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趙紫陽（右）與周恩來
1971年5月到1972年3月間，趙紫陽曾經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擔任副書記，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書記，主抓農牧業生產，當時我是新華社內蒙古分社採訪農牧業方面的記者，因採訪關係與趙紫陽接觸較多。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內蒙古自治區第三次黨代會在呼和浩特隆重召開。「文革」期間，內蒙古自治區上上下下廣泛進行的挖「內人黨」運動，使內蒙古自治區從城市到農村、牧區的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當時中共中央下達的關於解決內蒙古問題的文件上也明確指出：「挖『內人黨』事件，使內蒙古自治區各族人民受到了傷筋動骨的傷害」。就連「文革」期間成立的各級「革委會」也幾乎處於全面癱瘓狀態，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交通運輸中斷，農村無人種田，牧區無人放牧，喊冤上訪的人成群結隊，內蒙古大地一片蕭瑟狼藉，千里草原破敗荒蕪。
為了儘快解決這種非常混亂的現狀，中共中央決定從1969年12月19日開始，對內蒙古自治區施行全面軍事管制。以北京軍區為主組成前線總指揮所（簡稱「前指」），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任「前指」總指揮，27軍政治部主任遲浩田任「前指」辦公室主任，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切黨、政、財、文大權統一歸「前指」掌握。這次黨代會的召開標誌着內蒙古自治區處於非常時期的軍事管制結束了。
5月19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召開三屆一次會議，選出了以尤太忠、吳濤（蒙古族）、徐信、鄧存倫、趙紫陽為書記的領導班子。會議還明確了分工，趙紫陽分管主抓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生產。
當時，我和趙紫陽以及他的秘書蔡肇發大會、小會沒少在一起開，有時我也常到老蔡那裏去閒聊。我從老蔡那裏知道了不少有關趙紫陽的情況：「文革」開始不久，趙紫陽就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翻在地」，直到1970年6月30日，趙紫陽化名趙明，拖兒帶女來到湖南婁底市國營湘中機械廠勞動鍛煉，他被分配在機械廠的三車間六班，在鉗台和鑽床上幹活，一位姓劉的副班長是他的師傅。他妻子梁伯琪則被分配到倉庫當保管員。初來時，他就很真誠地對工人說：「我是來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今後大家就叫我趙老頭吧。」趙紫陽幹活很認真，能彎下身來虛心向老工人學習，還經常和大家一起加班至深夜，他把自己當成工廠的員工，關心工廠生產建設，還不時向廠里提一些合理化建議，受到廠領導的重視。工人雖然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更不知道他以前曾任廣東省的省委書記，但知道他是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來接受勞動改造的。但是，誰也沒有把他當階級敵人來看待，工人對他非常好，經常從家裏帶些餃子、湯圓給他改善生活。有病時，工人會陪他翻山越嶺去山外的醫院裏看病。
內蒙古自治區黨代會召開的前兩天，穿着一身勞動布工作服的趙紫陽還正在車間幹活，中央突然通知他到北京去。當天晚上周總理找他談話，說內蒙古自治區第三次黨代會明天就要召開了，中央決定派你去擔任副書記。這消息來得太突然了，事前他全然不知，他說：「總理，我得回去換身衣服」，總理說：「噎來不及了，你明天必須趕到內蒙古參加黨代會的開幕式」。原定於上午九時按時召開的黨代會，因趙紫陽沒有趕到，竟推遲了10多分鐘，當主持人向大家解釋說會議要推遲一點時間的原因是：中央決定派趙紫陽同志到我區工作，現在他還沒趕到。主持人的話音一落，台下立刻就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當穿着一身勞動布工作服的趙紫陽出現在會場主席台上的時候，台下又響起更熱烈的掌聲。
內蒙古自治區5位書記當中前三位都是部隊的將領，鄧存倫主抓工業，趙紫陽主抓農牧業，一把手尤太忠，對趙紫陽的工作大力支持，使他能放心大膽地干工作。
