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從種種跡象來看，《南方周末》事件已近尾聲。雖然《新京報》與《南方周末》都以曲筆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但都屬於「光榮撤退」之舉，事件無疑已進入收官階段。
這一公共事件在勝負上本來就無任何懸念，無論結局如何，都不影響其作為一個大事件的地位，它的價值在於：藉助此事件，可以理清中國的集體行動之邏輯。
一、「南周事件」填補了社會抗爭的空白：為新聞自由而抗爭
近20年來，媒體人個別的抗爭從來沒有斷過。這些抗爭有各種表現形式，比如儘可能地報道真相，或者以各種方式闡述與當局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某家媒體的編採人員以集體名義抗爭，「南周事件」確實是繼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被關閉以來的唯一的一次。由於這次事件藉助於微博傳播，在網上獲得了媒體業同行、知識界人士、廣大網友、香港台灣等地的一邊倒支持。在這種氣場之下，部分藝人與商界精英都忍不住出來幫了次「人場」，部分勇敢的網友還在廣州南周報社門前集會，形成了持續三天的實地抗爭。
可以說，「南周事件」是知識群體及中產階級對政治權利渴望的一次大釋放。因此，「南周事件」的意義早已超出南周媒體人自我限定的範圍，被賦予了「南周事件」兩位主角——南周媒體人與中共當局——都力圖避免的訴求：要求新聞自由。新聞自由是公民政治權利之一，它是一種制度性變革的要求。參與者自身也意識到這一重大變化，網友「拈花時評」記錄了1月8日廣州一位參與者的現場演說片段：「我們曾經為利益而抗爭、為權益而抗爭、為土地而抗爭、為房屋而抗爭，這是第一次，我們為了自由而抗爭！」
從支持者的訴求來看，這確實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唯一的一次超越小群體利益為爭取公民權利而奮起的一場抗爭。這一類型的抗爭在短期內是否後有來者，目前還真是不敢樂觀。
二、「南周事件」的幾點觀感
「南周事件」是無組織力量對抗強權（高度組織化力量）的一次實戰，它的優點與弱點，將會在今後中國類似的公共事件中反覆重演。
整個抗爭，只有《南方周末》媒體人算是低度組織化，即藉助該報同事關係的共同體利益臨時組合，這種抗爭註定只能是有限抗爭。
自2002年以來，《南方周末》被中共當局刻意改造削磨的痛苦歷程是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公案，大家都在關注。我在《霧鎖中國——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中，曾以該報2003年以前的文本做過分析；候方域撰寫「南方事變——南方報業到底發生了什麼？」詳細敘述了近幾年南方報業內部權力結構的變異，解析了三個只有內部人才知曉的問題：一連串辭退編輯記者的行動怎樣發生；針對南方報業的新聞審查是怎樣起作用；南方報業內部的自我審查又是如何嵌在辦報過程中的。候文還提到，隨着南方系列光彩褪去之時，就是南方報系經營虧損之時。
關於經營狀況虧損，是傳統媒體共同遭遇的困境。媒體人張夢雲在騰訊上發表的微博頗值參考：「南周事件為什麼在媒體人中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響和共鳴？是因為它們不僅無視媒體人的職業尊嚴，還危及到了媒體人的生存。嚴酷的管制加上新媒體的衝擊，導致紙媒日益邊緣化，影響力越來越低，紙媒和媒體人的收入下滑，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由於技術、傳播形態不一樣造成的管制不對稱，更是加劇了紙媒的危機。」
因此，以廢除宣傳部門強加的事前審查這一「特殊待遇「為目標，既容易在南周內部達成一致（完成低組織化），也容易與當局達成妥協，規避更大的政治風險。將事件公共化以贏得社會支持並加大政府當局的壓力，也屬於一項策略。站在南周人的立場考慮，這都屬於情理之中。
但公共動員這顆棋子落下之後，就會發生許多不由下棋者控制的因素。這也是南周人在事件公共化之後集體消聲的原因。我猜想，見好就收是他們從開始就定下的基調，只是何謂「好」，標準可能會隨機調整。老南周人鄢烈山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協商的結果可能看上去是暫時的，但記者們不想把黨的高級領導人逼入絕路。」雖然有點一廂情願，但準確無誤地表達了南周人「光榮撤退」的想法。
