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德國明鏡周刊
斧頭幫
據明鏡周刊估計，在德國的250名中共使館工作人員中至少10%是間諜，16名駐德記者中起碼5個是間諜，全德2萬7千多中國大陸學生中肯定還有大量也在為中共政府做事，因為「幾乎所有中國留學生都是拿着政府的資助在德國生活，而且為了各種證件也必須求助於中國使館，再加上愛國主義等，讓中共政府很容易驅使這些學生為自己服務」。還有大量的事例，數據.
中共的情報機構帶着一支間諜大軍捕獵世界出口冠軍德國最重要的資源：技術訣竅。甚至柏林的聯邦部門也成了黑客攻擊的受害者。聯邦政府震驚了----與此同時卻無能為力。
當聯邦政府得知對德國的進攻時，那是五月的一個星期二。這天早上，在總理府四樓的情勢中心坐着最重要部門的國務秘書們 ：內政部的、外交部的、司法部的和國防部的。如同每個周二10點正時，總理府主任托馬斯.德.麥西爾召開了情報形勢會----政府的一種每周安全會議。
但這次在會議室中站着一位下巴留着雪白鬍鬚、眼神堅定的男子，他既沒有作關於伊斯蘭潛伏小組也沒有作關於暴力基金的八國峰會反對者的報告。聯邦憲法保衛局負責反間諜工作的副局長漢斯-埃爾馬.蘭貝格將一疊透明報告薄膜一一放到投影機上，他所作的說明令在座的人震驚。
原來是一次計算機攻擊。而敵人，蘭貝格描述道，幾乎每天來自中國西北部的蘭州、南部的廣州以及北京。他 偽裝成Word文件或Powerpoint報告，如果誰點擊他，他就會感染那個計算機。而且，這個敵人曾來到了這裏，他曾鑽進了柏林的政府區域。 這支數字軍隊由看不見的計算機偵察程序----特洛伊木馬組成。這幕後顯然隱藏着中共國家：
一群被蘭貝格歸咎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黑客，試圖通過南韓的計算機轉道使其來源難以辨別。
因此，蘭貝格所在的憲法保衛局在幾周前就已開始與聯邦信息技術安全局一起展開了共和國最大的一次數字保衛戰。安全部門在多個聯邦部門檢查了所有的計算機，他們插入通訊網路並觀察哪些數據進入，特別是：哪些數據從政府離開這一行動持續到今天。反諜機構剛好能將約160千兆字節來自德國政府計算機的數據在前往遠東之前救下來。她在總理府、外交部、經濟部和科研部發現了中國的間諜程序。「但沒人知道，」一位德國高級官員稱，「什麼已經統統流失了。」而且更糟的是：除此之外中國人還在哪兒藏有他們的特洛伊木馬。
如果他們的間諜盡人皆知至今對德國感興趣的話，那麼就是針對德國的尖端技術----所有那些中共為自己更快地沖向世界經濟巔峰所需要的東西。他們的特洛伊木馬是否也神不知鬼不覺地已經感染了數以千計的德國企業的計算機呢？對經濟和科研部的攻擊令專家們擔憂已發生了最壞的情況。「繼續干」，托馬斯.德.麥西爾要求道；憲法保衛局也要幫助企業獵捕特洛伊木馬。
來自中共的進攻對於聯邦政府來說遠不止是一個安全問題。它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過去蓋爾哈德.施羅德總理，之後其繼任者安傑拉.默克爾，都曾在或多或少地對侵犯人權和環境破壞方面做出有責任進行的批評的同時，致力於獲得中共的友誼。
這周，默克爾在她對中國大陸的國事訪問中，儘管也要提氣候變化及中國的義務問題，但除此之外首先要讚美、促進德中關係的氣氛，「使之攀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如同中共的報紙事先所嘀咕的那樣。而作為這種愜意溫度下的關係的結果，德國經濟多年來在中國生意方面留下了筆直上升的報表曲線，對中國投資數以億計，從中國大陸進口數以億計。
而這使得中共情報機構洗劫夥伴的放肆企圖對於其所謂的朋友的打擊就更重了,他 不僅搶劫政府的秘密----這本已夠糟的了。他同時還搶劫人民的財產：德國的技術訣竅。這是聯邦德國在對富裕的國際競爭中所唯一擁有的值得提及的資源。
所以，這一攻擊使德國的中共政策親善派的代表們都看到，遠東那兒的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的高速崛起首先是：一個粗暴的崛起，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與敏感問題，既不顧及雙邊關係又不顧忌國際條約。歐盟貿易委員彼得.孟德爾遜去年十月剛又埋怨過，現在中國人已經加入世貿組織五年了，但這個國家仍然做出似乎剛處於該體系邊緣的樣子。
相反，憲法保衛局指出，中國人開展進攻，他們在攻擊中截取。他們偷盜：德國展銷櫃枱的手提電腦，德國公司計算機里的數據。他們敲詐：外國人在獲得進入中國市場之前，必須交出結構設計方案。他們複製：不僅複製包裝，而且乾脆將整套包裝設備一起複製了。他們如此恬不知恥地、系統地、理所當然地盜竊西方的精神財產，使這場不計代價的戰爭早已具備了一場爭取最高獎的戰爭的性質：爭得高技術領域的世界市場領先地位。 政治局的一份藍圖計劃指明方向，數以千計的企業落實它：中國企業僅向世界市場投放廉價的大眾化產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目標是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電子和軟件----領域從納米到千兆；所有被熱烈追求的東西，所有難以獲得的東西。
