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高呼「中國人站立起來了」以前，沒有哪個中國人聽說過「十一」。當時的中國人所熟悉的，唯有「雙十節」，也就是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獨裁帝制的紀念日。辛亥革命使一切專制制度成為過街老鼠。袁世凱尚且圓不了皇帝夢，其他軍閥更不敢公然作非分之想。意想不到的是後來出了個毛澤東，祭出「新民主」和 「共同綱領」的法寶，用槍桿子奪到政權後，舉着「階級專政」的旗幟，實行黨專政，領袖專政，使獨裁借屍還魂。
1949年10月1日是一條分界線。打那一天起，六十年了，大陸人只知有「十一」，不再知道「雙十節」。雙十節從此只有台灣人慶祝。毛澤東很厲害，把中國一分為二，這壁廂是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鞭長莫及的地方則是「舊社會」。 「解放台灣」是毛澤東的宿願，無奈力不從心。台灣始終存在着。當此海峽西岸閱兵、遊行和狂歡以凸現「輝煌六十年」之際，台灣仍然在海峽的東岸發展着。
輝煌六十年需要隱瞞和欺騙。前三十年,在革命的名義下,幾千萬條人命，餓死的餓死，鬥死的鬥死。後三十年,維護人權的公民，維護宗教自由的公民，維護民族自治的公民，維護憲政民主的公民，在穩定的名義下,一群群被宣佈為國家的敵人。若無其事地把民眾的血淚劃為禁區，剩下來的自然只有一片輝煌。
大陸十三億人在輝煌六十年中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鄧思想的指導，無產階級專政，以及被共產黨稱為社會主義的制度。大陸人被限定必須活在這「四個堅持」之下。 「四個堅持」是「立國之本」。歡呼六十年，就是歡呼「四個堅持」；張揚六十年輝煌，就是張揚「四個堅持」的功德。以「四個堅持」立國的結果，農民得到了土地沒有？工人得到了力量沒有？知識份子得到了能思想的頭腦和能說話的嘴巴沒有？公民得到了選舉權沒有？共和國得到了共和制度沒有？是耶？非耶？答案是一片迷茫。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個堅持」如果是天堂，具體的樂園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不堅持」如果是地獄，具體的苦海無疑是台灣。 「四個堅持」和「四個不堅持」各自的價值，正好可以用兩岸的實績來打分。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一目了然了。 「崛起」的大陸，人均收入是四位數；沒有崛起的台灣，反而是五位數。 「社會主義」的貧富鴻溝剛剛挖開，已經令資本主義的台灣望塵莫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台灣，可以公開揭露腐敗；享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陸，反腐敗的群體被作為「動亂」鎮壓。台灣的法院，有權獨立審判最高級的官員；三權統一服從於黨權的大陸，起訴一個七品縣官，必須事先經黨的省委批准，否則，法院無權受理。台灣主權在民，各級政府必須由普選產生。大陸為了「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專門發明了「等額選舉」制度。台灣開放黨禁報禁，無所畏懼；大陸堅持黨禁報禁，草木皆兵。台灣敢平反「二二八」，大陸不敢說「六四」。抽象而又迷茫的「四個堅持」的本質，和「四個不堅持」一對比.就具體了,清楚了。
「 四個不堅持」的台灣誠然不是天堂，但確確實實是芸芸眾生的正常社會。 「四個堅持」籠罩下的大陸社會，把十三億人組織成為」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能思考，只許一張嘴巴能說話，這種社會，到底算是正常的，非常的，還是反常的,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同樣，二十八年血戰，三十年廢除市場經濟，再加三十年重建以權力為本位的私有制，到底是社會發展命定的進步，還是曇花一現的漩渦，也是需要研究的對象。
有人把四個堅持總結為中國崛起的保證。大錯特錯。作為全球上第一人口大國，中國早在古代就是最大的經濟體。即使在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經濟總量也佔世界第二。大陸的衰落，是共產黨領導出來的。毛死後的發展，是人們打破毛澤東枷鎖的結果。到了徹底解除「四個堅持」的束縛以後，不合格的市場經濟才能和國際市場順利接軌。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大陸才有可能具備正常發展的條件。
至於統一，也應該走出誤區。香港剛剛出版了大陸的禁書《中國文明的反思》，作者蕭建生先生指出：秦始皇的大一統，相對於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不是進步，而是大倒退，不是福祉，而是大災難。秦始皇的暴政，親手促成了短命王朝的分崩離析，迅速解體。蕭先生以堅實的論據，釐清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我贊成以和平和民主為基礎的統一。兩千年前，面對「天下惡乎定？孰能一之？」的大問題，孟夫子的答案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為了回答蔣介石的「統一」建議，毛澤東當年也說過一句金玉良言：「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毛的話，白紙黑字，登在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為了搶救入土文物，笑蜀先生把它重印在《歷史的先聲》第5頁上。我贊成毛的這個論斷。在和平民主基礎上的統一，對兩岸同胞才有幸福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