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字鶴齡。任職上將。曾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長官等高級職務。去台灣後，被委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從安慶飛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隨同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舉行的軍事復員會議。與會人員，有陸軍總司令、軍政部部長、軍令部部長、各行營主任、各戰區司長官、及其他軍事重要部門主官；會議由軍政部部長陳誠將軍召集。此次會議的內容，顧名思義，可想而知是使軍隊由戰時的擴張狀態，回復戰後的平時狀態。其主要議案大意如左：
一 各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主官職位及機構一律撤消。
二 全國軍隊按平時編制，以師為單位，保留六十個整編師。
三 停止徵兵。
四 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一律收束編遣。
五 軍事人員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六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黨務工作。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很少有人提出疑問，大部時間都是聽取議案的解釋。此等議案想早已議妥並經考慮周詳，所以很快都獲得通過。閉會時主席說明，此次大會議定各案，實為戰後整軍，使軍隊國家化的要務，既經全體決定必須迅速實。
早在我赴渝出席軍事復員會議之前，於前往徐州視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際，曾獲知共匪陳毅等部隊在蘇北一帶有企圖異動之情報，並已組織蘇魯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嗣又派遣軍隊竄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將鐵路破壞，阻撓國軍運輸，及迫令當地日軍向他們投降。當即判斷共匪必在最短期間內公然從事叛亂。故我回至蚌埠之後，即欲建議中樞，在徐、蚌接收之後，以第十戰區之現有兵力進剿蘇北共匪，根除後患。當時我十九集團軍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濟南北上保護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團軍已進駐徐州，廿一集團軍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鵬舉、張嵐峰兩部偽軍，各約一萬餘人，隊伍亦頗整齊，則在徐州至歸德一帶侯命收編。依當時的計劃，擬以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及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斷蘇北與魯南共匪的連絡，阻止蘇北共匪北竄；然後以二十一集團軍為主力，配合郝鵬舉、張嵐峰兩部偽軍，由盱眙、天長東進，向蘇北共匪包圍進剿，予以殲滅；最後轉移主力指向魯南沂蒙山區，將魯南殘匪圍殲於東海岸一帶地區。二十一集團軍過去與共匪作戰多次均獲勝利，頗有經驗，共匪對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難予以肅清。
上項計劃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說（李當時任行營主任），請他轉請中樞核奪；我至重慶開會時，亦想將之作成提案，密陳統帥部核辦。至開會後，因會中第一個議題即是復員整軍，戰區長官部、集團軍總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軍均縮編為師，同時規定遣散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我深感我的提案與會議各案的性質大相背馳，為免與中央政策發生牴觸，遂將提案的計劃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統帥部提議。當時我曾就是否應另向中樞建議一事，反覆思量，後來我想到統帥部對各方面的情形當知之較詳，對共匪的陰謀必有應付良策，不必過分憂慮而作罷。