: ~所以，屬於這個宏偉計劃的也包括，可能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干、但無人幹得如此深入透徹的：國家經濟間諜活動。她不是被中國的間諜機構作為特殊武器，而是被當作標準武器投入到獲取技術訣竅的搏鬥中去的。根據憲法保衛局的了解，沒有其它國家播撒了一個如此密集的草根組織，沒有國家如此理所當然地要求其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本國男女為自己國民經濟的榮耀與利益去複製、去拍攝。
「中國在技術領域的間諜活動令我非常擔憂。」聯邦經濟部的中國問題專家、議會國務秘書哈特穆特.肖厄特抱怨道。而巴登符騰堡州的憲法保衛局局長約翰納斯.施馬爾策爾證實了經濟間諜領域的活動：「近來，我們所懷疑的案件中百分之六十與中國有關。」
（見第28頁）
（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間諜活動與來自北京的早該兌現了的諾言----對非法的好主意的進口終於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背道而馳。而這顯然由國家操控的企圖，甚至對總理府進行偵竊，只是顯示出，這個東方的強權對其安撫與刺探的雙軌策略有多麼自信,一位能夠敘述有關德國人在中國如何估計在間諜機構的助力下丟失了多年積累起來的技術訣竅的人士，就坐在漢諾威市他的書桌後面：埃金哈爾特.菲茨，66歲，擁有200名職工的菲茨集團的業務執行董事長。
而這位輸油管焊接機械專家幾乎比任何一位其他的投資者都更擁有中國經驗。早在七十年代末，他就已在作為中國石油化工中心之一的烏魯木齊，向坐在人民會堂里的 3000位聽眾做過有關焊接技術的報告。他仍記得，有一次共產黨元老鄧小平如何接見了他。
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多年的孤立之後，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經濟的趕超歷程。他也還記得，在商務宴會上，活生生的猴子頭骨被小榔頭砸開，以便用勺子取出其溫熱的猴腦。「我曾是熟悉中國的人，我未曾想到，我會被偵竊。」菲茨仍然在以一半憤怒、一半震驚的聲音敘述着。
當2003年一個百分之百國有的中國集團公司向他提議，在北京的一家合資企業生產他的機器，菲茨想，那是他今生難遇的生意。他的夥伴如此向他描繪前景，在中國廉價生產、共同征服世界市場。還在那年他就簽署了合同，2004年1月就在（中國）首都的一個巨大的工業園區開始了生產。
兩個月後他驚訝的是，在他的企業里不斷出現別的職員。菲茨這種老闆類型的人，是靠自我實現並因此只相信自己的人，因此在一次非常吵鬧的訪問之後他告辭回國了。但實際上他租了一輛車，戴上一副望遠鏡埋伏着看到，一輛巴士開到（合資工廠）前面。八名中國人下了車，八一，菲茨跟蹤這輛巴士，十公里後他站在另一個、但卻一模一樣的廠房前。他通過一扇未關閉的門潛入並看到：一個合資工廠的鏡像，只是這個廠沒有他的股份。
在剩下的故事中出現過：這個合資企業的一位業務總經理突然對於菲茨先生這樣一個人來說無法找到其談話了。一位新僱用的工程師在他的手提電腦里裝滿了公司計算機中的數據，菲茨曾想將其手提電腦從其手中奪走。警察聲稱這不歸其管。一次入室盜竊，保險箱與主計算機被偷走。最後，一位神經崩潰了的菲茨，於2006年1月對經濟區的警察局長吼道： 「你們這些豬，你們這些罪犯，你們拿我幹嘛呀! 在同一個月里，他結束了那家合資企業；不久以後，在中國、印度、蘇丹、巴西、阿爾及利亞和印度尼西亞出現了中國生產的機器，而唯一與來自漢諾威的菲茨機器不同的，是由英國珀金斯生產的馬達：「我們的有原裝的馬達，而中國人的有偽冒的幾個月後就壞了的馬達。」這位企業家損失了大約250萬歐元，並且他肯定：「那是國家操縱的。」像這樣的事沒有上面的命令、沒有情報機構的手段是不行的。
至少這完美地符合憲法保衛局和德國經濟安全顧問們關於（中國對德國）技術訣竅掠奪的描繪。「誰要想在中國做生意，必須從容面對被竊密。」經濟安全工作同盟（縮寫為ASW）----在其背後的組織中有聯邦德國工業協會（縮寫為 BDI）----的業務總經理貝爾托爾德.施道普爾康普警告道。公司們應當考慮到，中國的情報機構監聽、閱讀所有的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
我們只能建議，儘可能將重要的信息分割開來，並一點一點地通過電話、郵件和傳真傳遞到德國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巴伐利亞州憲法保衛局的中國問題專家證實道。並且在德國經濟界各協會的骨幹中間，人們悄聲耳語道，即使在北京和上海的德國駐外貿易商會的辦公室也可能被安裝了竊聽裝置。
