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季羨林先生的辭世，在社會公眾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熱潮。有學者不無遺憾地說，其實大多數人並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這也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從何而來？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學德國回來時，年方36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學系系主任，也是該系的創建人。他的學術功底紮實，治學方法嚴謹，據稱深得時任校長的胡適先生的欣賞。
    
    但是，跟同輩學人相比，季先生在社會公眾中並沒有那麼大的名氣。我想原因有這樣幾點：一，當時的北大人才濟濟，群星閃耀，以才情論，他並非最亮的那幾顆之一；二，他的專業為印度語言學，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文字，對於一般人來說如同天書；三，他為人謙遜，作風素樸，不沽名釣譽。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體上走紅起來。原因比較複雜，大抵有以下幾種：一，經過幾十年的鬥爭之後，治學嚴謹的學者所剩無多，都兀然聳立起來，被尊為大師；二，中國社會有敬老的傳統，他年歲已高，著述頗豐，仍筆耕不輟，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誤解或者利用，幻化為時代思潮中公眾所渴望的大師。
    
    人們對季先生至少有兩大誤會或者利用。一是他的專業是印度學，卻被誤指為「國學」，符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學被壓制、國學被弘揚的社會環境，也滿足了社會公眾的虛驕之氣。因為「國學大師」的頭銜，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禮遇。顯然，憑着那代學人的學術良知，他為此感到不安。在兩年前出版的《病榻雜記》中，他要求摘去 「國學大師」、「國寶」、「學術泰斗」三頂帽子。他坦承：「我對（中國）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也就是說，他對印度學的興趣大於國學。然而，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後，這個帽子也沒能摘下來，還充滿諷刺性地放到大標題里。
    
    另一大誤會，是公眾把他當作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追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個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作為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來自近代的西方社會，要求知識分子具有獨立性和批判性，擔當社會良知，參與公共事務。並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是公共知識分子。薩特甚至說，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不是個知識分子，只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才是個知識分子。
    
    按照薩特的定義，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皓首窮經於與公眾相距遙遠的偏僻學問，並非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且，他還對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活動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儘管對胡適先生充滿了景仰之情，但也對其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寫道：「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他還略帶調侃地說：「我對於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
    
    但是，季羨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學者。在「文革」中，當胡適和陳寅恪被批判時，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線。後來，他又提出了「學術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通過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眾溝通的橋樑，展示一個學者的胸襟和見識。
    
    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雜憶》。他以此書記錄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使之成為和公眾分享的一段歷史記憶。他認為，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足夠多的代價，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教訓，也就無法讓它真正成為過去。他寫道：「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季羨林先生的一些話，在公眾中廣為流傳，甚至成為網絡熱門用語，比如：「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衊。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灑灑，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稱為「國學大師」、「國寶」和「學術泰斗」之後所受的心理暗示，還是高齡長壽給他帶來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感，季羨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發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認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21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人類必須「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
    
    以此思想為核心，他又多次對公共事務發言，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他主張開幕式上把孔子抬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說：「孔子是我們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一個偉大的禮物，希望全世界能夠接受我們這個『和諧』的概念，那麼，我們這個地球村就可以安靜許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來探望的國家領導人討論「和諧」話題，認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內心和諧。
    
    季羨林先生的這些意見，儘管並非妄語或諛辭，但是沒有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姿態和批判精神，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也就談不上什麼真知灼見。他為自己在歷次運動中「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卻也容易鼓勵犬儒主義。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話不能全講，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態度不應該是欣慰，而應該是恥辱和憤怒。
    
    並非所有的學者都必須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是由於公眾的誤解和渴望，季羨林先生的話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較大的爭議。這對於他本人來說，也未必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