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曾經是東北的政經中心，1931年被滿州國定為首都「新京」之後，更成為日本人費心經營的花園城市，都市規劃以歐洲的大都會為範本，六線大道條條筆直，寬大的公園處處蔥綠。火車站前的中央道路寬六十米，以花崗岩鑲嵌，兩旁的百貨公司都是鋼筋水泥的大樓，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達達的聲音。長春很早就有抽水馬桶，很早就全面鋪設煤氣管道，很早就規劃了環城地鐵、有軌電車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幹電線埋入了地下。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着點涼意，抱着孩子的母親，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着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岩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1945年8月9日進軍東北，佔領城市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矗立在現代城市的交通心臟，讓萬眾仰視的，是一架戰鬥機，真的有點奇怪。蘇聯人同時興建在瀋陽市中心的紀念碑，頂端放的是個十三公噸重的銅製坦克車。因為建地鐵，「坦克碑」幾年前才被移走。
人民廣場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寬闊大氣，車水馬龍，兩旁還有很多有如上海外灘一樣的宏偉歐式古典建築。走在樹影搖曳的行人路上，你不得不想到，這條大家的名字換過多少次，每一次換名，都發生了些什麼事?為什麼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會不會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打贏了俄國，取得南滿鐵路的經營權，就在這裏興建火車站、築路，叫它「長春大街」。
真正開始經營長春之後，日本人把這條大街命名為「中央通」--這種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儀的滿州國成立了，長春變成了「新京」，這條街就以滿州國的年號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城了，就在大同廣場中新建個紅軍紀念碑。
緊接着國軍接收了長春，於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為「中正大街」，大同廣場嘛，就叫中正廣場。這個，台灣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後，國軍又潰敗而走，解放軍進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1949年3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1996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我現在就走在這條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見熟悉長春史的於祺元老先生，想從他口裏聽一聽，1948年，長春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穿過人民廣場，剛好踩過紅軍紀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時，我心裏想到的是，長春人，或者說，東北人，記憶里藏着多少沒真正打開的抽屜啊?
譬如說，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以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姿態進城，並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着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裏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1945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你聽說過索贊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197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1945年1月，二十七歲的索贊尼辛是蘇聯紅軍的一個砲兵連上尉，跟着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制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蠻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贊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