中華帝國並非一直都富有禮節規矩，則早屬於德國企業一般的經驗財富。2006年，這裏的海關沒收了價值12億歐元的偽冒產品，是前一年的五倍，其中最多的來自中國。其經濟主要依靠偽冒生存的整個地區，按照聯邦財政部的數據，使這裏的企業蒙受了數以億計的營業額損失；正如內歐普蘭公司在中國已很難賣出大客車，自從那裏的大客車看上去像內歐普蘭大客車一樣，卻並非產自內歐普蘭，而是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中大。
儘管有關中國商業手段的佚聞如此豐富，但另一方面，德國的公司老闆們卻如此樂觀，認為自己不會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中國對他們來說依舊是那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新天地，有着自1980年以來平均每年9%的卓越的經濟增長。
四億廉價勞工為此而操勞，使這個崛起的民族預計將在明年剝奪工人收入為其30倍的德國的世界出口冠軍之桂冕。並且，中國以其13億顧客提供了一個任何國際康采恩都不願錯過的國內市場。僅阿迪達斯就想在那裏到2010年時實現10億歐元的銷售額。因此，外國投資者在那裏的投資如此之多，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門檻國家能與之相比----所有人都想分享到那裏的繁榮。在歐洲，德國人從這個成長中巨人的飢餓中分享到最多：去年中國從這裏的企業那裏採購了275億歐元（的產品和服務）。與此對應，管理諮詢企業BBDO諮詢公司新的一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3%的中國人青睞德國的品牌。反過來，來自中國的企業（向德國）提供了488億歐元（的產品和服務 ），其中大部分也是來自2000個在這個大國進行生產的德國企業的產品。
所以，對中國生意依然存在着過於狂熱的看法。這由許多例如經濟審計事務所格朗特.托爾恩同的問卷調查所佐證，據此，四分之一的德國中型企業營業額的高增長甚或極高的增長，需感謝這位遠東的巨人。但也存在失望的目光，並且在很多企業都存在這樣的順序：先是狂熱，隨後清醒，繼而驚恐.
在一個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企業的問卷調查中，39%（的被調查者 ）向德國經濟反產品和品牌仿冒行動團指控，他們的產品在那裏被恬不知恥地複製。整套高技術設備越來越頻繁地被複製，幾乎總是直到與最後的裝飾條一樣，直到用同一個勞爾色卡的顏色。
遭受侵害特別嚴重的是機械與設備製造業這個鍛造出口車間德國的核心細胞：三分之二被問及的利益遊說協會「德國機械和設備製造商協會」的成員企業抱怨產品仿冒----四年前僅一半（被問及者有此抱怨 ）；75%的被侵害者將矛頭指向中共。
在極端的案件中，那就會像位於法蘭克地區阿爾澤瑙鎮的、從九十年代起已對中國市場下大注的米寇特若爾（米高）公司那樣結束。這家專長電梯電子產品的企業向那裏的一家大客戶供貨，此後這家客戶很快改名為非常容易混淆的「米寇肯特若爾 」。而其廉價投放市場的元件看上去幾乎與來自阿爾澤瑙的原產品相同；德國公司的一名職員幫助了中國人進行仿製。2003年7月，對米寇特若爾來說，末日降臨了----對敢於通過一個後繼企業嘗試新的開端的企業家之女，艾利斯.瑪麗婭.薩爾博爾，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災難：「我父母一生的成就被毀滅了。」
儘管從一個案件到另一個案件很難說，是否中共國家安排了這些擄掠之行，還是只是容忍它們，或者是否它們歸咎於一個野蠻滋生的企業界的帳上。當中國的仿製工廠竟還屬於國有或半國有時，那更將是特別含糊不清的了----在那種情況下，到底什麼是競爭對手的間諜活動，什麼是國家的間諜活動呢？並且每次同樣很少能衡量出經典的間諜活動在其中所佔的比例：畢竟，其範圍可從一名靈巧的手工匠只需購買一件原產品作為樣品就能完成的簡單仿造，延展到重構複雜的製造流程。那裏涉及到的是由軟件支持的高精密技術，其秘密不靠間諜手段幾乎不可能被揭曉。
不過在所有案件中其結果都一樣：技術訣竅的喪失，這恰能葬送擁有尖端技術的中型企業的生存。對於這些輕信而天真的、當然也有些貪婪地走向遠東的公司們來說，中國露出了薑餅小屋的原形：他們曾想啃嚼它，而現在他們太遲才察覺到，實際上他們正在被連皮帶毛地吞噬掉。
被榨取了血汗的歐洲人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獲得理解，更不可能獲得同情了。盜竊創意是一個群體現象；藥品，大學畢業證書，甚至課本，所有的東西都被偽造，歐洲的公司們是如此氣憤：而中國曾是企業間諜的第一個受害者，罪犯是一位歐洲人。18世紀時，一位法國的耶穌教神父成功地帶着裝有配方和生產流程資料的行李，從被密不透風地隔離保密的瓷器之鄉景德鎮溜回了他的故鄉。
但是從民族哲人孔夫子（公元前551至479年）那裏，中國人早已學會了，複製是一門藝術，對被複製的師傅來說是一種榮耀，並且那也就是達到某些目標的最佳方法：「未履他人足跡者，到達不了目標。 」而且毛（澤東）幾十年來灌輸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共有的，智慧的財富猶如睿智者一般不值得保護.