於是，會後即遄返合肥，着手辦理復員整軍工作；首先將我所兼的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一職報請解除，由中央黨部派劉真如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戰區長官部、各集團軍總部、軍司令部等機構。其間因人員安置調動及編遣經費領放等問題一時未獲解決，執行不免稍有遲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還都南京後，又召開第二次復員會議；會中討論議案，概仍是上次議案的重申，不過解決了若干枝節問題，主要在催促實施縮編而已。會後我即將第十戰區長官部一切未了事宜於四月中旬辦理結束，所部各軍師亦悉按命令整編完成。二十一集團軍的三個軍，縮編為三個師，改氳詘私□□^管轄，由中央派夏威為第八綏靖區司令，我本人則奉令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時郝鵬舉、張嵐峰兩部偽軍已由徐州北去，迄無下落，可能已為共匪所迫編了。
當中央政府積極進行復員整軍之際，共匪卻乘機積極擴充，同時襲攻國軍，爭據城鎮。中央政府要撤消淪陷區的各偽組織，共匪則在竄據地區成立共黨政權，與中樞分庭抗禮。中央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從事制憲及選舉總統副總統還政於民，共匪則拒絕參加，並煽或各地青年學生遊行示威，反對政府。同時派林彪匪部竄往關外，在蘇俄的掩護下，接收東北全部日軍遺留的武器、物資，迫編以前偽滿的全部偽軍，不下十餘萬人。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軍隊與人員，蘇俄則拒絕移交或藉故阻撓。如是共匪乃乘機坐大，數月之間，僅東北一隅，共匪軍隊即發展至數十萬之眾。其他蘇、魯、冀南，晉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員武器，合計起來亦不下數十萬人。從此匪軍勢力益形膨漲，愈難就範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即決定裁軍復員，取消戰時各級軍事指揮機構，調整黨政工作人員，並已決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普選，還政於民。此乃是國家建國必然的程序，無論任何黨派，任何軍隊，均應絕對遵守。共匪對此不但不予遵守執行，反而利用機會擴大軍隊，組織蘇維埃政府，霸據地盤，襲擊國軍，破壞國家統一，其企圖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時，即不顧一切，毅然決然宣佈共匪罪狀，下令討伐，乘我軍勝日餘威，以領袖蔣公受舉國人民熱烈擁戴之德望，復以戰時指揮機構猶未撤消，軍隊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結大軍分途進剿，以當時強大之形勢，對付破敗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蕩平；縱使一時不能解決，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無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壓力，與盟邦不友誼的行為，竟使我中華民國不亡於日本，而毀於共禍，實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開戰之初，蘇俄本是支持我國的友邦，旋因有事於歐洲，轉與日本拉攏，訂立中立條約，最後復出兵對日，其不顧信義，世所熟知，且蘇俄是國際共黨的首腦，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兩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攻佔新加坡之後，已與我締盟共同對日，期我能牽制日軍主力於中國戰場，以減輕彼等所受之壓力，俾彼等能從容集中力量拯救歐洲，理宜與我開誠相見有始有終，不料在德、義、日軸心行將崩潰之時，竟與俄國簽訂雅爾達秘約，出賣我國；不經中國的同意，即將我東北之中東、南滿兩鐵路，以及大連、旅順兩港的特殊權利讓與蘇俄，並承認外蒙古之獨立，以換取其對日參戰。這種以犧牲中國，來減輕美國對日負擔的作法，實有悖信義。如果企圖以此換取蘇俄放棄中國內政的干涉，轉而支持我中央政府統一全中國，那無異緣木求魚，更荒謬可笑！
