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一生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為香港不同派別的人所敬重
阿波羅網編者註：本文作者由香港黨媒《亞洲周刊》王牌特務記者江迅。 供參考。
被譽為「香港的中國良心」、「香港精神」代表的司徒華，與病魔苦戰一年，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日中午，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病逝，終年七十九歲，距離他八十大壽僅差一個月。「一寸春心紅到死，四廂花影怒於潮」。這是司徒華生前集龔自珍詩句而成的一幅對聯。這正是他一生的自我寫照。
早幾天，司徒華病況轉差，元月二日急轉直下，上午呈現彌留狀態，十一時，香港民主黨、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眾高層人士，接到司徒華家人通知趕往醫院，當時陪伴在側的有十多名親友。眾人頌唱詩歌，為他祈禱，在《安居主懷》歌聲中，十二時五十八分，司徒華安詳離世。
香港民主鬥士司徒華生前最大心願，是看到「平反六四」、「民主中華」來臨，他為此終生努力，他坦言「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臨終前，他寄語一起奮鬥的同伴：「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繼續努力」；他留給支聯會義工的遺言是「我好愛他們」；他的最後囑咐是「我死後，請把我的骨灰分為兩份，一部分撒向海面，北望祖國大地；另一份要貼近香港土地、香港市民，安置在歌連臣角花園」。據悉，撒海的那份，會撒在西貢大坳門（大澳門）對開向北的海面，那是每年紀念六四而放飛民主風箏的山水地。
死前思念故鄉開平
據民主黨主席何俊仁透露，司徒華在生命的最後日子曾透露很思念他的故鄉廣東開平，民主黨兩位黨友便專程到司徒華家鄉拍攝了一個多小時錄像，回來播放給司徒華看，令他頗為欣喜。何俊仁說，「每間屋他都曾經住過、生活過、休憩過，看得出，他很思念自己的國家，很掛念自己的鄉土」。
司徒華病逝四個半小時後，北京官方主要喉舌新華社發出六十五字的《司徒華在香港病逝》電文稿：「香港特區立法會前議員司徒華二日在港病逝，終年七十九歲。司徒華一九三一年出生於香港，曾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四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下午三點，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新聞公報，稱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熱愛香港，致力推動民主發展。他為人剛直不阿，一直堅持理想，從不言休。崢崢風骨，深受各界尊敬」，「即使晚年與癌魔搏鬥期間，司徒華先生仍然念念不忘香港的民主發展。他支持二零一二政改方案，力爭黨友及市民認同。政改方案通過，香港民主邁出重要一步，司徒華先生功不可沒」。
無論是新華社還是曾蔭權，都迴避了司徒華在爭取平反六四方面的努力。其實，二十一年來，司徒華最為人們銘記的身份是支聯會主席，他被視為香港人「六四情結」的代表人物。「六四事件」後，司徒華最為世人稱道的，除了每年六四「風雨」無阻舉辦大型紀念活動外，無疑就是「黃雀行動」了。司徒華生前很少公開細敘 「黃雀行動」。被稱為「黃雀行動」的在中國大陸與香港間營救被追捕人士的秘密行動，二十多年來始終披着神秘面紗而深不可測。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三天，「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陳達鉦曾獨家對亞洲周刊披露諸多內情，一部「黃雀行動」工作日記也首度完整曝光。
司徒華逝世翌日，六十七歲的陳達鉦在旺角廣華街辦公室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首度表明：「華叔既是我的戰友，又是我的上司和領導。」在「黃雀行動」中，陳達鉦說他只有兩個領導，一個是司徒華，一個是岑建勛。行動中的戰友有朱耀明、劉千石、劉達文、陳錫錚、羅海星等。整個「黃雀行動」，分為三部分，收集包括救助對象的信息、資料是一部分；前往前線救人是一部分；成功救助抵達香港後，安置被救助人員是一部分。
