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緒山：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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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2009年6期。
毛澤東喜愛魯迅什麼？
魯迅之子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書提到的一個重要政治情節：195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參與其中。談話之間，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毛對這個大膽的設問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吃驚之餘，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提出的這一命題，涉及中國現代史上兩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執權柄的時代，魯迅的處境有兩個，且只有兩個：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沒有其他選擇。但不管怎樣——沉默或坐牢——那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魯迅都是本色不再。這意味着，原來被認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兩位旗手—— 一個被認為代表着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個代表着正確的文化方向——在建國以後宿命般地走到對立的兩極。
然而，通觀毛澤東畢生著述中涉及魯迅的文字，人們看到的卻是他對魯迅的推崇和喜愛，以毛個人的說法：「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訴毛，魯迅稱毛的詩詞充滿「山大王氣」，毛聽後哈哈大笑，不以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魯迅得其心的證據。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在應付緊張的外交活動的空餘，還在閱讀隨身攜帶的魯迅著作，並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愛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並說，「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計時的1975年11月，毛還就周海嬰提出的魯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議做出批示，「請將周（海嬰）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魯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獲得迅速出版。
對於毛的自托知己，魯迅在天之靈做何感想，人們自然無法知道；但毛何以視魯迅為知音，則可以從毛的文字中窺見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毛澤東發表演講，突出強調的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顯然，毛澤東尊敬魯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認為魯迅的事業與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認為魯迅雖「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不過，最能打動毛澤東，使他引為同道的，是魯迅的性格特徵。魯迅一生，嫉惡如仇，對舊勢力毫不妥協， 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鬥爭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對於自己的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都非常符合毛澤東的脾胃，與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從魯迅那裏借鑑到了榜樣的力量，為他從馬克思那裏學來並加以中國式地運用、終生視為法寶的「鬥爭哲學」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對魯迅的鬥爭精神和韌性備加讚賞，稱頌魯迅「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他認為魯迅一生有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鬥爭精神；犧牲精神。」不過，在這三個特點中，毛澤東最重視的無疑是「鬥爭精神」。
如果說在建國前重視魯迅的「鬥爭精神」是奪權的客觀需要，那麼在建立政權以後，毛澤東也沒有放棄之，相反，更將這種「鬥爭精神」推陳出新，創造性地發揚光大，靈活地加以運用。60年代初，在一次談話中他再次提到魯迅的性格，認為「魯迅的戰斗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斗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准談風月，他就出了《准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
可見，毛從魯迅那裏感悟到的是一以貫之的「鬥爭精神」。他畢生珍視並堅持青年時代發明的述志名言「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說明他對「鬥爭哲學」是何等的熱愛。他在建國以後的所作所為，確實如其所說，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即使是與他生死與共的戰友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一旦被他認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彭德懷、劉少奇的慘死，鄧小平的屢遭打擊，都是明證。
魯迅生活在中國社會的黑暗時代，他以文藝為武器所進行的反抗，是新興力量反抗舊社會勢力、改造舊的文化傳統的努力，所以他畢生的「鬥爭」都是針對舊勢力及其維護者；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後，當然也不會收斂其批判社會的鋒芒，放棄批判社會的義務。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前，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對舊制度進行批判，同魯迅一樣是舊政權的反抗者；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毛澤東還是新政權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柄後，習慣性地以「鬥爭哲學」和「鬥爭精神」維護自己的政權，不僅將「鬥爭哲學」磨礪的銳利矛頭指向了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敵人，同時也無情地指向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昔日與之出生入死、並肩作戰的戰友，於是，彭德懷、賀龍、劉少奇、鄧小平等都成了他「鬥爭哲學」的犧牲品，死的死，傷的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他感覺需要調動全體國民參加鬥爭、維護其政權時，則不惜發動「文革」這樣摧毀國計民生的內亂，終至導演了一場陷整個中華民族於水火的千古浩劫，而為這一切進行辯護的，是他那套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起點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到「領悟」：「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一句話，階級鬥爭。」