想清楚了,正是他自己親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論」、「工具論」,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鐧」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對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過都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罷了。應驗了中國那些絕妙的成語:自作自受,作繭自縛,請君入甕,等等。

而且,把毛澤東奉上神壇,劉少奇正是始作俑者。從「延安整風」到「7大」,劉少奇帶頭給毛澤東加上至高無上的冠冕。劉少奇甚至把毛澤東捧為「中國革命的皇帝」。其實,類似的幫凶和下場,又豈止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林彪,等等,又有哪一個,不是如此?

二、寧做司馬璐,不做劉少奇

對比劉少奇,司馬璐是幸運的。試想,如果司馬先生沒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麼,他可能在延安整風中,落得個王實味一般的下場;或者,在反右運動中,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逃過一劫,又如何逃得過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難逃。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們,整日沉陷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他們都是身心被毀的殘疾人,無法回到生活,做一個正常的人。可悲的是,由於他們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國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學習、罵大街似的報刊社論、批鬥會、自相殘殺。末日般的瘋狂,使這個民族蒙上了永恆的羞恥。

那一場所謂的「革命」,卷進了無數中國人,除了充當炮灰的工農大眾,還有無數的文人、藝人、美人……單說那些出眾的美人,楊之華、孫維世、傅作義的女兒、陳布雷的女兒,等等,下場都是那樣的悲慘:或者在中共的監獄裏,被活活鞭死;或者從高樓上縱身而下,粉身碎骨……她們本應是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本應是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卻被誤捲入那一場紅色的大潮,迷失了本性,丟失了生活,賠上了性命。

明智而幸運的司馬璐,得以做一個人,一個正常人,一個平常人。古稀之年,還尋回了少年時期那段真情與浪漫。司馬璐與戈揚的故事,又成就一段天下美談。真箇是:青梅竹馬,有情人終成眷屬。金色黃昏,彩霞滿天。寧做司馬璐,不做劉少奇!

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蕭蕭》「前言」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只建造一座小廟,在這座小廟裏,我供奉的,是人性。」在眾多文人墨客中,沈從文的作品,得以流傳,就在於他對人性的執着。共產黨偶爾也提到人性,卻是完全扭曲的人性。實際上,他們以黨性代替了人性。司馬璐曾誤投中共,失身虎穴龍潭,但及時醒悟,斷然抽身,與其分道揚鑣,回復生活,回歸人性,回返自然。揚棄妖魔,供奉人性。司馬璐的一生,何其大幸!

司馬璐筆下的歷史,也是如此,處處寫人性。他寫中共歷史,以人物為中心,有蜿蜒的歷史,也有動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動、更珍貴、更有價值。他甚至寫到「情慾與政治鬥爭」,披露中共領袖人物因爭奪女人而演變的權力鬥爭。他寫的許多人物,都有獨到之處,而且傳神。諸如:周恩來「是個道家,也是演員」;瞿秋白是一個書生,書生搞政治,是一個「歷史的誤會」;陳獨秀一生清白、清醒,是民主與科學最堅定的守護人;張學良,是一個野心勃勃又反覆無常的小人,註定成為千古罪人……

三、中國悲劇的三重遞進

中共在寫歷史,司馬璐在寫歷史,許多人,都在寫歷史。那麼,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一部歷史?這是一部殘殺的歷史,一部血流成河的歷史。在所有的殘殺中,最觸目驚心的,是自相殘殺。

自相殘殺,是所有共產黨國家無一例外的悲劇。蘇聯的大清洗,導致兩千多萬人喪生;柬埔寨的屠殺,多達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都發生程度不等的血腥。然而,我們要說,在所有這些悲劇中,以中國的悲劇為最慘烈、最浩大、最持久。因為,中國的悲劇,經歷了三重遞進。

第一重,是秉承和模仿蘇聯式的大清洗。這於戰爭年代時期,就已經在黨內、軍內、以及中共割據的農村地區,反覆上演。

第二重,1956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做了秘密報告,系統批判斯大林,包括蘇聯和東歐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的清洗停止下來,迫害相對減輕,人民得到相對的寬鬆。然而,在中國,事情卻朝着相反的方向演進。幾乎與此同時,中共開始「反右」,為更大規模的迫害拉開了帷幕。毛澤東擔心,有朝一日,自己會象斯大林一樣,受到中國式的赫魯曉夫清算,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鐵心把壞事做到底,竟展開從上到下的大清洗,那便是文化大革命。整個中國陷入「7、8年就來一次」的大恐怖。據世界權威資料統計,在中共的統治下,因鎮壓、迫害、和饑荒而死亡的中國人,高達6,500萬,果然創下了歷史之最和世界之最。

第三重,上個世紀80年代末,蘇聯和東歐諸國先後發生民主巨變,邁上自由之路,開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國,卻南轅北轍,坦克,碾碎了民主的美夢,監獄,囚禁了自由的靈魂。這個幾近絕望和窒息的民族,被引誘到物慾橫流、聲色犬馬的深淵,集體墮落,整體沉淪。

悲劇的三重演進,足以證明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歷史宿命。

四、謊言覆蓋的歷史

獨裁需要謊言,專制需要黑幕。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領導人的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個名詞「假大空」,也是中共的專利。面對現實,他們需要謊言,面對歷史,他們同樣需要謊言。因為,他們知道,歷史,就是現實的鏡子。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共產黨需要人們忘記歷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電台、電視台,千百家報紙、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個黨的手中,沒有對比,沒有參照,沒有監督:他們想把歷史怎樣寫,就怎樣寫。

中共不僅創下了殺戮與迫害之最,也創下了氣量狹小之最,凡事走極端,不留半點餘地。面對敵手,一概抹煞。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顛倒、抹黑。

不僅如此,連友軍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國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支援。最後,連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文件,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張冠李戴,指鹿為馬。最後,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僅把人民搞糊塗了,就連當權者自己,也都糊塗了。也就是說,就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以至於,文革後,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

對中共之前的歷史,他們也任意閹割,為我所用。也就是說,共產黨執政才50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泱泱華夏上下5千年的歷史!

由於謊言太多,痕跡太重,當權者怕露馬腳,處處設置禁區。今天不准研究這個,明天不准考證那個;這個是內參,那個是機密。為此又製造出大批文字獄。於是,「6.4」成了禁區,文革成了禁區,大饑荒成了禁區,大躍進成了禁區,反右成了禁區,抗日戰爭成了禁區……最後,整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都成了國內歷史研究的禁區。於是,在中國,一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史學家,幾乎已經無從下筆。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大不幸,也是人類史學界的大不幸!

在這種情況下,類似司馬璐先生這樣的回憶錄,就顯得格外珍貴。面對那段一直被人任意編寫和刪改的歷史,司馬璐的回憶錄,成為不可或缺的補充和矯正。他以他的親身經歷,記錄和見證了那一段兇險離奇的歷史。既有參與者的投入,也有旁觀者的清醒。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一個獨特的視角,得以繼續觀照和深思那未盡的歷史,中華民族至今仍深陷鐵血桎梏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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