因此在經濟發展啟動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英語稱謂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精神特徵，就已是一個「騙子人民共和國 」，即一個詐騙犯共和國的精神特徵了，就像香港的經濟雜誌《遠東經濟評論》所譏諷的那樣。正是懷着以輝煌的成就崛起成為經濟第一大國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創意盜竊就成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興奮劑：一種被毫無顧忌地投入使用的渦輪強化劑，以便在其他人之前到達每一座山頭，當然最好是所有其他人都到不了。
在何時必須達到何等高度，是由黨通過藍圖規劃----「863計劃」所規定的，這一命令開展追擊行動的計劃源於1986年3月。自從那時起，（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整個經濟都瞄準了奪取西方工業技術知識這一目標----通過所有的工具，合法的或非法的。
多個部門在為這樣的計劃工作，用了數以百計的科學家在15個領域裏觀察着世界市場：
在能源技術、航天、生物技術領域都有什麼動向？本國的工業會什麼，全球的競爭對手會什麼？所有這一切都記載在被作為本國經濟的義務作業的年度報告之中----並且，如果自己的科研人員和工程師止步不前了，那麼它就成為間諜機構的情報任務清單。
^有始於1997年3月的所謂「973計劃」，它訂立了基礎研究的目標，其中包括對農業、
醫療衛生領域和環保技術（的研究目標）。或者有「火炬計劃」，籍此中國人推動着他們在高技術領域，如信息處理或機械製造方面的發展。在去年年初，中國的國務院再次令人驚訝地詳細列出了所有創新，到 2020年這些創新應當奠定（中國的 ）技術領先地位：從晶片到大型客機，直到太空飛行技術，所有都將是中國製造。
不過，科技部副部長尚勇在其報告中相當坦率地透露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所理解的「創新」是什麼：尚曰，他的祖國追求獲得在進口技術基礎上「再創新」的精神財富。
"再創新」的含義不外乎就是，將外國產品略微更改一下，然後在其上面蓋上自己的圖章。為此，中國添置了一整套有各種工具的軍械庫，即使其領導層強調，這一切與敲詐來的技術轉讓絲毫不相干。但外國企業被逼着這樣，如果他們想在重要的領域，如汽車工業，建設一家工廠的話，就得有一個中國的合資企業夥伴.而（中國 ）國家還經常指定這種強迫婚姻中的新娘. 為了在公共訂單中根本能有個機會，得保證在中國實現生產的高度本地化.
他們的進口產品須通過一套認證程序，據稱是為了保證外國和本國的產品具有相同的標準。最初，中國向19類的132種產品要技術資料，打那以後，這個名單不斷地變長。從2008年5月起，認證義務竟也將對農業機械適用. 在技術項目中須向所謂的設計院遞交詳細的文件資料。據德國經濟界亞太委員會（縮寫APA）稱，同一個國家設計院也負責中國專業人員的培訓。目的是：下一個項目能夠獨自完成。
在這種灰色地帶中，掃描外國專利也屬於骯髒的伎倆。中國企業像蜜蜂般勤奮地檢索西方的發明；如果有發明尚未在中國登記的話，他們就將這一創新註冊在他們的名下。僅在2006年，中國企業就在國家的專利機構國家知識產權局確保登記了210490個受保護的權利，這比前一年多21.4%。即使在中國也無人相信，所有這些專利都是中國人搞出來的世界創新。
儘管所有這一切對「再創新」來說毫無疑問都非常有用，但有時候所有合法和似乎合法的手段都會無能為力。如，因為外國公司如此小心，只在中國生產其大眾化產品，就像德國最大的滾珠軸承製造商----來自亥爾措根瑙拉赫的謝夫勒爾集團那樣。那麼，如果在中國缺乏基礎研究的話怎麼辦呢？
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由情報機構接手了。他們去搜集那些中國經濟儘管在研發領域日益加強的努力所仍然幹不了的，並且他們自然也在中國自己境內搜集情報：時至今日，西門子和蒂森克虜伯的人們還仍震驚不已，2004年中國工程師們在夜裏潛入一個車庫，為了了解，更精確地說，為了製作一份在那裏停放的磁懸浮列車的測繪報告。現在，
一輛中國的磁懸浮列車將在幾個月後駛出，她的名字叫：海豚CM1號。
另一家企業由於愛情而失去了其領銜的工程師----並且其尖端技術也流失到中國的競爭對手那裏了。那位表面塗層技術的專家接受了去妓院的邀請，這本就是用來實施敲詐的典型模式。中國人卻沒這麼做，而是記下了他特別的性癖好，給他找了個與此相配的女人，結果正是所希望的：那個男人拋棄了他在德國的妻子，與那個中國女人結了婚，而現在，他過去就職的公司的產品也有中國製造的了。
去中國旅行的人私下也經常談到：晚上入住旅館的德國代表團的軼事。第二天一早，中國的談判對手就會以所了解的情況令其驚訝，這只可能有一個來源：前一天晚上當德國經理們去旅館酒吧泡吧時，留在房間裏的手提電腦。對中國的情報機構來說那就更是特別容易的了，如果他們能成功地將外國人拉到對口的旅館：一些旅館實際上就等於是屬於情報機構自己的。