這樣的理論又被他掌握的輿論工具鼓吹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對鬥爭的喜愛或曰嗜好，貫穿於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刻，他還是念念不忘於階級鬥爭。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女兒朱莉·尼克遜·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交談中，使兩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對「鬥爭」主題的激情留戀。他說:「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struggle（階級鬥爭)!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他似乎在宣告他用畢生精力發現的一個真理:「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精力顯然已消耗殆盡的毛澤東觸及「鬥爭」話題時，「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這對年輕的夫婦不由感嘆:「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對鬥爭的追求變成嗜好，無所不用其極，如果魯迅地下有知，該怎樣評價這位將他視為知己的「鬥爭論」英雄呢？
毛澤東的「聖人」理想與魯迅地位的演變
一個人有醒着的時候，也有睡覺的時候；要了解一個人，固然要聽他醒着說的話，但夢囈也有用處，它能使人們知道他潛意識中的慾念，讓人知道他清醒狀態不願告人的想法；透過他在非常狀態下的表現，人們可以看到他潛意識的真實內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間，毛澤東震怒於劉少奇的冒犯，當着眾人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見劉源、何家棟：《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劉在毛心中的地位於此「失態」之語中真實地顯現出來。同樣，毛對羅稷南的回答也應作如是觀。
1957年夏天毛對「假如魯迅還活着」提問的回答，不經意間流露出新環境下其內心深處的秘密：事過境遷，毛對魯迅已經形成居高臨下的支配心態。這種情形很類似於唐太宗擊敗突厥，躊躇得意之際，隨口說出「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淵曾稱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澤東內心的這個秘密並非一時情感衝動的產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為其英雄主義的理想所激盪。他在年輕時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奮當擊水三千里」的豪言壯語，志存高遠，指點江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但是，毛的理想決並不止此。他認為，「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倫理學原理批語》） 他在給友人信中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國藩樹立了將「豪傑」（事功）與「聖賢」（文教）集於一身的榜樣。及至壯年，毛的「聖賢」理想更顯突出。在他那氣吞山河，雄視百代的「言志」詩中，明言「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言下之意，這些神武聖王都不過是武功差強人意而已，至於「文采」、「風騷」則不足道哉。「略輸」、「稍遜」貌似謙恭，實則是高傲的自負。對於號稱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識挽弓射大雕」，將這位功略蓋天地的世界征服者變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讓人看到了一種氣勢如虹的雄心，一種「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捨我其誰，當仁不讓的使命感：毛不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還要實現流芳百世的「聖人」理想。
為了實現自己摧毀舊政權的抱負，毛澤東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資源。在毛澤東看來，魯迅對舊制度的攻擊和破壞，是與自己的事業追求不謀而合、休戚相關的，所以他對魯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覺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與孔子相提並論的高度，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1940年1月他發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寫下了那段被後人廣為傳誦、視為定評的文字：「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幾個「偉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讚美詩，對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魯迅聖人論」做了進一步發揮和闡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着毛澤東理想事業的一個階段的完成。他以雄辯的歷史事實將掃清六合，席捲八荒，混一宇內的赫赫武功，明白無疑地擺在了世人面前。然而，這只是他事業的新起點，他要在這個更廣闊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為孔子那樣的「聖人」，完成他「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新功業。
為了這新的事業目標，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駭濤巨浪，不惜毀掉中國社會極為需要的數十萬、上百萬最發達的頭腦。
他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從50年代初拉開序幕的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改造，與此相配合的是對大學的改造，將大學中的人文學科這個創造獨立思想的機關解散。毛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其意甚明。繼此之後，1957年，以所謂「舊文人」為對象的反右運動全面展開，原來被共產黨視為盟友的其他黨派的知識人受到徹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如聲稱「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專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政」的羅隆基之輩大部被肅清；及至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毛的打擊之下已經元氣殆盡——或噤若寒蟬，或氣息奄奄，於是矛頭轉向曾為其出力掃蕩黨外知識分子的黨內知識分子。
黨內黨外知識分子全被肅清之後，毛個人的「聖人」地位，以「全面專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以「羅稷南設問」為標誌，毛對知識分子——魯迅不過是其典型代表——的態度已經十分明確，那就是：要麼閉嘴，要麼做囚徒，在他的「聖人」事業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須徹底清除，即使他從前推崇備至的魯迅也不例外。不過，對於魯迅，由於他已是不會說話的古人，不會對現政權再做批評，而且他的「鬥爭精神」還在現實中發揮作用，毛沒有必要對他展開形式上的討伐；相反，只要將魯迅那「須仰視才見」的高大形象置於自己的權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顯現。毛將歷經無數驚濤駭浪而煉就的爐火純青的鬥爭謀略駕輕就熟地再運用了一次。
