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西方各大主流媒體顯著報導報告內容，指出「若中國不實施深度改革，包括縮小其龐大的國營企業規模，使其如一般公司一樣運作，中國將面臨經濟危機。」這份報告由世銀與中國國務院智庫合作編著，預計在2月27日的研討會發表，左里克將在開幕中致辭。
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精神?
《華爾街日報》報導中說，來自6名報告參與人與評論人的消息，報告指出了中共最敏感的政治經濟議題，希望能對中國下屆領導人有所影響。報告還挑戰了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報告警告，中國的經濟成長面臨突然減速的危險，且不會有太多預警。這在巴西、墨西哥等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已有先例。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會出現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報告提醒，急劇的下滑將加重中國的銀行及其它部門的問題，且為危機推波助流。
報告以「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為副標，突顯中共下屆領導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報告指問題來自國營企業，建議國營企業應受到資產管理公司的監督，並敦促當局改革地方政府財政、促進競爭及創業精神。
北京的投資公司Primavera Capital Group執行長弗瑞德‧胡（Fred Hu）表示：「中國的國企正在十字路口上。看它是選擇在大型國有企業操縱下的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還是走自由市場精神。」
中共顯而易見的政治接班人、現任副主席習近平，給出了自己的經濟政策的一些線索。分析人士預計，備受關注的報告會在習近平和他的盟邦間形成是否要對國家主導型經濟進行改革的討論，這對中國私有企業發出了警告，正在成為中國和其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間關係緊張的源頭。
世界銀行主席佐里克說，報告列出了中期發展道路的建議，幫助中國向高收入社會的轉型。
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都沒有對報告中的結論做出具體評論。
國有企業佔盡國家資源
報告最具爭議的地方：如何管理國有企業，其佔據了國家能源、自然資源、電訊和基礎設施工業，並能很輕易地獲得國家低息貸款。
美國財政部秘書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員爭論說，對這些企業的補貼扭曲了國際競爭力。國內的批評家抱怨說，公司窒息了國內競爭，使用壟斷利潤擴展到了其它商業，只支付了微薄的紅利。
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爭辯，資產管理公司應該監督國有企業。資產管理人會努力確信公司沿着商業路線運營，而非政治目的。他們會賣掉被判定為多餘的公司，讓被剝離該領域的私有公司更易於競爭。
上月佐里克在芝加哥對經濟學家的談話時說：「中國需要限制國有企業的職能，打破壟斷，使所有權多元化，降低私有公司的准入門檻。」
目前，很多國營企業都有地產補貼，使得土地價格上漲，產生了中共政府正在壓制的住房泡沫。
報告還建議國有企業的紅利要大幅增加，這會增加預算收入，有錢支付新的社會項目。
國企私有化 中共政治上行不通
中國和美國經濟學家表示，從盈利的國企獲得的紅利都被國資委（SASAC）用在了虧損的國企上。國資委是國企的監管部門，並確保國企能夠贏利。
Barclays資本公司的資本經濟學家黃亦平（音譯，Yiping Huang）說：「這是一個非常創新的提議。」但其他人爭論說，提議不夠深入。世界銀行和DRC都沒有提議將國企私有化，指出這在政治上行不通。
國資委和中共人事部門任命國企的負責人，也能夠替換他們，使得公司的決策權完全偏向了政府一方。還不清楚報告是否建議要改變這種管理方式或提議如何僱傭或解僱資產管理人。
報告參與人指出，如何處理人事問題「是最具爭議的問題，一直要爭論到最後」，並補充說，參與方經常在中國經濟發展上要給國家多少、以及政府和黨應該繼續起到多大的作用的問題上觀點各異。
即使如此，國資委在會見「中國2030」報告團體時嚴厲批評了提議，出於會喪失權力的危機感將盡力阻止其施行。實際上，很多建議被認為有政治威脅，中方堅持說報告被標為 「研討版」，意思是說在周一的北京研討會上做出評論後有可能會變化。國資委沒有立即對評論的要求作出回應。
依賴模仿的工業 限制增長
在中國公司目前面臨的挑戰標誌中，全國生產活動衡量指數二月份略高，但仍然連續第四個月收縮。二月份基礎產業HSBC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49.7，相比之下，一月份最後的讀數為48.8。小於50的讀數表示比上個月有所收縮。
德國銀行的中國經濟學家馬軍表示，目前中國很容易進入大幅經濟下滑，因為太過依賴模仿海外技術的工業，自己的突破不夠，這是限制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問題。
南韓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了5,000美元後，還能夠繼續快速增長，就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南韓推動了革新。以革新的重要指標——人均獲得的專利來衡量的話，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南韓了。
「中國2030」力促普及兒童早期教育，以確保貧窮的中國年輕人不會很快落在富有者之後。而這些項目在富有國家和拉丁美洲已經很普遍了，但在中國卻因為稅收制度帶來了特別的挑戰性。
中國地方政府經常從銷售土地上獲得多數收入，而不是稅收。這導致貧窮的中國人怨恨很深，因為村裏的幹部以低價購買城市郊區的土地，再以高價賣給開發商獲取高額利潤。
報告力促，中國社會支出的資金應該來自於國企紅利、住房、公司和其它的稅收。左里克在芝加哥的談話中說：「我們會建議將所有的資源都放在預算上，公共融資需要透明和負起責任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