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了，史塔西！——參訪前東德秘密警察總部
2010-02-16 12:59:03 來源: 南方周末(廣州)
「在民主德國的生活中，沒有一塊空間是史塔西所不能間接、或者在『 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參與。」在柏林圍牆倒塌前的約30年裏，東德平均每天有 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自1992 年1月起，普通德國民眾便可查詢自己的秘密警察檔案。然而超過 600萬次申請帶來了一場殘酷的政治洗禮。線人們不斷被曝光，並遭到無情譴責，但東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對特定環境下的選擇，人們有權批判嗎？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爾基劇院——前東德的國家劇院——舉行了一場獨特的紀念活動。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從各個入口湧入東德國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圍牆的倒塌激起了人們的巨大勇氣，他們高喊着「史塔西滾蛋」，砸爛了很多負責國內監視與竊聽的設備，並且把大批文件和檔案奮力從窗戶拋到大街上。成立於1950年2月的東德國家安全部，德文簡寫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史塔西」。德國聯邦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的負責人比耶特勒女士說，1990年1月15日是東德向民主社會轉變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然而，史塔西崩塌後的20年中，人們又是如何向這段凍結的歷史說再見的？
「黨的劍與盾」
東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已變成時髦又亂鬨鬨的商業中心，但由此向東，魯斯徹斯街（Ruschestr.）103號，是一組龐大的灰色建築群。49棟大樓，形成規則的封閉狀矩形如圍牆高砌，沒有明顯的門牌標識，1號樓在最裏面。20多年前，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總部，如今，這裏是「史塔西」博物館。從大廳進入一層陳列室，有一座名為「黨的劍與盾」的雕塑，這是東德成立20周年時，「蘇聯同志」贈予史塔西的禮物。而「黨的劍與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銘。博物館的宣傳冊寫道：史塔西是「積極支持、實施黨的決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報機關和偵 探組織，甚至犯罪起訴和審判準備功能於一身。「由於黨想讓其決定被廣泛接受，但同時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國的生活中，沒有一塊空間是史塔西所不能間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參與。」
來自德國漢堡市的公務員Philips Rausch一面纏好圍巾、裹緊身上的大衣，一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裏（東柏林）讓人感覺真冷，整片建築都是集權主義風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讓人絲毫也不覺得溫暖，加上展示品，讓我似乎感到有冷風從背後吹過來，這真不是一種愉快的感覺。」但Rausch同時覺得，博物館給了人們一種生動的體驗，「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領悟到一些東西，我們絕不能重複這段歷史」。
「我們無處不在」
博物館的導遊 Robin Wiliams告訴本報記者，每年大約有8萬名遊客來這裏參觀，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國本地人。史塔西博物館一層主要展示用於監視和竊聽的物品與技術，包括隱藏竊聽器和照相機、監視電線線路、便於夜間拍攝的隱藏式紅外線設備和隱藏武器的容器（如裝有來福槍的手提箱）等等。陳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標語是「WIR SIND UBERAL」（我們無處不在）。儘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師從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但它也繼承了納粹時期蓋世太保的經驗和工作態度，以縝密和嚴謹作風，將監視監聽工作「科學化」到極致。各種技術和設備，其想像力令人嘆為觀止。從紐扣、水壺，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鋼筆，監聽監視設備無孔不入。幾名老人在參觀這些展品時憤然抱怨：「太過分了！真是難以相信！」他們是東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監控的範圍不單單是「敵對勢力」的政治活動，從男女間的調情，到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在超市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都被記錄在案。當然，史塔西的工作不僅僅依賴技術，更依靠人。1959年該組織約有全職員工1.3萬人，1974年有5.6萬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達到9.1萬人。這意味着東德大約每160人中就有1名全職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擁有龐大的線人（告密者）網絡——它在各行各業的非正式僱員達17.4萬名。這些線人被史塔西稱為「與階級敵人秘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素」，「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和「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約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認為，為史塔西工作的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至1989年，東德有約600萬人被建立過秘密檔案，超過東德總人口的1/3。如同小說《1984》的情境：那張留着黑鬍子的臉從每一個關鍵地方向下凝視……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師Manuela和本報記者交談了很久，但最後拒絕透露自己的姓，也不願留下聯繫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這樣的人。」她說，「但今天在這裏不知道是怎麼了，似乎空氣里都充滿了讓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謹慎一些。」
「從來都熱愛人民」