果然，這一目標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願望順利實現了。
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毛親自掌控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誌社論以《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為標題，寫道：「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人民日報》則在《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中寫道：「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着鬥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這兩篇社論精神高度一致。這些看似簡單的文字將魯迅與毛澤東在歷史上的關係完全改變了，魯迅不再是開一代風氣的先覺者，不再是毛澤東的精神先驅，而成了熱愛領袖，活學活用領袖著作的先進典型，成了毛澤東麾下「俯首甘為孺子牛」，時刻聽從領袖召喚，領袖指向哪裏就戰鬥到哪裏的文藝小卒。
這個格局的形成受到兩個關鍵人物的推動。
一是郭沫若。郭在歷史上曾與魯迅展開論戰，被魯迅稱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權建立後逐漸被捧為文化班頭，魯迅之後的「又一面光輝旗幟」。郭沫若發表題為《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說：「魯迅願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引為同志』而能『自以為光榮』，在我看來，這可以認為是魯迅臨死前不久的申請入黨書。毛主席後來肯定魯迅為『共產主義者』，這也可以認為魯迅的申請書已經得到了黨的批准。」一個提交申請，一個批准申請，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在這位大才子筆下已經清晰地出現了。然後，郭氏又以魯迅生不逢時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時的幸運托出毛澤東的偉大：「今天我們的時代比起魯迅在世的當時，在一切條件上都有天淵之別了。我們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語錄、毛主席選集、毛主席的詩詞。入目有輝煌的成績，入耳有浩蕩的歌聲。我們還可以親眼看到毛主席，親耳聽到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是多麼幸運啊！」最後，郭氏以設想的形式巧妙地將魯迅置於毛澤東麾下：「魯迅如果活在今天，他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為嗅覺靈敏的政治家，才華橫溢的文字高手，貶抑與吹捧之間做得不露聲色，一氣呵成，手法之嫻熟，令人嘆為觀止。
另一位是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對許廣平來說，她在建國以後顯然已從毛對以往思想文化權威的攻勢中體會到一種趨勢。早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就對馬克思發出了挑戰。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號召對馬克思：「不要怕嘛，馬克思也是兩隻眼睛，兩隻手，跟我們差不多，無非是腦子裏一大堆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做的超過了馬克思。馬克思沒有做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這裏的「我們」實際含義是「我」，即毛本人。在這樣咄咄逼人的事態面前，許廣平不可能不明白，保護魯迅的最好辦法，就是主動地、知趣地讓曾經被毛譽為「聖人」的魯迅甘拜下風，以免遭遇被貶黜的尷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着魯迅》的文章中寫到：「毛主席稱讚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嚮往着毛主席，跟隨着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在當時就是魯迅和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最高指導原則。而魯迅則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文化戰線衝鋒陷陣的一名最勇敢的戰士，一名偉大的旗手。……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指引和鼓舞着魯迅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樣淺顯易懂的「文革」語言，表層上展現的是具有典型時代特點的恭敬與虔誠，而在本質上則是主動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魯迅。中國有句古語：「識時務為俊傑」。許廣平「貶抑」心愛的魯迅當然是「識時務」之舉。在當時大調子已經定下的環境氛圍中，除了隨着時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還有其他選擇嗎？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樣？但在客觀上，許廣平以魯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貶抑魯迅，以烘托毛的權威，其效果是他人難以比擬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謀略，毛澤東為「聖人」理想所做的奮鬥迅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結出了豐碩成果。林彪給毛戴上「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四頂桂冠，標誌着「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偉大目標已經實現。然而，對於這速成的「聖人」之業，毛的心中仍然縈繞、盤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覺。1970年12月18日，他接見美國著名作家斯諾時，針對這四頂桂冠，心情複雜地說：「什麼『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他雖然將四桂冠之一「導師」改成了「教員」，但對這「教員」桂冠的鐘情是顯然的，因為這Teacher與「聖人」的本質相同，那就是：撫育蒼生，參天地之化育。當然，他所要教化的絕不是幾十個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願訓育整個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這次會見中，毛談到「文革」和個人崇拜問題，問斯諾，如果沒有人崇拜，你會高興嗎？毛的這個問題，從他的「聖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聖人與教主都需要個人崇拜。但對於斯諾，這一點似乎並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個人崇拜與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敗」的道理時，毛木然未有任何反應。（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文匯報》2007年8月18日）