但是中國的間諜首先應當在那兒偷竊技術訣竅，儘管難以到達，但到處都是（技術訣竅）的地方：外國。在美國、日本、歐洲，當然也在德國，在作為老大陸上的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的世界出口冠軍那兒。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其地緣政治上的地理位置，在歐盟和北約的重要角色，特別是作為大量尖端技術企業的所在地，而成為中國經濟間諜活動的一個渴求的情報目標」，聯邦憲法保衛局在一份保密的分析報告中警告道。這種黃色的貪婪----情報機構做出的結論是----發展成了「德國經濟利益需要嚴肅對待的威脅」。
難於準確來說誰在努力獲得德國高價值工作的秘密，對於反間諜機構來說，常常也很難說清。中國的間諜機構網絡是五倍、十倍、二十倍地重疊和交織在一起的。僅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有至少五個情報組織，還有非軍方的間諜機構----國家安全部，呈現為一個由間諜小組組成的滋生膨脹的網絡。當然，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控制着 「統戰部」和「對外聯絡部」這兩個部門，西方政府機構將它們歸為情報機構。並且有一個「電子偵聽部門」截獲通過無線電波和有線傳播的東西。
另外還有偽裝的機構：聯邦情報局記錄了一份中國機構的黑名單，它們正式作為研究機構出現，但事實上應當是其他的間諜隊伍，從「A」如「軍事科學院」到「Z」如「鄭州工程兵學院」。
但有關軍備項目的問題都匯總於一個地方：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國防科工委）。
從有朝一日也應當能與空中巴士和波音相競爭的中國中程客機，到自己的航空母艦，國防科工委在所有重要的項目中都有話語權。: 國防科工委的策略與俄國人和美國人所進行的那種傳統經濟間諜活動不是一回事。至於，根據憲法保衛局估計，在中國駐德使領館多達250人的工作人員中有 10% 的間諜人員，另外在2006年正式登記報到的中國媒體的16位駐外記者中估計還有5名間諜，那還並不構成根本性的威脅。
憲法保衛者們更多地將在德國的一種人民軍隊視為這（根本性的威脅 ）：在國外的大群中國人 ，他們在科學和經濟界中工作，其中部分在領導崗位上。
按照西方的情報組織估計，中國的間諜組織能夠動用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間諜網：有80萬間諜人員。「被允許到國外來的每一名學生、每一位商人都欠黨一筆債，」曾在中國駐悉尼領事館任三等秘書的叛逃者陳永霖證實道，「他則以作為間諜、告密者作為回報。」
單在德國就有超過27000名中國人上大學----是最大的外國學生群體；在2000年時只有近6000人。其中大多數都依賴其祖國的獎學金，他們需要領館的證件，因此他們也就無力抵禦秘密的要求。加上商人、科學家、工程師、實習生。很典型的，他們的間諜活動往往從使館的一次友好的邀請、參加海外華人社團的一次活動開始。閒聊。誰在哪裏工作，做什麼，看上去不引人懷疑。
"像這些被報回中國」，巴伐利亞州的憲法保衛局稱。並且當所有一切都吻合時----在德國的職位與中國人獲取情報的需求（相吻合時）----招募者就在第二次交談時揭開底牌。他們很少給予金錢的保證，更多是保證給予回國後一份好工作或優惠的創業貸款。
但放在首要地位的是，他們號召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對他們故鄉的愛國主義責任。
為了不失去任何一位可能的情報員，使館裏的間諜人員精確地記着帳：相信憲法保衛局的保密報告的話，中國早就建立起了一個全世界的科學家數據庫。它包含了有關在國外的所有中國研究人員的資訊，包括有關他們過去的和現在的僱主的數據。-當然並非每個（中國的）留學生、博士生或客座教授都是情報員，可能其中也僅有少數人是（間諜），只是問題在於：反諜機關不知道（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是（間諜）。她只了解中國間諜暴露了的案例，而這種案子有好幾起，儘管中國大使館聲稱，其政府一直不斷地要求其公民「注意遵守外國法律並尊重外國的習俗」。
在一家巴登符騰堡州的軍備供應廠商那裏，中國女實習生L因其特別投入工作而引起了注意：這位年輕的女士周末也想在公司里工作。所謂因文化精神傳統所決定的勤奮卻現出了間諜活動那種好奇的原形。在一次住所的搜查中，警察發現了170張含有敏感數據的光碟。儘管剛開始工作，這位年輕工作者卻已向另一家軍工企業申請職位。憲法保衛局將起因歸於，有一個中國的間諜機構領導着這個女人；儘管如此，遭遇此事的企業還是放棄了刑事控告，也許是因其對機密數據的保護如此糟糕而感到羞愧的緣故同樣在巴登符騰堡州，同事們對一位中國實習生感到詫異，他----同樣的模式----樂意在周末工作並糾纏不休地努力旁聽他們的交談。此人被揭開了其企業間諜的真面目並被解僱了。