結果，雅爾達秘約徒然使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遭受犧牲，由雅爾達秘約所帶來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是一張白紙。反使蘇俄假借對日參戰之名入據我東北之後，一方面阻撓我對東北主權的接收，同時在其掩護之下，使共匪方面利用旅順、大連源源開入東北，並儘量協助共匪，將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所遺留的大量武器轉移於共匪之手，支助共匪顛覆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赤化中國進而赤化亞洲與世界的一貫政策。這樣，中國固然是首蒙其殃，對赤化整個世界，又何嘗不是推進了一大步！卒至造成今日東亞險惡的風雲及未來的危險，試問美國友邦對自身是利乎？是害乎？
更可慨嘆的，是美國朝野對蘇俄赤化世界的陰謀毫無警覺，對中國共黨的狡詐欺騙更矇昧無知，中了國際共黨宣傳的毒素與滲透分化猶不自覺，一味聽信共黨對盟邦政府捏造攻訐的讕言，及潛伏於其國務院內一批共黨同路人不盡不實的虛報，早在抗戰結束前後迭次派遣外交人員前來我國調處，要求我中央政府接受共匪的無理要求，使共匪得售其奸計而得隴望蜀益形狂妄。這樣調處無異引風滅火，益助其燃，自然得不到效果。及後，共匪已全面發動叛亂，此時政府軍事力量尚能控制全局分別防剿之際，美國復於三十四年底又派遣馬歇爾以特使身份前來我國調處，成立三人小組，要求政府下令停戰從事協商；殊不知共匪是一向不守信義的，國軍遵令停戰而共匪反乘機擴張，且惡人先告狀，共匪每次開釁必控訴國軍違反協定。馬歇爾可能早已中了共匪宣傳毒素，總是偏聽共匪謊言，認是國軍違背停戰令破壞協議，對國軍大加限制。這樣停戰調處，與其說是調度，無寧說是提供共匪襲擊國軍的掩護，變非法為合法；若國軍遵令停戰協商則無異自縛手腳。共匪得此便利，遂利用協商作談談打打，有利則推翻協議造成既成事實，不利則呼籲停戰解除危險；結果共匪得以坐大，國軍則從此日削矣。
馬歇爾特使八個月的奔走斡旋，在共匪屢次破壞協議之下，不但不能達成停火，而衝突益形擴大。至三十五年八、九月間，共匪在蘇俄的掩護下，已控制大部分東北地區，取得了東北日軍遺留的大量武器，並收編了十餘萬的偽軍。此時共匪在關外羽翼已豐，在關內也完成了各種部署，遂變本加厲，將政治協商會議已達成的協議，全部推翻並大舉進攻國軍，所謂三人小組已無形解體。馬歇爾在調處失敗之後，竟停止對我政府的軍援，並於三十六年一月回國，一走了之；同時撤退全部顧問人員與經援物資，使政府遭受缺乏軍事補給與經濟崩潰的雙重壓力，更無異於落井下石了。
共匪是俄共的螟蛉，目的在赤化中國；他要奪取整個政權，而不是僅僅想分一杯羹的。說得更透澈一點的話，他是遵照蘇俄第三國際共黨的指示，以赤化中國作為赤化世界之主要步驟；因此決不是馬歇爾前來調處可以解決，也不是平分政權或組織聯合政府可以滿足其欲望的。
共匪最初偽裝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來騙取美國人的同情，更經由國際共黨之助，得到一批美國的共黨同路人為他瞎吹亂捧，遂使美國短視兼幼稚的政治家、無聊的外交掮客，為他所利用。早在抗戰結束之前，已有若干美國人員奔走於延安道上，對共匪大送秋波，共匪遂因此而身價陡增，由本來無足輕重的叛亂集團，一躍而成為有國際地位的政治團體，公然與政府分庭抗禮。勝利後，復藉美國居間調處的掩護；共匪之所以能得勢於中國，美國實在給予不少的便利。可是共匪究竟是俄帝的螟蛉，並不念美國提挈扶植之恩，在其羽翼豐滿全面得勢時，亦全面發起反美運動，不斷製造仇美事件，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襲擊美軍，迫使美國放棄中國，孤立我中央政府，以便最後赤化中國，以至整個的亞洲。倘馬歇爾來到中國的時候能有警覺，認識共匪真面目，幡然改圖，積極協助政府，援助國軍，以一如後來援助南韓、南越的決心，不獨可以消減共匪勢力，使中國政局安定下來；並且可以使以後在南韓、南越的犧牲亦可避免。可惜美國當時不此之圖，深怕得罪共匪，竟把這樣危及整個亞洲，影響全世界的嚴重問題，輕輕錯看，飄然置身事外，停止一切援助，後來還發表了白皮書，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國政府，遂使我政府在大陸首由經濟崩潰，循至軍事失利，最後令共匪竊據了整個大陸，亦由此而導致了爾後的韓戰、越戰及將來整個東亞的赤禍蔓延，這豈止是中國的不幸！亦美國的不幸甚至是全世界的不幸！