長期在廣東工作的趙紫陽來到內蒙古主抓農牧業生產，工作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履職不久，就深入到農村牧區調查研究去了。他走遍了內蒙古自治區四盟二市（當時內蒙古自治區轄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彥淖爾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頭市）他每到一處從不事先通知當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層幹部和農牧民談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開農家的柴扉，走進農民家的茅屋，坐在農家的土炕上和農民促膝談心，傾聽他們的呼聲、願望和要求；他披一身風雪來到牧民的蒙古包里，向有豐富放牧經驗的牧民求教問計。為了把農牧業生產歷史和現狀弄個明明白白，他每到一地就同農村牧區基層幹部座談，虛心聽取他們對如何搞好農牧業生產的意見和建議。在土默特右旗河子大隊，他曾兩次來到一位多年擔任村長的老農民家裏談心。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趙紫陽對當時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生產中的情況瞭然於胸。
趙紫陽經過幾個月的深入調研之後，他向自治區黨委匯報了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情況，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革命委員會於 1971年9月6日至28日在呼和浩特賓館召開了農村牧區政策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產大隊、公社、旗（縣）以及自治區的相關人員。我和《內蒙古日報》社的女記者劉譚是駐會採訪的記者，每天的小組討論會及晚上的匯報會都按時參加。這個長達22天的座談會，認真分析了內蒙古農牧業生產的現狀和歷史，制定了發展農牧業的政策。差不多每天晚上趙紫陽都要來到這裏聽取各小組的情況匯報，特別是會議的最後幾天，進行到各項政策的具體制定階段時趙紫陽每天都來和大家一起討論研究，在制定具體規定時微細到農家的自留地每人應該留多少？牧民的自留畜每戶口應該留幾隻（頭）？房前屋後的樹應該留幾棵？每次聽取匯報趙紫陽都是談笑風生，從善如流，所以每天晚上的匯報會都開得很活躍，有聲有色。當時還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噎發揮到了極致，平均主義的歪風橫行霸道，許多地方一天的勞動工分只有幾分錢！有誰還願意去勞動！自留地、自留畜等都是社會上最為敏感的神經末梢，這個時候如果談自留地、自留畜等問題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而這次的座談會上卻暢談了這些十分敏感的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並提出來解決的辦法。趙紫陽聽取大家匯報時，假如有的小組匯報說每家的自留樹應當留3棵，有的說應留5棵，最後趙紫陽都是選最高的數字拍板。如說到山區養的毛驢算不算在自留畜的數量內，與會者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下時，趙紫陽說：毛驢在山區主要是交通工具，這個就不要算在自留畜數量里了。從制定具體政策上來看趙紫陽是一心一意為農牧民着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劉譚坐在一起了，我感觸很深的低聲對劉譚說：「看來趙書記這個人很厚道，一心為農牧民着想，大家匯報上來的數字，到他這裏都放寬了，他是想儘量多給農牧民更多的實惠，他就不怕人家說他右傾，第二次被打倒？」因為趙紫陽就坐在會議桌子的對面，劉譚沒敢跟我嘀咕，就寫了一個紙條給我： 「我們報社的人都說趙書記真是懷着強烈的革命責任感和使命感干工作的，是給老百姓辦實事的實幹家。」