好奇、勤奮、興趣廣泛----在德國高校和研究所也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工作，擁有這些特性，他們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員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間諜----或許也可能兩者都是。
「來自討論會的內部情況被全神貫注地追蹤，經常也被記錄下來」，憲法保衛局的中國報告稱，他們的「私人手提電腦展現出來自整個研究領域的敏感數據，並且有時去廁所的路會錯誤地止於一張辦公桌的USB接口上」。（中國的情報）搜集遵循沙粒原理：為了發往東方並在眾多安全機關中的一個機構里進行分析利用，沒有任何信息是太小的，沒有任何細節是不重要的。但為了這些情報員不只是發現幾顆沙粒，而是最好馬上發現一整個遊戲沙坑，間諜機關常會幫上一把。
一位科學家特別厚顏無恥，他完成博士工作後來到德國，並對這裏的尖端領域研究進行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以每月1100歐元的獎學金裝備他，而且同時還有一份為他在2006年打開通向一家斯圖加特的研究機構的簡歷。這份生平簡歷充斥了科學論文的發表，且吹噓此人甚至還擁有一家本地大學的教授職位。
過了幾個月，直到他的德國老闆發現，這個中國人在他的專業領域是個徹頭徹尾的飯桶，且連井井有條地展示科學成果都不行。而他對與其毫不相關的研究領域卻更感興趣，不斷地拍攝技術設施，周末樂於留在工作崗位上並發送電子郵件直到發出老繭來。2 當研究所領導質問他時，他申辯道，那都是「家庭事務」。奇怪的只是，那些有關「家庭事務」的電子郵件經常帶有超過十兆字節的附件。憲法保衛局監視這位好奇的工作人員----直到今年三月份合同終於到期為止；（因為中國的 ）領館拒絕提前撤回其國人。
高技術企業也總是一再經歷中國人以100%符合招聘啟事的簡歷申請職位。同樣的，中國代表團來訪，他們聲稱欲與德國人做大生意，因此想先儘可能多看看。 2006年初，一家設備製造廠商歡迎中國合資企業的一個20人的代表團來德國參觀工廠----當人們與中國人告別時，只剩下18位了。缺少的那兩個人從此連同工廠的證件一起失蹤了。
也已經發生過：在一次公司訪問中，正值喝咖啡休息的時候，一位來自中國的客人潛回大家離開了的會議室，並將一根記憶棒插入擺在那裏的手提電腦中。恰恰在德國中型企業，對企業間諜不只是在喝咖啡休息時喪失警惕，這正中數據盜竊者的下懷：「對許多公司來說，安全問題依舊局限於工廠入口的門衛那裏」，經濟安全工作同盟的貝爾托爾德.施道普爾康普很惱火，「這個狀況須亟待改善。」
在一個經濟安全工作同盟的問卷調查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表示，他們那裏有值得保護的技術訣竅，但也有一個保護方案的卻不到三分之一。德國經理們仍總會為旅行而往他們手提電腦的硬盤中裝滿具有當前技術水平的資料，恰恰德國工程師們仍總會充滿自豪地閒談他們最新的「寶貝們」。然後這被實習生拐到中國去，對他們的打擊就猶如晴天霹靂.不過並非只是德國人經歷了這些遭遇。如在法國，汽車配件供應商法雷奧的一位中國的模範工作人員在她的住處藏匿了眾多汽車樣車的嚴格保密的計算機數據；在美國，一份為眾議院所做的調查報告列出了16項中國只可能通過經濟間諜活動而獲得成功的技術突破。聯邦調查局2005年總結道，「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間諜威脅」。
對美國政府來說，這樣的問題是一項明確的工作任務，而且不只是對美國來說----中國的掠奪行徑列入了所有工業化國家的政治議事日程。但多年來，即使是美國人也缺乏膽量進行有力的回擊。1996年，他們曾以價值20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對那個遠方的國家進行過威脅，在30分鐘內中國人就以一個相應的高額的反威脅作出了回應。美國人從此知道，其他國家也都知道了：通過宣戰他們什麼都達不到。問題只是：他們到底如何才能達到些什麼呢？當去年十一月好些自由民主黨的議員們想從聯邦政府那裏知道，政府在對付中國泛濫的產品仿冒問題上採取什麼措施時，柏林也隱晦地認同了縮頭烏龜的策略：
如果採取行動，那麼只可「在歐盟層面聯合行動」。除此之外則適用「以合作代替衝突」的策略。且精神財富權利的貫徹根本「首先就是被侵害企業的任務」。內歐普蘭公司，你向前進。有些地方也還談到過什麼「持續的對話」。
B這（持續的對話）蓋爾哈德.施羅德總理就已進行過了。如果不是面對中國人的話，足球迷施羅德可能就會埋怨道：「事實就擺在面前。」但他將其要求----中國人不僅應當制定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而且也應當按其行動----在假做客套的措辭中如此掩飾：「只有實踐才能造就國際貿易中必要的信賴基礎。」