陳達鉦說：「『黃雀行動』中，很多亟需營救人的名單和資料，都是華叔給我的。我拿到的是一張相片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手中，或者是一張紙幣的一半，另一半在逃亡者那裏，我們的人見到被營救的人，各自拿出半張照片或者紙幣，若能吻接成一張完整的照片或紙幣，這就是接上頭了。我就帶走他們，闖回香港。有時交接的是對暗語，判定對方是被營救者，而後才開始行動。我們往往是救了人送來香港，才知道他是誰。每次，由我根據情況部署營救計劃，行動所需資金也由華叔提供，他的這筆資金是籌措所得，籌了幾千萬港元，不屬支聯會的資金。所以他是我的老闆。我指揮行動營救成功後，帶回了這一個個被營救者，華叔他們就篩選安排，幫助他們解決居住、生活費，解決出入境手續，有的安排去美國，有的去英國，有的去法國，有的去加拿大或澳洲，有的則留在香港。」
來自草莽的陳達鉦是這一行動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他說：「我和華叔相識在六四。營救行動最初是透過江湖大佬聯繫的，由岑建勛和鄧光榮透過中間人找到我的。華叔為人低調，似乎不太想讓人知道他領導『黃雀行動』這件事。現在他已經離開我們了，是時候給他一個公道，讓世人銘記他在『黃雀行動』中的主要貢獻，對此，作為前線總指揮，我應該說出真相，進一步揭開廬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司徒華有長期吸煙習慣，吸煙是引致肺癌的主要成因。陳達鉦已戒煙十七天，在他辦公室座位背後牆上的掛曆，已在十七個日子上劃了叉叉。他說：「我會堅持戒煙，司徒華說過，戒煙失敗，做什麼事都會失敗。醫生對我說，你再抽煙就加速死亡，我可不想死，還有許多事未了，比如講出『黃雀行動』的諸多細節。」
北京「六四」開槍後，香港人的激憤轉化為一股地下奔騰的力量。被北京當局通緝追捕的「六四」人士紛紛匿藏、外逃。「黃雀行動」是指「六四」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動，在中國大陸南方沿海或陸地邊界選擇多個地點出逃香港，最初稱為「秘密通道」出逃行動，逐漸形成規模，至少有三四百人擺脫警方追蹤，成功抵達香港而轉移外國。
在江湖上被暱稱為「六哥」的陳達鉦，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當局通緝、跟蹤、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學運領袖、民運分子和學者、作家。「黃雀行動」屢屢智破追蹤，幕幕怒海槍戰，演繹了一篇篇雋永傳奇。整個行動有主要核心，但只是鬆散的組合，沒有嚴密的組織架構，也沒有固定人員，隨時有人增加，也有人退出。從八九年六月開始，大規模的救助行動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過零星行動延續直至九七年香港回歸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
陳達鉦說，「為什麼叫『黃雀行動』呢？是華叔取的名。」二十年來，社會上都誤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陳達鉦作出否認，隨即順口吟誦了曹植《野田黃雀行》一詩：「高台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吟誦完，又拿起筆，一氣默寫出這首詩，陳達鉦說，當年被支聯會營救的文化人高爾泰，獲知司徒華患病後寫過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司徒華》，文中也已提及。高爾泰寫道，「我問，聽說你們的營救計劃，叫做黃雀行動是嗎？張文光先生說，『黃雀行動』這個名字，就是司徒華先生取的。司徒華先生說，是借用曹植的意：『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我原本喜歡漢魏詩，念了接下去的兩句，『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華叔為救人怒罵
陳達鉦說，司徒華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是很能擇善固執的人。「華叔為人很認真。在『黃雀行動』中，有一次，由於珠江口有解放軍砲艇，我手下的船不能駛近香港，於是在離島躲避了十幾個小時。因此，沒能按原計劃時間返回香港，華叔心裏很擔憂，一股怨氣朝我衝來，嚷嚷說，如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就殺了你。華叔生氣起來很讓人害怕，但這是他的認真。我從來都很尊重他，合作很愉快。」
