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有學生以來，就有了學生運動。特別是北宋靖康年間太學生的主戰運動，和晚清千名舉人上書要求專制改良的運動，一開始就表現出了鮮明的愛國主義性質和大膽的反對運動傾向。時至辛亥之後，雖然袁世凱要復辟帝制，張熏要復辟滿清，北洋軍閥要「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語），專制列強又要與民主列強聯手，以共同反對中國的民主力量，支持中國的專制復辟勢力，然而，因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國人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自強、自立的精神，堅忍而不拔；因此，由辛亥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輿論和文化的自由局面，以及由新文化運動所推動起來的，首先意在反對專制復辟的思想革命浪潮，也就為現代中國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應運而生，創造了嶄新的時代條件。
然而，現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雖然一開場，便表現了它明確的愛國主義方向、鮮明的民主主義追求，特別是自發的政治運動性質，但是，隨着蘇俄派人來中國催生了中國共產黨，隨着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親自扶植和直接指揮下，要在中國發動共產命令，要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要在北伐已經成功、新舊軍閥叛亂已被蕩平、中華民國已經獲得初步和平與統一、祖國正在遭遇蘇俄與日本先後大舉侵略的歲月里，決心服從斯大林的革命，號召工農造反，發動武裝暴動，決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建立俄屬「蘇維埃中國」，以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現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遂在中共的一再策劃和發動之下，走向了一條「運動學生和運動群眾」的悖反之路。更隨着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展，並在「革命、民主和救國」的名義下，製造了一場又一場「反對民主、擁護專制和出賣祖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直至在中共極權專制統治之下，導致了自發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歷史性復歸，即意在反對中共專制統治、追求民主變革之四五運動、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的爆發。
第一、自發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
一、現代中國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源起及五四運動的爆發
現代中國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源起首先是因為日本曾借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而要求袁氏接受它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是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國內的學生民眾就已經發動愛國運動，以堅決反對之。其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遂宣佈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繫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了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亦迅速展開，從而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明確目標的，反對軍閥專制、賣國的偉大群眾鬥爭——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
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不僅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再一次致電巴黎，要求拒絕簽字。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已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京師總商會則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挫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託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其時，因曹、章、陸三人被迫辭職，蔡元培因保護學生也被迫辭職，遂引起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卻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因此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此後，雖然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了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了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更拘捕學生八百餘人，卻非但沒有將「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軍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永遠不得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民主運動的勝利。因而，五四運動才成了現代中國第一場自發的、勝利的、並且是名副其實的愛國民主運動。
二、反對曹錕賄選、國民會議運動、三一八慘案和自發學生、群眾運動的式微
由於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第一場自發的、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所以，五四的精神遂成了反對專制復辟，追求民主進步，推動國民革命、追求民主統一的政治動力。自「五四」至南方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的短短數年中，就有反對曹錕賄選、國民會議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等大規模學生群眾運動的爆發。
一九二二年，因直系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台」、「迫黎下台」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盪民心，而且頓足斥罵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奸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像，以留永世之罵形。一百餘名旅滬拒選議員亦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從而促進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導致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於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孫中山遂北上提議召開國民會議，以成立革命政府，和平統一中國。但是，段祺瑞執政府卻公佈了「善後會議」條例，強行召開善後會議，以公然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加之孫中山遽然而逝，乃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隨後，伴隨着「金法郎案」的屈辱，「五卅血案」發生，國人對「關稅自主」的強烈要求，特別是大沽口事件的爆發，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又一次持續性的學生群眾運動高潮。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遂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學生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制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響徹國中。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餘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廢除辛丑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開始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餘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雖然軍閥政府迅速槍決了在現場命令開槍的軍官，懲處了一批開除的官兵，三一八慘案仍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震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佈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
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覆辟的歷史性勝利。此後，由於初步獲得了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正處於一個「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嶄新歷史時期，是故，自發的和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遂逐漸式微。然而，在中共的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蓄謀發動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卻作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一部分，而成為外患之下的一次又一次內憂，製造了一場又一場動亂或暴亂的發生。
第二、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