安傑拉.默克爾2006 年5月在北京國事訪問時明顯更為果斷地、且同時多次地談及這一議題。她宣佈，德國將「強硬而明確地」對產品仿冒採取措施。為此，今年三月她從前駐德國大使和北京的政府顧問梅兆榮那裏得到了回應：他稱讚了所有自赫爾穆特.施密特以來的德國總理，只有關於默克爾他才冷淡地說道：「也許她對中國還不太了解。」
但是，更好地了解它於事無助。中國人很禮貌，他們總是一再保證他們的良好意願，允諾一切將會得到改善。他們並非只是簡單地允諾，不，溫家寶總理在安傑拉.默克爾面前許下如此一個保護精神財富權利的「鄭重的諾言」。他只是請求諒解、理解，這沒有如西方所希望的那樣那麼快實現。同樣的話，在2004年，專利機關國家知識產權局當時的局長王景川就已經說過。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3月12日在柏林的（聯邦 ）經濟部所做的報告也應當是很精彩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她在「德中交流論壇----知識產權保護」上發言，而即使德國貿易反偽冒機構的負責人多麗絲.米勒爾也想道：他們所打算乾的，真太棒了。如果他們真會那麼做的話。
事實上中共政府也在不斷改善法規，以保護外國的技術訣竅。目前這些法規已達到了德國的水平，即使聯邦司法部長布里吉特.齊普里斯的法律專家們也這麼說，自 2000年以來，他們每年與他們的（中國）同事會面，進行德中司法國家對話。如果僅憑法律法規的數量來看----僅2007年就應會有14部新法規----在中國估計連一件仿製的體恤衫都不會再有了。
而且專利機構國家知識產權局有4000名工作人員----對此中國可真沒有省錢。保護知識產權辦公室平易近人的 50歲的副秘書長馬恩中，很樂意報道所有那些行動，打擊光碟和錄像侵權盜版者的「陽光行動」，打擊展銷會上的專利侵權者的「藍天（會展）行動」，打擊各種產品仿冒的「山鷹行動」，等等。只是，儘管所有的法律、對話和部長講話，儘管陽光和藍天，實踐中的改善太少了。並且，在中國的地方上經常幾乎是毫無改觀。而在北京，一旦國家間諜活動參與到技術訣竅的盜竊中來，那就什麼都不會改變。
國家黑客對聯邦政府實施了攻擊這件事，對駐柏林的中國大使館來說只是一個「毫無根據的不負責任的投機猜測」。中國儘管對有關黑客的所有投訴「總是抱負責的態度」並立刻開展調查，不過當然只是「當有確鑿的證據時」----那麼這裏是沒有（證據的 ）。
而被黑客攻擊的政府電腦中的信息「根本只有國家機構才會感興趣」，正如憲法保衛局在其秘密報告中所寫的那樣。「出於這個理由那就必須假定，中國國家參與了這些電子攻擊」，那裏的（報告）稱。（這是）一個對中國大使館完全「難以理解的」假設，特別是那些「不斷重複出現的對『黑客』和『國家』概念之間巨大差異的混淆」。不僅為了中國的而且也為了德國的利益，與其在這樣的誤讀中喋喋不休，還不如將「中德兩國互惠的合作」進行下去。
那就是說，為此給聯邦政府剩下的只有中國甜酸滋味的一絲微笑。「中國在追求世界上的技術領先地位」，經濟部國務秘書哈特穆特.肖厄特說----最遲當中國人自己會失去些什麼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出於自己的利益而遵守國際規則了。不過到那時，對一些德國的中型企業來說就太晚了.
在由國家鬆綁了的中國資本主義中，德國企業家的機會事實上是多么小，幾乎每次都可以從他們針對產品偽冒所進行的費力、絕望、常常是無望的鬥爭中體現出來。0 例如，來自巴登地區伊斯普靈恩的眼鏡架關節生產商歐貝在中國起訴了康華眼鏡（有限）公司。德國人指控康華自2002年起就已延用了一種有專利的彈簧關節製造流程。康華用一個針對德國人的宣傳攻勢進行反駁----他們只不過想阻撓中國的崛起。
在如此自信而敏感的中國人那裏，這樣一個理由事實上能很快將外國人踢出市場。儘管如此，歐貝仍繼續訴訟----並一審敗訴。法院的理由如此奇怪，說德國人的專利還包含了另一個受保護的特徵，因此與康華的重疊忽然非常小了，而專利侵權是所謂不存在的。
來自巴伐利亞州施若本豪森的保爾集團也撞上了中國人強詞奪理的界限。當保爾的工作人員2006年在上海建築機械展銷會上溜達的時候，他們在相距幾個展台的中國公司三一重工那裏發現了一個挖掘機的鏟鬥臂，保爾稱那是他們自己發明的並已經登記了專利。
儘管如此，德國人直到展銷會結束也沒能成功使那隻鏟鬥臂從三一重工展台上清除掉，即使在匆匆趕來的專利機關國家知識產權局的代表陸先生的幫助下也沒成。業務總經理塞巴斯蒂安.保爾說，那人真是顯示了最佳的誠意，但未能獲得成功。
特別是在地方上，遠離北京，德國企業就等於是毫無機會的了，機械與裝備製造協會「德國機械和設備製造商協會」業務總經理漢納斯.海色的經驗就是這樣。法律秩序在這裏經常只停留在紙上，所管用的，是中國人的社會秩序和「關係」。關係----它描寫了一種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的幫與要求被幫的網絡。誰付出了，就有權利要求給予他回報。誰獲得了，就有義務及時地展示其報答。在帶着薄弱的社保網絡的中國社會中，關係仍常常提供着防止潦倒敗落的最佳保護。因此，關係的義務優先，緊急情況下也會凌駕於來自首都的法律與命令之上。
