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國家、支撐一個社會的支柱是精英階層，尤其是位居中產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對其所在國政權的態度，是衡量社會興衰的晴雨表。精英階層對政府的向心力強，社會就穩定；精英對政府離心離德，則表示社會喪亂，已居動盪邊緣。

考察百餘年以來中國精英階層與政府的關係，至少有三個階段居於離心離德之狀態，精英階層對政權都採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與政權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時另謀出路。考究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社會喪失了吸納精英的正常機制，人才流動的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與廢科舉有關。自從唐朝開科舉制為寒門學子提供了一條社會上升管道以來，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日漸式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中下層的激勵機制，「白衣卿相」成為政治美談。清末廢科舉，興新學，舊管道已廢，新管道還待形成。從清中葉以來形成的文士過剩現象至此更形嚴重。一個政權如果無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導致大批精英對政權的精神出走。這種出走由於「反滿興漢」而被賦予合法性，最終導致精英的反叛，以中產階層、知識精英與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階層最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民族主義集團，成為清末立憲、辛亥革命乃至後來國民革命的主體。這一社會鼎革時期，曾在20餘年之內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會上升機會，出身底層的精英除了犧牲者之外，大多數後來都成為國民政府的棟樑，少部分人如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則成為共產革命的主將。

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國又有一次候補精英大出走的潮流。當時中國公私並舉，在現代大學及中專教育已經成型。但由於戰亂綿延等原因，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卻不足以吸納每年畢業的學子（軍校除外）。從當時的許多文獻及經歷者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時進入公務員系統也需要請託門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將自己的學歷當作一份體面的嫁妝。不少寒門出身的學子只能回到家鄉謀求中小學教職或在大城市邊緣性就業。到了40年代情形更為惡化，趙丹等人主演的進步電影《十字街頭》、《桃李劫》反映的其實就是當時青年學子畢業即失業的困頓與焦慮。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尋找出路就是在這時代背景下發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由於對人才的需求，大批錄用了中小學畢業的青年學子。上述知識者既是後來中共的建設人才，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對象。

21世紀前十年，中國承接上世紀90年代無就業增長之勢，形成了知識型勞力過剩之局。大學生與研究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與民國政府30－40年代一樣，成了家世的競爭。對於大多數小城市及農村青年來說，一職難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學費上漲而成為中國背負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學校卻已經不能成為 「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大學生、研究生正在成為或者行將成為對現政權的精神出走族。

對中國現政權與社會發展造成實質性傷害的還有另一類蔚然成風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這是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國有兩項調查揭示了這種精英出走現象。一是新浪網發佈的調查，參與調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較模糊的移民意向達到88.2%；二是滙豐銀行的調查，調查的對象是月薪超過12000元、流動資產超過50萬元的人，這部分人當中10年內有移民計劃的達到60%。面對這一調查結果，國內媒體稱為「精英集體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國內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環境生態惡化等。由於收入下降、無力養老等，中產階層的焦慮感日漸加深，這種精英出走的現象會越來越嚴重。

近現代中國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二是中產階層夾在上層的政治壓迫與下層對社會秩序的侵蝕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說，近兩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前現代小農經濟的中國，還是現代化早期的民國，抑或初步完成現代化的今日中國，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會革故鼎新之時短暫出現，更多的時期則處於社會無法吸納精英狀態。這種狀態如果不能改變，中國社會的周期性動亂還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