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
作者：韓三洲
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直到最近才讀到劉再復先生於去年秋季所寫的紀念錢鍾書辭世十周年的文字——《錢鍾書先生紀事》，內中的一段話應該讓不少「錢迷」們更能深刻地認識錢鍾書先生：
「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不過，錢先生之所以能說這樣的「天才之語」，與籠罩在其自身家庭的政治氛圍是分不開的，而他父親錢基博（字子泉，1887—1957，《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作者）的一生遭際，就是一個典型的示例。二ＯＯ七年是錢基博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他曾執教的母校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錢基博年譜》。讀年譜，可以看到錢基博是一個學淹中西、滿腹經綸的讀書人，不僅如此，他一生講究操守，重視「樹立師範」，力求做到「竭平生之所知，勿曲學以阿世」。一九二七年六月，正是「四·一二」大屠殺之後，江蘇省教育廳曾欲招錢基博為「教育督學」，先生不僅固辭不就，在給教育廳長的覆信中，還對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提出批評意見：「竊謂黨治即法治也，黨治之教育，宜貫之法治之教育；黨治之學生，必予以法治之精神。」一九三二年，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任國文教授的錢基博曾給學生命題作文，有一道題目是「砭黨治」，就是針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結果被特務告密，誣陷他與國家主義派有聯繫，意在挑動學生反對政府。蔣介石知道後，電飭江蘇省教育廳秘密查辦，引起軒然大波、先生對此無端橫禍，非常氣憤，當即給無錫鄉誼、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寫信，義正詞嚴地揭發國民黨的苟且行徑，吳稚暉後來回信，聲明「誤會了」，此事遂不了了之。
建國後，此時在武漢華中大學任教的錢基博像許許多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為祖國的大一統和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歡欣鼓舞，倍感驕傲。一九五Ｏ年，老人決定將自己生平積累的幾十箱珍貴藏書，全部贈予華中大學圖書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甫一出版，已是六十五歲的老先生就急切購來，並花費了十天功夫通讀全書。到了一九五二年六月，「思想改造運動」開始。面對過去，要求進步的錢基博，也是像大大小小的舊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改造檢討，並痛下針砭，寫下兩萬多字自我作踐的《自我檢討書》一份，這才僥倖過關。此年，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成立，錢基博轉任歷史系教授，為了改善歷史系教學設備，老先生又將平生所藏212件文物古玩悉數捐贈出來，幫助籌建歷史博物館。
這部年譜最有價值的、能留存後世的，也就是附加披露了老先生所寫的兩萬多字《自我檢討書》，檢討書分四個部分：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過不放棄我中國人的立場。二、我的社會意識很濃厚，而革命性則缺乏。三、我不能勞動，而人家勞動的果實，則不敢糟蹋。四、我不願自己腐化以腐化社會；尤其不願接受社會腐化以腐蝕我民族本能。在這份檢討書里，錢基博雖說將自己堂堂正正的一生作了簡要介紹，但也沒少作踐和糟蹋自己，「開場白」就是：「思想改造，當得自動，不能被動；不過人類通病，自尿不覺臭，旁觀者清。」他罵胡適：「主張全盤接受歐化，他的考古學，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洋人吹。」他自我剖析：「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為雖盡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並未根除淨盡。」他把發展中祖國稱為「神蛇」，並說：「時時考慮我這個人，對社會有沒有用，如果沒有用，我決不以老廢細胞，妨礙神蛇的發展，做絆腳石。我願為社會服務，我不願社會姑息我，倘社會認我不合時代需要，應得予清除。」
到了「反右運動」的一九五七年，甫一開始，剛正耿直的錢老先生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又開始「鳴放」他自認為是披肝瀝膽的忠直之言了。他給湖北省領導上了一封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指出省領導工作中的某些缺點。他這邊還自以為是向黨交心輸誠呢，興致勃勃地賦詩吟誦：「白頭憂國輸忠悃，青簡明經指要津」；沒想到那邊就展開針對他的革命大批判了，一個讀書人的尊嚴徹底淪喪殆盡。已是風燭殘年的錢基博遭此變故，經不住這場明珠暗投的屈辱，結果一病不起，鬱鬱而終，時年七十一歲。錢基博至死，也沒有給戴上「右派分子」的頭銜，但他的孿生兄弟、歷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蘇南行署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席、省工商聯主委等職的錢基厚（字孫卿），卻難逃厄運，被劃上「右派」，撤銷了一切職務。他的那篇也是糟蹋自己、痛罵自己並徹底交代「罪行」和徹底悔過的「發言稿」，被要求刊登在這年七月間的《人民日報》上，標題就是《我做了人民的罪人》。到了文革期間，錢基厚又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於一九七五年含冤去世。其間，錢基博遺留有五百餘冊、經歷數十寒暑的《潛廬日記》，在遭到紅衛兵的查抄批判後，也被付之一炬、化為塵煙。
讀過這部年譜，也讓人理解了，為什麼作為長子的錢鍾書先生，一直在迴避着自己的父親，還有了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年譜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答桉，為什麼建國之後，錢鍾書一直表現得是那樣沉默隱忍、深藏不露？甚至還被人誤解這是文化人的一種明哲保身和老於世故。如劉再復在回憶文章中所悟出的：「『頭髮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年譜中看不出錢鍾書對老父親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有過任何怨言。不僅如此，而且在「反右」之前，錢鍾書似乎就預見到這場運動的實質以及可能會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惡果。據錢基厚的外孫許大雄回憶，一九五七年五月，錢基厚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的座談會，錢基厚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見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未發，只是靜靜聽着。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一個月後，「反右」開始，說了話的錢基厚全家折兵損將，一家四人被錯劃為右派。而身處「反右」漩渦文學研究所的錢鍾書夫婦，卻安然無恙。（見二Ｏ一Ｏ年九月十一日《文匯報·筆會》）
錢鍾書這種遠避政治的風格，一直保持到「知識分子的真正春天」（媒體用語）到來的一九八七年。那年適逢錢基博先生百年誕辰和逝世三十周年之際，華中師大擬議召開一次學術會議會，各界人士亦積極響應，惟有錢先生的哲嗣錢鍾書反應冷澹，以「不若息事省費」為由，出面制止了這次會議。這讓人想到了那則被人傳誦最多的文革軼事，江青送請柬讓錢鍾書參加國慶酒會，可錢的反覆就是一句話「我身體不好，我不去！」說不清這是躲避，還是抗命？錢鍾書，字默存，最簡單的解讀就是沉默方能生存。這讓人想到先輩胡適先生常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鳴與默之間，也許正是兩代知識分子風骨的差別所在。錢鍾書這種特有的處世之道，不僅是動輒得咎的政治環境使然所致，也是緣於前輩人的傷痛給家庭帶來的羞辱而造成的，正如另一個國學大師陳寅恪在自己詩文中所體味出的那句名言：「最是文人不自由」！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值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時修改
戴着眼鏡的錢鍾書以其睿智的「錢氏」微笑，感染着仰慕他的每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