不過，毛澤東即使已被捧為神，顯然也隱約地感覺到，實現他的「聖人」理想，決非易事，絕沒有他從事政治和軍事鬥爭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種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的從容，更沒有駕輕就熟地施展階級鬥爭藝術時所具有的那份「勝似閒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重讀《魯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於同年11月20日對相關人員說：「我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這話說明，他此前確曾自視為「聖人」，但同時也說明，時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認，「聖人」並沒有做成，他的「聖人」夢想，並沒有圓滿實現。
然而，不管口裏怎麼說，他內心深處卻一刻也未放棄「聖人理想」；而只要毛的這個夢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頌揚孔子和魯迅，即使後者曾被毛稱為「現代聖人」。就像1959年廬山會議時，林彪對受到批判的彭德懷說，你要拋掉個人的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們任何人都不要想當英雄！林彪不愧為一代梟雄，對毛的了解顯然高出他人一籌。後來林彪出事，孔夫子被無辜地與林彪捆綁在一起，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批判對象，似乎向人們說明，在毛澤東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稱「聖」，就是孔子也不例外。
魯迅的「聖人」地位雖是毛澤東本人「封」的，但其現代「聖人」的稱號只能出自毛澤東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對魯迅「聖人」地位的公開承認，構成對毛的威望的威脅。可為佐證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魯迅的胞弟周建人還不得不繼續放低姿態，貶抑魯迅，稱：「魯迅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共產主義無限嚮往，這正是魯迅「韌」戰精神的思想基礎。」（《學習魯迅「韌」戰的革命精神——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說，從建國之始以至毛故去，魯迅始終是領袖政治棋盤上的魯迅，一個被現實政治作為棋子使用的魯迅。
活在毛澤東時代的魯迅必然成為囚徒
在中國幾千年演化的歷史上，每一個新生政權，都面臨鞏固政權的難題。這個難題的解決的首要條件，自然是解決整個政權賴以存在下去的物質生產問題。如果沒有起碼的物質基礎，任何政權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質資料生產者在生活資料和精神道義上的支持，至為關鍵。解決之道，千頭萬緒，要害是與民休養生息，恢復民生。在這個基本條件之外，最棘手的問題是解決對新政權構成（顯然的或潛在的）威脅的社會力量問題。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當權者必須妥善安置為新政權出力、立下巨大功勳的武將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據長期追隨毛、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李銳研究，毛從馬克思那裏只學到四個字：階級鬥爭；對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讓人家說話」，對別人的恩賜而已；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無法律觀念。（李銳：《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權如命，公開對人講，「我是不讓權的」，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後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時迷信自我，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郭宇寬：《胡耀邦，生前辦過〈理論動態〉》《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這些特點，說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毋寧說是中國兩千餘年皇權專制傳統的最高產兒。因此，他為鞏固新政權所採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國傳統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專制傳統的藩籬。
在處理「武」的力量方面，鑑於政權已經易手，原來敵對陣營的投降將領，即使心有不軌，在失去民心的處境中已不可能再興風作浪，所以，即使對於他在理論上認為是一切反動勢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儀，以及在戰爭結束前列為「戰犯」的傅作義、杜聿明等蔣介石集團的得力幹將，也往往表現出相當的寬容；相反，對於那些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在民眾中有着崇高聲望的戰友，卻是處處設防，稍有不滿，即行嚴懲，毫不留情。
治國從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業，對於士大夫階層的政策，從根本上關係到新政權的安危。毛當然明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書生，思維能力就相對發達，就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傾向，不管其從前立場如何。尤其是20世紀初葉以來，經新文化運動對啟蒙思想的傳播，成為現代思想標誌的「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已為眾多知識分子所接受，雖然這一啟蒙過程為外敵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斷，但其影響仍不可小覷。尤其是，海禁開放以後，大批中國學子負笈海外求學問道，回國後成為一股衝擊中國皇權專制文化傳統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國以後，精於國情的毛對於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對於書生一直堅持非經改造不可使用的態度。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批右傾，「文化大革命」，最後釜底抽薪以求徹底解決，將應該接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趕到鄉村山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本質是文盲化和愚昧化——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實際目標只有一個：顯見的動機是鉗制輿論，鞏固政權；深層的動機是完成不朽的「聖人」功業。
不過，正如烏龜可以隨時將腦袋縮到脖子裏面逃避外面的危險一樣，知識分子可以隨時將思想隱藏在腦袋殼裏，以表面上的言聽計從掩藏內心的不服與對抗。所以，毛對於自己多次發動的改造運動所產生的效果，並無十分的信心，以至為後世留下兩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愈多愈愚蠢」。前一句話，可謂深得中國傳統愚民策略的「精髓」，與孔孟聖賢之徒的一貫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一句話，則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時所表現的無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國之初面對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來追隨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鄧拓等，二是天下紛爭過程中處於游離、超然狀態的中間文人，如梁漱溟、陳寅恪等，三是敵對陣營中倒戈的文人。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經由延安整風，對毛的謀略和手段早有領教，已成馴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數最多，這些人多數飽讀中國典籍，同時又多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的洗禮，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大的文化承載體。由於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義傳統教育，與毛的「聖人」理想相左，所以成為毛的思想改造事業的主要對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對較小。