這次座談會制定了《關於農村牧區若干政策問題的決定》共17條。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對農村牧區，人民公社制度和經濟制度的破壞，提出了糾正極「左」錯誤傾向，反對在農村牧區搞擴社並隊，沒收自留地，破壞家庭副業，搞「一平二調」的窮過渡歪風。提出了牧區以牧為主，農林牧結合，因地制宜，全面發展等一系列正確的生產建設方針。17號文件明確指出，畜牧業是牧區的主業，農林業的發展必須為牧業服務。社員的自留畜每戶可養羊10到15隻，最多不能超過20隻，騎、挽和乳用大畜由旗（縣）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規定，自留畜噎收歸集體所有的要按數量退給本人，多餘部分要作價分期償還，17號文件還指出：「堅決反對平調，嚴格控制非生產性開支」，「不得以任何方式隨意增加脫產人員和脫產人員的補助工分」，而且還提到了要大力「發展和辦好社隊企業」，明確提出了「反對平均主義」，認真貫徹執行「多勞多得」的原則，禁止在牧區開荒種地，防止草原沙漠化等等。這個文件的精神與「文化大革命」前烏蘭夫同志在牧區推行的「兩定一獎」（定畜群、定任務、超產獎勵）政策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牧區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卻作為烏蘭夫的一大罪狀遭到嚴厲批判，而當時烏蘭夫同志還沒有「解放」，他被關押到哪裏去了連他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這份文件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需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風險。
這個座談會上形成的文件，經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討論通過後，於1971年10月18日，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向全區正式發出了《關於當前農村牧區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文件的精神傳達到農村牧區以後，農牧民欣喜若狂，敲鑼打鼓放鞭炮，那些被極「左」路線殘害頤的農牧民用這種最古老、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心中淳樸的渴望與內心的訴求。
今天，當你打開「百年風雲內蒙古」的網頁時《關於當前農村牧區若干問題的決定》仍然赫然在目。一個好的政策的實施成了草原人民永久的記憶。
在深入貫徹17條的基礎上，於11月18日至12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在呼和浩特召開全區農牧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這是自1964年毛主席發出「農業學大寨」以來，內蒙古自治區規格最高、人數最多的一次「學大寨」會議，趙紫陽在會上做了激情澎湃的報告。會後，大家去大寨參觀學習，由趙紫陽和吳濤（「九大」中央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帶隊，代表團有800多人，從呼和浩特開了一趟專列，隨行的有《內蒙古日報》社、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以及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的十位記者。為了解除長時間坐車的疲勞，記者們在一起總愛談天說地的閒聊，當然也有不少話題說到趙紫陽。大家談到，我們這些農牧記者下鄉採訪時，走到哪裏，常常會遇到一些農民說：自治區的趙紫陽還來過我家呢。在牧區有些牧民也會說：別看我這蒙古包破爛不堪，趙紫陽還來包里喝過我家的奶茶呢。
我也給他們講了一件事：11月初，我在呼和浩特市舊城區逛街時，突然遇到趙的秘書老蔡，我問他：「你到舊城來幹什麼？」他說：「我們剛從錫盟草原回來，那裏噎下雪了，冬天到了，趙書記經常下鄉，沒有個皮帽子不行，我是來給他買皮帽子的。」我說：「趙書記冬天還是那樣辛辛苦苦地往鄉下跑啊？」他說：「他就是這個脾氣，所以才來給他買頂皮帽子的。」趙紫陽愛下鄉，這在內蒙古自治區各級幹部中是盡人皆知的。
車過大同後，在山西省境內我們看見站台上有叫賣花生、水果的了。內蒙古由於土質和氣候的原因是不產花生、紅薯、紅棗的。而且當時由於挖「內人黨」的嚴重摧殘，內蒙古的生活必需品十分匱乏，糧食及各種副食品即使全憑票證供應也是時斷時續，經常是空排半天隊啥也買不上。在山西境內可以隨便買花生吃了，我很高興地說：「我是最愛吃花生的，這次可要吃個夠。」隨行的這十名記者中，只有我們分社社長老於和資深記者老雷的工資上百元，剩下的我們這些人只有四五十元錢，於是有人就想了個絕招：叫趙書記花錢請咱們吃水果花生如何？大家說咱把這個「消費」轉嫁到趙紫陽身上挺好。由誰去給趙紫陽要錢呢？幾個人起鬨說：小石去最合適，因為你是咱們一行中年齡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女記者，趙書記不會駁你面子的，非你莫屬了。