以行動與言論支持南周的各界人士表現可圈可點，實地行動中並未出現過激的口號與行動。他們當中有些人為之付出了代價：被關押並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一些名人還因此也嘗到了喝茶的滋味——臨時聚合的無組織力量能夠如此表現，在中國已屬難見。
南周媒體人可能已經無法慮及以下這一點：一旦事件結束之後，中共當局就會以近年來在南方報系行之已久的辦法慢慢炮製，以各種理由辭退或者逼迫編採人員自行離開。
三、強組織力量對無組織力量
當局這次的做法，再次表現了一個積90餘年鬥爭及統治經驗的政治集團之狡猾。有人說中南海一直沉默，這完全是誤判。「南周事件」發生後，不管南周人如何限定抗爭目標，在北京眼中，這都是「反」。因此中南海的策略早就定下，這就是中宣部下達的幾點指示：「定性為意識形態鬥爭；嚴重挑戰黨管新聞工作的底線；要加強對微博的管理；有境外勢力參予；廣東的事廣東自己解決。」這五條裏面有三條是戰略性的：意識形態鬥爭、挑戰黨管新聞工作、境外勢力參與（可延伸為顏色革命陰謀）；兩條是戰術性的，即加強對微博管理、廣東的事廣東自己解決。
戰略是不變的，因為筆桿子與槍桿子並重，宣傳輿論陣地從來就是極權政府與獨裁者必爭之地，薩達姆的新聞部長一直到美國軍隊攻進電視台之前還在堅持他的宣傳。但戰術就可以靈活多變，中共慣用的紅白臉戰術再次使用。廣東胡春華出面施以軟功，扮「白臉」，魅惑之下，路透社發表樂觀評論並影響海外不少媒體，南周人也受到感染而不想讓政府為難。與此同時另有部門唱紅臉，中宣部在北京施展「削其羽翼「的硬工夫，逼《新京報》「吃屎」（京報人自已的形容），即發表《環球時報》的評論；廣東則不斷抓人，只是抓人地點不在集會現場，改為跟蹤尾隨單個抓捕。
士氣可鼓不可泄。從集體行動的邏輯來看，南周媒體人才是抗爭的主體，其目標是有限目標，不希望事情鬧大；外圍力量來自四面八方，要的是新聞自由。這種外圍聲援本來就無組織，滋養他們的力量除了源源不斷的外部聲援之外，還需要抗爭主體的堅持與韌勁。因此，於是在10日，南周連自我設定的最低目標也沒達到就出了報紙，外界支持也在當局打壓之下迅速瓦解消溶。
這是高度組織化力量與無組織力量對決的必然結果。中共作為一個擁有一切組織化資源的執政集團，在「革命戰爭」與「革命統治」的90餘年歷史中積累了豐厚的經驗。海外有媒體在南周事件上臆造出江系破壞習李憲政夢一說，實在過分牽強。中共內部確實派系林立，內鬥不已，薄熙來事件即一鐵證，但在對付政治反對勢力時，中共內部卻因利益的粘合，比異議者、維權者與各種所謂反對力量要團結得多。從堅守各自的「共同底線」來說，中共遠比反對者更統一頑強。
我研究過很多案例，兩個關鍵環節常是中國民間抗爭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抗爭主體的利害權衡採取退讓之策。一旦如此，支持者就失去支持對象，形成釜底抽薪效應。第二、行動之後的救援呼應工作缺失，許多抗爭的領頭者受到當局重罰而得不到救援。以上兩點，是中國社會缺乏自組織能力所導致。
中國社會在中共統治之前，國家與個人之間有「社會」，這「社會」由宗法組織、（唐代以來的）行業協會、江湖會黨等構成，士紳階層、地方豪強成為介於官民之間的一個階層。中共建政以來，通過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打擊反動會道門勢力等各種方式消滅了中國社會的自主性力量，從而徹底消解了中國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現階段，在中國社會未能建構自組織能力之前，無論是南周媒體人的軟抗爭，還是其他各種形式的硬抗爭，都必然陷入失敗。
有人常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突尼斯一個小販的自焚就能夠掀翻本∙阿里的寶座？答案我也早就講過，從黑暗專制通往民主之間有一段開明專制：台灣經歷過蔣經國先生的開明專制；本·阿里從上世紀90年代實施改革，允許多黨制、私人辦報、民間結社，涵育了各種民主化所需要的社會力量。中國只要民間缺乏自組織能力的局面繼續，官民之間的一切博弈就必然會成為大石頭與沙子的「博弈」，這是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其結果只有兩種：不是大石頭將沙子全盤壓在身下，就是沙子突然藉助風力等外部自然條件的變化成了大面積流沙而將石頭淹沒。
以上就是我從「南周事件」中總結出來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