一、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三大浪潮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一大浪潮，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其時，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破壞北伐、叛變國民革命、意在武裝顛覆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三年；其時，離蘇俄為維護沙俄在我國東北的特權而大規模侵略我國，也已經兩年整；其時，自中東路戰爭爆發起即受命斯大林而決策「武裝保衛蘇聯」的中共，已經逞之不及地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叛亂。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華民國政府軍正在對武裝叛亂的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然而，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就不得不停止了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就離開江西前線，回京處理日事。因此，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偉大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在國難當頭卻以服從俄命而擬訂的《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彼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中共領袖甚至認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着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於是，中共再一次決策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制定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的計劃，決定在「抗日救亡」的口號下，「組織工人罷工、發動學生遊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的策劃下，學潮頓起，暴亂益生，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年輕學生，不僅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遊行示威，高喊「中華蘇維動埃國萬歲」的口號，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沖砸政府機關，搗毀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砸毀《中央日報》，並包圍國民政府數日而不散。
鑒於寇深禍重和大多數青年學生懷有一腔愛國熱情，當時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先生，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親自走出國民政府，與包圍了國民政府的年輕學生進行了平等對話，同樣以一腔熱血化解了學生的怒火和誤解。遂使得學生和平散去。嗣後，雖然「有背景、有預謀、有組織」的學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圍國民政府，沖砸政府機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也只是將學生臨時收押於陸軍軍官學校和其他學校，並迅速地和安全地將他們逐一遣散，使之各歸故里。中共運動學生的第一波浪潮，遂歸於平伏。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國日益感到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威脅，斯大林遂改變了要求各國共產黨顛覆本國政府的命令，轉而命令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要和本國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立即遵命，並在斯大林的親自批准下，於莫斯科發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口號。「從未想到抗日這樣一個救命圈」（張國燾語）的中共國內逃亡者們，在獲悉了蘇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開了瓦窯堡會議，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組織發動一場「抗日救亡」運動。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遂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繼續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沒有鎮壓中共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更沒有屠殺中共的學生和「群眾」。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卻「面對着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籠，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着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
與此同時，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還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蘇俄與中共的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雖然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衊」，甚至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誣衊，竟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繼續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實際上卻在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國民政府雖在忍無可忍之下拘捕也與中共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所謂七君子，但不久便因為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釋放了他們。這便是國民黨反對派對中共運動上海文化界的「鎮壓」，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有力反擊。此事若有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矗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將家破人亡。
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內戰期間。歷史的事實是，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借搶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黨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就同時命令它的地下黨策動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群眾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一手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熱情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白面饃饃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着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姑隱其名——作者）
事實正是如此，正處在內戰中的「國民黨反動派」，並沒有用ＡＫ４７衝鋒鎗對這些吃飽了便要跟着他的敵人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的學生，施以瘋狂的掃射，更沒有因為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而製造了對他們作戰的「第二條戰線」，便用坦克車和裝甲車來進行血腥的輾壓。
結束語：現代中國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性質命運淺析
不待言的是，如果以一九四九年來分界現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則一九四九年前，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歷次學生運動，不論是前期的自發學生、群眾運動，還是後期的中共運動學生和群眾，除掉三一八慘案，均不曾遭遇鎮壓，甚至獲得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勝利，和中共陰謀策劃的成功。一九四九年之後，除掉由中共年復一年所親自操辦的、旨在反對「帝修反」的「學生、群眾運動」之外，則不論是在黨的號召下於校園裏面貼小字報、大字報的學生或群眾，還是在黨、團的啟發和誘導下，對黨表忠心、提意見的群眾或學生，甚至不論他們是否曾為中共歷次鎮壓運動、歷次內訌、甚至為毛澤東號召造反而竭盡過忠誠，均無幸逃脫被中共整肅和鎮壓的悲慘命運。當中共數十年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了自發學生、群眾運動的歷史性復歸，即「四五」運動、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的爆發時，中共則不僅敢於明火執仗地進行鎮壓甚至敢於公然地屠城了。其「膽量和魄力」豈是段祺瑞之輩所敢想像。這裏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不論是前期的自發者，還是後期被中共所運動者，均欣遇了辛亥之後的那個「進步時代」。這個進步時代就前期而論，乃是一個民主力量敢於、並能夠與專制復辟勢力進行公開較量的歲月。因此，即使是鎮壓了學生群眾的段祺瑞執政府，亦只能以迅速垮台為告終。就後期而言，這個進步時代，則正處在民主力量已經戰勝了專制勢力的公然復辟、並正在外患內憂之下艱難追求民主建國的年頭。民主的基本理念，新聞、言論、集會、結社的基本自由，則決定了已經結束軍政、正在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並最終要還政於民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敢也不可能施以殘酷的鎮壓。但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場自發的學生、群眾運動，甚至是任何一批曾為中共所運動的學生和群眾，之所以都遭遇到中共的蠻橫鎮壓和血腥鎮壓，其根由，就是因為中國大陸人民正「運交」一個全方位的「專制復辟時代」，人民由是而失去了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的一切自由。更何況，這個「復辟時代」，又是「以革命的名義」，復辟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旗號之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