安徽的復員與接收
我於重慶參加軍事復員會議完畢之後，因當時安徽省政府正自立煌移駐合肥，地方行政的復員與接收亟待開始，乃立即趕回合肥。
我回到合肥時，省府各主要機構已遷駐合肥開始辦公，遂於是月中旬於合肥召開安徽黨政復員會議。會中決定原來各縣對該年度施政計劃中之預定事項，仍按計劃實施，另議定有關復員、接收之事項如左：
1.前此淪陷縣市之地方行政機關、工廠、建築物、學校等，由各該縣市長負責接收。民眾團體、及宣傳、文化事業，由各縣市黨部負責接收。各專員公署應負責監督糾查，並分派省府廳處長或委員到各區視察。
2.與光復地區相鄰之各縣市，除加強本身的建設工作外，應協助恢復光復地區之交通。
3.各縣市接收工作人員，務潔己奉公，各專員公署每周亦應將接收情形、物資種類、數量列表呈報省府備查。
4.清查淪陷前地方機關之檔案文件及圖書，以及淪陷時期敵偽地方機關所有重要事項之檔案。
5.曾充任敵偽機關重要職務之人員，以及著名之惡劣份子，應查明事實報省核辦，不得籍公報復，牽累無辜。
6.不屬於縣市之機關，依其性質分別由省府各廳處負責接收。其物資、建築物、案卷、文物，尤須詳為登記。
7.為敵偽破壞之省屬機關、工廠、道路、學校、公共交通事業等，由各主管單位依據實際情形擬定修復計劃。
8.各縣市為國捐軀或因公傷殘人員，由各縣市詳為調查呈報，優予撫恤。
9.各縣市須特別注意維持治安，肅清匪偽殘餘分子。
由於安徽在抗戰期間雖孤懸敵後，實際為敵佔領的城鎮與地區不多，同時共黨份子自三十三年秋天在皖東區那場戰_中失敗逃回蘇北之後，已不敢再來嘗試。因此安徽的接收復員工作比較簡單，沒有遭到共匪的阻撓；不過月余即已接收並清查完畢。至三十五年三月，中央派監察使陳肇英先生前視查時，見各項業務井井有條，表報賬冊莫不完備，深為嘉許。
三十五年四月，原第十戰區的部隊已按軍事復員會議的規定縮編完畢，戰區長官部於同月撤銷，我奉命專任安徽省主席。此時省政接收及復員工作已均完成，今後的主要工作當在從事建設，因之安徽未來的永久省治遂為省內人士所關心。有的主張仍遷回安慶，亦有主張即以合肥為省會者；兩派一時爭執甚烈。主張遷回安慶的，大抵以安慶為戰前省治所在，且控扼長江，天然形勝。主張合肥者，大抵以合肥位置適中，交通方便，且有充分擴展都市建設的餘地。由於兩說各有理由，利弊互見，乃將此一問題正式提交省臨時參議會討論表決。討論結果，大多數以安慶受地形限制，幅員狹小，缺乏建設未來都市的條件，同意即以合肥為永久省會所在地。議決後，於是年冬成立安徽省會建設委員會，以省建設廳長張宗良為主任委員主持其事。經過詳密的策劃與設計之後，於三十六年初開始第一階段的建設工程，預計於兩年內完成以下各項：
1. 建築省政府及各廳處，以及省議會之辦公房屋。
2. 建築自來水廠及發電廠等公用事業。
3. 拓寬合肥城內外街道。
4. 修建以合肥為中心的公路及電訊系統。
5. 協助淮南鐵路局修復淮南鐵路。
上述省會第二階段各建築工作，經積極的努力，至三十七年秋天已概略完成。惜此時戡亂戰局已有逆轉之勢，余亦適在此時調往華中長官公署任職，未能目_其成。
空城計
三十六年八月，當時國軍正集中兵力向魯南沂蒙山區之共匪巢穴進剿，原駐津浦路南段及長淮間地區，由前第十戰區二十一集團軍改編歸第八綏靖區指揮之部隊，均巳奉調至徐州以北參加剿匪作戰。此時匪軍劉伯承部數萬人由豫北渡河南竄，於八月下旬經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東趨六安、合肥。此時合肥已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衛營外別無駐軍。當劉匪到達六安之後，省府上下及合肥民眾莫不為之震恐。未幾復接獲合肥縣府電話報告，謂匪軍先頭部隊已到達六安以東之金井；當時雖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隴海路南下堵剿，但系隨匪之後趕來，距離尚遠，因此余亦不免為之焦灼。