不僅產品仿冒者是結成網絡的，他們在有些省裏帶來了大部分的經濟業績，而且管理部門的公務員們直到省長、警察和法官也是（結成網絡的 ）。相反的，在中國的德國人一般沒有關係----從而他們在中國實際上完全處於下風。
針對非法複製的訴訟程序經常也更像是中國的國家馬戲表演而不像中國的法律追究：為了使剽竊者真的伏法，通常得向相當於一種專利警察的當地行政機關「工商行政管理局」交手續費----有時甚至（還得交 ）一筆拘捕費。: 而對偽冒者的罰款低得可笑。法爾茨地區工商會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德雷阿斯.布魯默稱，2003年每件工商行政管理局（處理的）案件平均為900歐元（罰款）。在歐洲人的眼中，賠償也同樣太少了----假如外國公司真能成功貫徹其權利要求的話。抗爭來的錢如果夠支付私人偵探和律師的費用的話，就屬於幸運的事了。並且有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務人員也還將被沒收的用來生產盜版商品的機器拍賣給最高競價者----那人也可能是偽冒者自己。
「從前適用簡易公式，人們必須在中國的產品仿冒者那裏實施三次沒收，以便他無法再恢復元氣，今天則需要五次」，滾珠軸承製造商謝夫勒爾負責產品和商標偽冒追蹤訴訟的協調員英格麗特.比謝爾美伊爾-比恩黯然嘆道。
在中國令人失望的案例中，揭陽市健通汽車玻璃廠的案件屬於經典了，它令世界上六家大汽車品牌反對它，其中有戴姆勒-克萊斯勒、寶馬和奧迪。在1999年至 2001年，這些康采恩三次派警察去搜查：第一次，偵緝人員沒收了362塊偽造的擋風玻璃，第二次3877塊，第三次7081塊。
揭東縣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門先拒絕、然後揭陽市的（行政管理部門 ）啟動了早已該啟動的程序。最後，此事傳遍了國際新聞界，一位該公司的代表最終還是坐上了被告席，但懲罰只有90000歐元，僅相當於偽造玻璃在交易中的價值的一部分.
「與我們歐洲人相比，中國人對賠償金額有另一種衡量關係」，德國機械和設備製造商協會業務總經理海色無可奈何。但問題卻是：他們對罪行有另一種衡量關係。什麼有利於國民經濟的，是不可能如此有罪的。法爾茨的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默也看到了暗示，中國人允許「有意的漏洞」或「有利於違法者的操縱空間」的存在。而且，面對中共政府的訴苦，他們的手臂不可能一直夠得着這個巨大國家的每一個角落，海色要問：「誰說那不正是（他們）所希望的呢？」
四月份在沒辦法的情況下，美國因此還是向世貿組織遞交了針對中國的訴訟，指控是侵犯知識產權。
與此相反，歐盟仍繼續限於只作出一個威脅----這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將西方列強分而治之的邀請。美國人以其訴訟所做出的，令一位中共政府發言人很氣憤，這不只是對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良好的相處有害。這當然根本不利於共同的貿易。對於位於哈瑙的海拉埃烏斯的監事會主席、德國經濟界亞太委員會中國事務發言人于爾根.海拉埃烏斯來說，（這只是 ）一個可預計到的反應：「誰帶着他對中國的批評前進的，總是要承擔中國人轉向別人的風險。」
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天必須放棄其不雅的情報搜集手段，不過對此在西方無人真的相信並且在中國也無人真的想過，她還有一個替代的辦法：收購企業。沒有任何國家有更多的外匯儲備，13300億歐元為投資準備着。並且多年來資源貧乏的帝國參股贊比亞的銅礦或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公司之後，專家預計會有越來越多的高技術領域的收購。如同2004年中國聯想集團收購IBM個人電腦部門那樣。
新近一段時間裏，在德國也應當已經發生過一種收購嘗試。由於候選對象並非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所，他應當是又典型地上演了一次：敵意地，以間諜機構的手段。
在一家斯圖加特的研究所，有一位是耐溫金屬專家的中國科學家獲得了領導位置；期間，他補招了越來越多的同胞。相反德國人卻在這個部門遇到麻煩並離開了。這位研究人員造就了「一個幾乎封閉的中國人的作用範圍」，在憲法保衛局的中國問題報告中稱，監督幾乎已不可能了。
但看來是有必要的：這位中國人不斷地與其大使館接觸，同時還在中國任教，並且如果他不在家的話，他的妻子接過招募同胞的任務並定期要求同事交工作報告----而這位女士在研究所里連個職位都沒有。是還是不是間諜活動？最後此事令德國的研究所領導害怕了，他們壓縮了這位研究人員取得的自由空間。此人辭去了他的職位 ----並搬走了。這個人現在接受了一家美國大學的教學職位。
（作者）于爾根.達爾康普，馬爾塞爾.若森巴赫，約爾克.施密特，霍爾格爾.史達爾科，維蘭德.瓦格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