既然大家推舉我去給趙紫陽要錢買花生水果我也不好意思推辭，在他們的鼓動下，於是我就「肩負着大家的重託」，信心滿滿地向趙紫陽的車廂走去，當我興沖沖地來到趙紫陽的包廂旁邊，推門一看我有點遲疑了，原來我以為趙紫陽是一個人有單獨的包廂，進去一看才知道他同吳濤同志是一個包廂，吳濤是內蒙古黨委第一副書記、內蒙古軍區政委，他是位身經百戰的將軍，參加過著名的百團大戰、遼瀋戰役等，他非常威嚴，不苟言笑，平時是沒有人敢跟他開玩笑的。看見吳濤政委我還真有點發憷，不好意思張口了，但是既然來了就得不辱「使命」，我囁嚅着沖趙紫陽說：「趙書記，我們那個車廂的記者要你掏錢請客給我們買花生吃呢。」我話音一落，趙紫陽就笑呵呵地急忙翻他上衣的兩個口袋，什麼也沒有，他又翻騰下邊的口袋，中山裝的四個口袋全翻遍了，最後找出來一塊柒毛錢，全交給我了，我拿着這點錢真有點泄氣了，一個省委書記，一個大領導身上才有這麼一丁點兒錢，這真是我們這些記者們怎麼也想像不到的。
參觀團到達昔陽後，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張平化同志從太原趕來與大家見面，陳永貴也表示了熱烈歡迎。第二天，我們就跟隨陳永貴去大寨的虎頭山、狼窩掌等處參觀。我們這個參觀團的其餘的大隊人馬則由大寨的其他領導成員帶領參觀。當時參觀大寨只能看治山治水的成績，不管什麼人都不能隨便走進農民家裏，所以我們並沒有跟當地的農民有任何交流。當我們這一行人走到虎頭山上時，見有十幾位婦女正在翻地。趙紫陽問陳永貴：「這是鐵姑娘隊吧？」陳永貴說：「是的」，於是趙紫陽就衝着他身邊周圍的這些人大聲說：「大家同鐵姑娘一起勞動吧」，趙紫陽首先拿起鐵鍬翻起地來，我雖然也從鐵姑娘手裏接過鐵鍬翻騰了幾下子，並沒有認真干，是好奇心驅使我想看看趙紫陽是比劃幾下意思意思還是真干，於是就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他翻地，結果發現趙紫陽翻地還真像回事兒，動作嫻熟，還真用力氣幹了好大一陣子，並非作秀。
中午，陳永貴按他的最高規格招待我們在他家吃飯，擺了兩桌，一桌是張平化、趙紫陽、吳濤、陳永貴等領導，另一桌則是我們十位隨行的記者。席間，我們這桌的人推舉我去給陳永貴敬杯酒，我端着酒杯走過去代表記者給他敬酒，陳永貴還真的實實在在地喝了，還很高興地說了聲： 「謝謝！」而我則假喝了一口，而這個假動作我自以為誰也沒看出來，當我轉身剛要走回到我們桌旁時，趙紫陽笑着大聲說：「我要揭發，剛才女記者沒喝酒」，陳永貴說：「我真喝了，你這個來敬酒的怎麼不喝酒就跑了呢」，弄的我實在難堪，於是只好將一杯酒一飲而盡。我衝着趙紫陽說：「趙書記都怪你啦，要不是你揭發我就混過去了」，趙紫陽很得意地笑了笑說：「我這叫實事求是嘛」，張平化同志也笑呵呵地附和着說：「趙書記說得對，是應該實事求是」。
1971年12月22日，趙紫陽又主持召開了規模盛大的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機械化會議，制定了內蒙古自治區農牧業機械化的發展規劃，他決心要把內蒙古的農牧業生產推上一個新台階。
1972年1月初，我想寫一篇記述內蒙古農民戰天鬥地「學大寨」的長篇通訊，初步定題為《戰鬥在鄂爾多斯高原上的人們》，於是，第一站先來到了特拉特旗採訪，當時的內蒙古還是十分貧窮落後的，旗招待所全是平房，北邊的一排平房內全是土炕，是供一般幹部出差住的。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是高級房間，每間房子內放着四張單人床，靠牆壁處放着一張有兩個抽屜的小長條桌子，房屋中間生着一個煤火爐子，我被安排到這個高級房間居住，因當時出差的女同志很少，又加上那年冬天奇冷，所以雖然是4張床其實只住了我一個人。有一天晚上，一個女服務員進來說：「自治區的一位領導來了，招待所沒有地方住了，他們只好住在旗委會議室里，被子不夠用了，我要把這個房間多餘的被子拿過去。」
第二天，旗委宣傳部新聞幹事老楊來叫我吃早飯時，我問他：「昨天自治區的那位領導來了？」老楊說：「趙書記帶着幾個人來了，沒地方住了，他們昨天在會議室住了一夜，今天一早就下鄉了。趙書記下鄉從來不事先通知我們當地政府，都是人先到了再說，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他來，所以什麼也沒有準備。」
趙紫陽住會議室這件事叫我沉思很久：特拉特旗與包頭市僅僅隔着一條黃河，大約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即可達包頭市。包頭市的青山賓館、包頭賓館、包鋼賓館等都建得非常豪華氣派，尤其是青山賓館是坐落在一座大花園裏，周恩來、董必武、賀龍、陳毅、烏蘭夫等中央領導都曾經在這裏下榻過。趙紫陽去包頭任意一家賓館住下都不為過，怎麼在寒冬臘月去睡會議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