博物館第二層是最後一任部長埃利希·米爾克的辦公室。至1989年11月，米爾克執掌史塔西長達32年，被授予大將軍銜，位列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他自認為是斯大林主義者，宣稱：「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對我們的；反對我們的人就是敵人；敵人將會被消滅！」在柏林圍牆倒塌前的約30年裏，東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為了維持這個龐大的情報機構運轉，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數十年間，被贖走的犯人約3.3萬名，為東德換回近340億西德馬克。同時，史塔西在內部文件中要求，「通過心理恐嚇，對消極對立人士實施多種方式，逐漸動搖和改變他們的想法」。對人權活動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與他的妻子建立「親密關係」；而對於拒絕與當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寫匿名信散佈謠言說他雞姦男童，甚至授意醫生開一種抑制精神的藥，欺騙艾格特服用。
權力統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員決定什麼事是允許的，什麼是被禁止的，並且他們的強制意願被黨部、工會、國家機器、司法和教育系統執行。史塔西部長米爾克是足球迷，他曾親自下令組建柏林迪那摩俱樂部。該俱樂部連續10次奪取東德聯賽冠軍，連續36輪聯賽不敗。辦法也很簡單，聯賽裁判通常會被史塔西帶到監獄的會客室談話。一位當事人回憶說：「他們告訴我，比賽時要做出『正確』的決定……否則下半輩子就和監獄結緣吧。」英國遊客Annemarie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不明白，一個國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麼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來做這樣的事？……可以說有些孩子氣。」柏林圍牆倒塌後，「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議會上，米爾克轉而公開聲稱自己「從來都是熱愛人民的」，台下嘲笑聲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審判，最終在1995年才獲得釋放。2000年5月，曾經風光無限的米爾克在養老院死去。當然，柏林迪那摩俱樂部也隨着米爾克的倒台迅速崩潰。1989年的德國杯是他們最後的榮耀。
「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
德國聯邦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BStU）收存的史塔西檔案書寫材料112公里，轉作膠片的材料47公里，圖片、幻燈片140萬張，影像資料16.9萬份，碎片材料1.55萬袋。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員在1989年末眼看東德政權崩塌而試圖銷毀的材料。當時由於文件實在太多，辦公室的碎紙機全部不堪重負而損毀。在這些碎片被徹底銷毀之前，它們被市民委員會幸運地搶下。1991年12月，德國議會通過了前東德安全部檔案法，規範了對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的收集、整理、利用、處罰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國民眾便可以到BStU申請查詢自己的檔案。截至2008年，統計數字記錄了超過600萬次的各種個人申請、研究或媒體申請以及訴訟和犯罪調查等等申請。
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一場殘酷的政治洗禮。人們發現，告密者不僅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鄰居、親戚，甚至社會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學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史塔西的線人。這也是小說《1984》預言的結局：出於對「老大哥」的恐懼，主人公溫斯頓和戀人分別背叛了對方。「在遮蔭的栗樹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人們在震驚之餘，猜疑、失望、仇恨、幻滅等等情緒蔓延開來，反目、抑鬱、出走、離婚和自殺紛紛出現。線人們不斷被曝光，並遭到無情的打擊與譴責，但其他公眾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對特定環境下的選擇，人們有權批判嗎？博物館的導遊Wiliams說，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檔案，卻選擇不去查看。「他們選擇寧肯不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也不想影響自己當下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對於這段歷史的過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難，20年來，他們仍然難以原諒曾經在史塔西工作或者捲入進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會感到緊張和恐懼。」Wiliams說，「有些人會對過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在那樣特定的時間做那樣的事是正確的。」
2009年1月15日，德國總理默克爾來到BStU「檔案館」。這位出生於東德的總理說，秘密警察檔案的公開是增進人的和解，而絕對不是帶來更多的誤解和仇恨。但諾貝爾獎獲得者芭芭拉·米勒堅持稱：「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沉默作為配合，這一體系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作為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為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於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地服從於那種對簡單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電影《竊聽風暴》中，知識分子的掙扎和對自由的嚮往打動了史塔西特工維斯萊爾，他最終背叛了自己的體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但現實中，扮演維斯萊爾的演員烏爾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經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這不是別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說。史塔西博物館的館長甚至拒絕了導演杜能斯馬克拍攝的請求。這位館長說，因為劇本根本不符合事實——在史塔西幾十年的歷史中，像維斯萊爾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感謝哥德學院（中國）提供相關幫助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張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