毛對這三部分力量進行打擊的次序有先後，但態度和策略則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稱臣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種類型以郭沫若、馮友蘭為代表。郭沫若在建國不久的國慶慶典上，代表黨外人士向毛獻禮致辭中，已有「您是我們的導師，我們永遠跟您走」之類的稱臣之語，後來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學生」之類的謙卑之詞表示臣服。馮友蘭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後一類型，一部分人選擇可殺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鄧拓等，一部分則選擇沉默失語，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說家沈從文改行研究中國服裝史，史學家陳寅恪三嘆「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後，選擇「頌紅裝」——撰寫《柳如是別傳》——的「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過，由於這些書生在政權易手之前已經成就大名，在讀書人中有着廣泛的影響，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數人對毛的意志明確表示不服，也沒有遭到殺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與毛髮生爭論，遭到毛聲色俱厲的痛罵，被毛罵作「用筆桿子殺人的殺人不見血的殺人犯」，與蔣介石的用槍炮殺人相提並論，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後壽終正寢。由此看來，魯迅如能活到當時，大概也不過如此。但以魯迅慣有的與當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屢屢抗上的舉動，甚至寫出類似「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那樣痛快淋漓的罵人文字來。如此說來，他活着的話，大概只有進監獄做囚徒一途。
其實，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魯迅，對於自己的命運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經預測到了。他在1928年發表的演講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經將道理解釋得很清楚。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學家的職業本能卻使他對現狀永遠處於不滿狀態，總要批評社會，與政治不斷衝突，成為政治家的眼中釘，其最終結局不是被排擠出去，便是被殺頭。對文學家而言，唯一的選擇就是「逃」——逃到國外去，逃不掉便被殺掉。魯迅一生堅持與當權勢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厲風格進行猛烈的批判與抨擊，雖遭當局壓迫甚至通緝而不至陷於滅頂之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國勢力在中國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雜文》可以為證——為他提供了逃身之處。
更富有寓意的是，魯迅對歷史上革命成功以後文學家命運的：「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的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頭。」這樣的話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還是預測未來的讖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後，後人以他還活着設問，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結局。
「假如魯迅還活着」這個虛擬命題的意義
「歷史不能假設」，是很久以來許多人信奉的原則之一，而「假如魯迅還活着」卻正是以不存在的「魯迅還活着」的假設為歷史推論的前提，因此，在許多人眼中，這似乎不應是一個史學研究認真對待的命題。
其實不然。「歷史不能假設」這個原則只是指已經生成的歷史事實的不可改變性。若就歷史所具有的實用性的借鑑功能——所謂「讀史使人明智」——而論，「假設」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為這種「假設」正是人們借鑑經驗、避免錯誤的必要條件。「魯迅還活着」，當然屬於「假設」，但由此虛擬的「假設」所得到的「要麼閉嘴，要麼坐牢」歷史解答，卻顯示出極為豐富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人們從這個貌似簡單的回答中看到的是，歷史在彼時走向了一個延續舊傳統弊端的錯誤方向。這個錯誤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其惡例，一直延續兩千餘年，在一個關鍵的歷史階段本應得到徹底改造，卻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復燃。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囂塵上，猶如一盆污水，熄滅了新文化運動先覺者們歷經艱辛才點燃起來的思想啟蒙之火，中國社會由此走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完全背離了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
當時的中國有沒有可能走向歷史要求的正確方向？怎樣才能走向正確方向？後來走向錯誤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
如果說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是所謂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避免的，難道說中國人民活該遭受那「要麼閉嘴，要麼坐牢」的折磨？活該要歷經十年人為浩劫的苦難？如果說，歷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歷史研究還有何意義？
中國人歷來強調「以史為鑑」，「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對於魯迅這樣的文化思想巨人，無論是被迫沉默還是做囚徒，都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劇，怎樣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需要考慮「假若魯迅還活着」條件下，怎樣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問題。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設計，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舊制度向現代新制度轉變中不可迴避的根本性的難題。解決了這個難題，就意味着我們完成了中國現代性改造中的大問題之一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這就是「假若魯迅還活着」這個似乎有違「歷史不能假設」舊例的「假設」所顯示的重大現實意義。
（ 原載《炎黃春秋》2009年6期·作者張緒山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