司徒華對每一次「黃雀行動」的營救過程都很關心。陳達鉦舉例說，在他所營救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要數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蔡崇國、陳宣良最驚險曲折，可謂九死一生。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震驚世界的《我是柴玲，我還活着》的錄音帶，便是在武漢大學錄製，交由蔡崇國帶來香港的。八九年八月，蔡崇國、陳宣良逃抵深圳。陳達鉦指令弟弟號稱「七哥」的陳達鉗前往接應。誰知是晚武漢國安局人員就追到深圳搜捕，他倆幸而逃脫。
翌日，七哥在蛇口為他們安排逃生之路。他倆上船不到半小時，船老闆就帶着他倆折返，因整個海面已被公安、國安封鎖，不允許船隻出海。當晚，深圳和蛇口所有酒店，軍警密佈，嚴陣以待。他們只能匿藏而等待出逃機會。司徒華遲遲見不到蔡崇國、陳宣良來香港，質問六哥：「他們一旦有三長兩短，我拿你是問」。七哥用暗語打電話給在香港坐鎮的六哥，六哥在電話中語氣強硬地說，「無論如何一定要保障他倆安全」。他倆在深圳藏匿了七天，七哥上街為他們買食物和飲水，謀劃再度逃生之路。
十天後，當局批准蠔艇可出海作業，六哥、七哥兩兄弟物色了一條出海捕蚝的船隻。蔡崇國、陳宣良藏在船的暗格里。不料，船隻出海不久，遭突如其來的十多艘公安船隻包圍，公安聲稱已獲知兩人在船上，要將船隻拖回岸邊檢查。幸運的是，海水退潮，公安快艇無法與蠔艇一起往回走。此際，船老闆對蔡陳兩人說，如回去，你們肯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們也會悶死，與其如此，不如將你們丟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邊是深圳，你們自己選擇吧。他倆無奈中跳了海。
七哥買望遠鏡海上搜人
在香港流浮山等消息的六哥聞訊後，火爆三丈，對七哥吼叫：「他們有什麼好歹，我就殺了你！」七哥急中生智，趕緊跑到深圳灣大酒店，花一千二百元人民幣買了一架軍用望遠鏡，帶了幾名手下，直奔海邊。六哥邊講著這個故事，邊走到辦公室的一角那個剮櫃，找出那架高倍望遠鏡，給記者看。
話說七哥跑到深圳灣海邊，用望遠鏡搜索海面上蔡、陳兩人，發現有兩個小黑點，當即命令兩名手下下海將兩人救回。又過了一周，兩人仍無法擺脫監控而抵港，六哥只好拿出最後殺手騐，動用與中共邊防武警的關係，用高速快艇將他倆安全送抵香港。司徒華在香港見到蔡崇國、陳宣良，才欣喜地笑了，拍拍矮個子六哥的肩膀：「你真是好 №！」
講完這個故事，陳達鉦接着說：「華叔的角色，不但是我的戰友還是我領導。這些年，我敬佩他做了三件事，都是愛國行為：一是成立支聯會，二是反對公投，三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政改。他是中國的良心，香港的精神，可以和偉大詩人屈原媲美。他死了，完全有資格蓋國旗，蓋特區區旗。當然，由於華叔的性格擇善固執，在香港民主派內也難免與同道者有誤解的時候。比如，他與曾經在支聯會和立法會並肩作戰多年的劉千石公開決裂，我認為是相互間有誤解，確實有人對劉千石不公道，我就為阿石講過話。」
司徒華患病入醫院後，陳達鉦去醫院探望過他，平時兩人也常有電話溝通。一月三日，香港《明報》發表司徒華生前兩個月的訪談《華叔最後五堂課》，談話中，司徒華披露，為營救吾爾開希，他直接與營救前線的「負責人」保持聯絡，答應付二十萬港元營救。第一次營救行動，那「負責人」說浪太大而無法靠岸，但照收二十萬元；第二次營救，「負責人」又說，有解放軍在附近，無法接到吾爾開希，卻也照收二十萬元；直到第三次營救行動才成功，司徒華讓李永達拿六十萬元現金前往，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報道刊登後，諸多讀者和一些傳媒誤以為那「負責人」就是陳達鉦。當年「黃雀行動」主要參與者之一的《前哨》月刊總編輯劉達文旋即作出澄清，那「負責人」絕對不是陳達鉦。劉達文一月三日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說，當時，吾爾開希逃亡到中山，北京國安跟蹤南下，幾經周折，最後由名為「懷德」的人，冒險駕車闖過珠海海關，交由澳門人員營救。「懷德」此君，當年中越戰爭時期身任團長，戰爭結束後，他下海經商，在珠海成為「珠寶大王」。營救吾爾開希時，尚未有「黃雀行動」的定義，營救行動也缺乏統一指揮機構，行動呈散兵游勇狀，各干各的，當時陳達鉦也還沒有「前線總指揮」的稱謂。吾爾開希成功抵達香港後幾天，「懷德」 向香港朋友發出求救呼聲，國安部門始終跟蹤他的行動，幾次都是差一點遭捕捉。營救「懷德」逃出大陸，才是陳達鉦經手的。
