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作家蘇雪林，現在很少有人知道她了。可在民國年間，她的名氣很大，與冰心、凌叔華、馮沅君和丁玲一起並稱為上世紀30年代5大女作家。然而就是這位美女作家，罵了魯迅幾十年，其語言之尖刻，謾罵之長久，無人能出其右，被人稱為「罵魯第一人」。
蘇雪林還稱，「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為國人法也」，「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陰險，多疑，善妒」，「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恥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眥必報」。她還攻擊魯迅的雜文「文筆尖酸刻薄，無以倫比」，「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蔡元培當時並沒有收到這封信。蘇雪林這封信是托人轉交的，但轉交人覺得內容欠妥，建議她慎重考慮。蘇雪林對此很不滿，這時恰好武漢《奔濤》半月刊來約稿，她就把這封信拿了出來。對方很快付梓，此時距離魯迅去世大約一個月，該信一發表，立刻激起了左派「公憤」，蘇雪林也成了眾矢之的。她自己說， 「罵我的漫畫、詩歌、雜俎，無所不有」， 「凡有報紙者，對我必有罵聲」，甚至還有恐嚇信。
被蘇雪林罵過的作家不獨是魯迅，她還曾咒罵創造社時期的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卑污」、「陰賊」、「刻薄」、「流氓」、「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等。
蘇雪林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的第二天，她又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發表於1937年《奔濤》創刊號）。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
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說妒》、《富貴神仙》、《論偶像》、《論誣衊》、《論是非》、《過去文壇病態的檢討》、《對（武漢日報）副刊的建議》、《論魯迅的雜感文》等，無論從內容及語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對魯迅口誅筆伐。
蘇雪林到台灣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不停地撰文，繼續她「『反魯，寫了《對戰鬥文藝的我見》、《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新文壇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台灣《傳記文學》刊出她的一篇兩萬七千字的長文《魯迅傳論》（後收入《我論魯迅》一書），大罵魯迅。蘇雪林的這篇長文從魯迅的家世說起，其語輕蔑而簡約。她說到魯迅自二十九歲從日本「束裝返國」後，先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後在紹興中學堂當教務長，之後又出走，想到一家書店當編譯員，結果被拒。蘇雪林由此判斷：「魯迅讀書老是讀一個時期便換學校，當教員也愛跳槽，想必是歡喜同學校當局摩擦，或與同事鬧脾氣，亦可見他與人相處之難。」
在蘇雪林眼中，魯迅還是一個喜歡別人對他吹捧的人。她說：「人家奉獻給他的頭銜不可勝數：『東方的尼采』、『中國的羅曼·羅蘭』、『中國的蕭伯納』、『中國的高爾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魯迅聽了並非不笑，不過不是聽人頌揚他敵人的恥笑，而是點頭得意含着嘉許的微笑。我以為世上癖好阿諛的人，魯迅可算第一」。
1967年，蘇雪林將自己「反魯」的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愛眉出版社）。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後我不高興再理會了」。
《我論魯迅》加上附錄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談到了出版此書的目的。我為什麼要在這時出版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蘇雪林是反對魯迅的。「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的事業，但為什麼要反？究竟是怎樣反法？則好像是沒有人能知道清楚。……因為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魯迅的「觀察」、「感想」、「評價」。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魯的人， 也應該寫一點，所以一口氣竟寫了一篇兩萬七千字的《魯迅傳論》和《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其三、我見台灣論壇近年「捧魯」有漸成風氣之勢，已有人呼喊在台灣重印魯迅著作了。但我擔心魯迅偶像又將在台灣豎立起來，魯迅崇拜也將在台灣日益推廣。
1999年4月21日，在台灣成功大學附屬醫院，蘇雪林走完了她103歲的人生旅程。她一生著述65部，創作2000餘萬字。抗戰一開始，她便將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鬥爭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