劉達文說，司徒華是支聯會的靈魂人物，是精神領袖。他對香港、對民族、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是不可取代的，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有異議。幾十年來，司徒華對劉達文很關心，在民主運動中，劉達文多次被人中傷，被人誤解，司徒華都有出面為他主持公道。劉達文說：「華叔與劉千石鬧矛盾，互相公開批評，我很心痛，他們原本是戰友。我寫了一篇文章《我為劉千石辯護》在《信報》上發表。我認為，華叔和劉千石溝通出了問題。劉千石提倡香港民主派與中共接觸溝通，不能因此中傷他，他沒出賣朋友，華叔支持香港政府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也沒出賣民主運動利益。他倆只是前進道路上有不同的行事方式，與中共對話不等於投降。」
劉達文說，司徒華與陳達鉦有一個時期也有過誤會，也是溝通出了問題，互相產生一些誤解。當年「黃雀行動」中，一次在湛江營救北京學者陳子明和王軍濤時，情報有誤，令行動失敗，陳達鉦的兩名弟兄中伏被警方抓獲。陳達鉦為營救那兩小兄弟親自上北京，向當局表明自己願意退出「黃雀行動」，以換取兩小兄弟釋放。劉達文說：「六哥帶了被當局判刑的兩弟兄回到香港，他原以為他與北京『和解』的事，岑建勛和劉千石會與華叔溝通，他赴京前曾與兩人談過想法，獲得他倆諒解和支持。但事實上岑建勛和劉千石都沒與司徒華溝通。因此引起華叔的成見，支聯會認為六哥立場不堅定。六哥為救弟兄而與中共和解，但他沒有出賣朋友，向中共投降。不過，華叔患病後，他倆不時有溝通，恩怨已經消解。」劉達文認為：「司徒華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司徒華離去，香港民主的生態還會蓬勃發展，民主本來就應該多元化的，和而不同也是一種民主。」
建制派讚賞司徒華
司徒華去世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對他齊表敬重，即使與他政見不同，但對他離去紛紛致哀讚賞他有激情，又務實，清廉自持而站在道德高地。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說，司徒華是愛國者，她說自己當年沒有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工作，但她知道，司徒華擔任草委那幾年，為爭取香港回歸後維持現有生活方式，作了最大努力，令《基本法》包含更多民主成分。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與司徒華同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共事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雖然與司徒華政見不同，但十分敬重他的為人，他做人有原則，對國家對民族感情很深，在過去的一年，民主黨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司徒華起了關鍵作用，如沒有他的堅持，民主黨當時未必能成功支持方案。雖然民建聯與司徒華政見不同，但有時也尊重司徒華的意見。據司徒華治喪委員會召集人朱耀明牧師透露，司徒華追思會將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尖沙咀浸信會舉行；安息禮拜將於一月二十九日在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以「活着‧榮歸」為悼辭主題；此外還將於二月二十七日舉行公眾追思會。司徒華參與創辦和長期領導的教協，是香港最具實力的獨立工會，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目前正籌組以他名字命名的「司徒華教育基金」。
一年前，司徒華將「一寸春心」作為自己媒體專欄文章匯編的書名出版。他說：「此書出版之日，我已快年滿七十八歲了。在這晚年，我以此集句對聯自勉自勵，並贈給讀者們。」他說，蘭花的花蕊（春心），即使花朵全枯萎了，仍然保持鮮紅的顏色。這是一種高貴的品德的象徵。「春心」是理想的比喻。一個人在某一個時期，抱有正確的理想，並非難事。難能可貴的是，經歷了長期的種種考驗，仍然終身堅持貫徹這個理想，直至生命結束的一刻。他說，「『四廂花影怒於潮』的寓意，是暗示當時社會的動盪混亂。月明之夜，狂風大作，室外滿栽草木，才會出現『怒於潮』的『花影』的景像，龔自珍把這醜惡的現實，實在描寫得太詩意了。這詩意，也是一種樂觀積極的態度。為堅持貫徹理想而奮鬥，須有這樣的樂觀積極的態度，去直面醜惡的現實，才能始終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