金井距離合肥僅七十餘華里，匪軍旦夕可至，此時若令省府各機關撤退在時間上已不容許，若言防守以一警衛營之兵力亦感不濟，乃忽然情息智生當即下令合肥城廂內外各鄉鎮之國民兵團火速集合於合肥城外，由省府衛隊營為骨幹派兵協助指導，連夜點燃燈籠火把趕築碉堡、戰壕等城防工事，並於各大建築物內樹立軍隊旗幟，派衛兵把守，且不時吹奏號音；同時以一部鄉鎮自衛隊在合肥城外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來往運動，模擬已有大軍到達從事備戰的模樣。城廂內外居民一律各安其業不許逃避；各省政機構亦照常工作，不許張皇。我個人亦親赴城廂各處指揮部署，督導施工。如此經一晝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面之報告，謂劉匪於午前已轉向舒城方面竄去。余聞訊如釋重負，不禁喜極而泣。一晝夜來我雖外示處之泰然，內心實不免為我的空城計憂也。由於我的態度鎮定，在此期間省府上下各級人員及合肥市民竟無人要求遷避。參議會議長江□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驚擾，暗示其離開合肥暫避，彼初亦堅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後經我再四催請，始允乘車前往蕪湖。我之喜極而泣，蓋亦為安徽父老對我忠誠信賴，臨危不素而有動於衷也。
越日追剿劉匪之邱清泉部始趕至合肥。因劉匪已竄往舒城，邱部某旅隨後追趕；後該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擊，損失慘重。又越日，第八綏署所屬第四十六軍亦自皖北趕回並對劉匪追擊，劉匪乃經大別山向鄂東、豫南方面竄走。
此次劉匪伯承南竄，未乘虛進襲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計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後回想總不免心有餘悸；當時有感於此因作五言古詩一章，以志其事，題為合肥卻敵，抄錄如次。
已掩東伐鼓，何來鳴旆鉦；簫牆變患起，瞬息喪遼寧；
朔北脫控系，烽煙漫兩京；大軍爭魯北，八皖已空營；
賊虜乘虛入，江淮萬戶驚；敵鋒迫肥水，急智膽邊生；
奮起召_眾，鳴戈揚戰旌；懸燈夜築壘，詐示大軍聲；
昔敵知吾性，聞風竟退兵；臨危施妙算，諸葛守空城；
成敗雖難卜，人謀亦可勝；援軍指日到，一戰慶敉平。
由於劉匪之竄大別山周圍，中央深恐日久成為隱患，未幾派白崇禧部長於九江成立剿匪指揮所，專任清剿竄擾豫皖鄂邊區之劉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中旬，白部長於九江召集有關軍政主管人員，召開剿匪軍事會議，電邀我前往參加，提供剿匪意見。抗戰期間我在大別山六、七年之久，基層黨、政工作均有相當基礎，自信當地居民深明大羲擁護政府，對剿匪軍事必然支持。會後大軍即開始進剿，至三十七年春，劉匪終於無法在大別山駐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竄與陳賡合流。
我在九江會議之後，曾乘便重遊廬山，時值深秋，景物蕭瑟，感懷戰亂，不勝唏噓，遊興頓減。翌日即乘機經蚌埠轉回合肥。是時，中央為統一指揮蘇魯豫皖剿匪軍事又成立徐州綏靖公署，以顧祝同上將為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辦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縣代表均順利選出。我亦由原籍蒼梧父老以三十餘萬票推選為國大代表，旋奉總裁指示退讓友黨，乃即辭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別選舉監察委員及立法委員。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閉幕，選出蔣公中正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我國從此進入憲法之治。惟自政府決心行憲以來，共匪深知其邪說並不受廣大_眾歡迎，依法競選必然慘敗，於是變本加厲發動全面叛亂，阻撓憲政之實施；政府於排除一切困難之後，終於完成普選，還政於民，可是此時共匪的叛亂已益為擴大，漫天烽火，警報頻傳，大局反而日趨險惡了。
勘亂戰局逆轉
三十七年春，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前後，戡亂局勢已面臨惡化。在大會揭幕之前，東北事實上已只剩下長春、瀋陽兩座孤城，陸上和海上的交通線都已被共匪切斷，完全仰賴空運維持。華北的平綏線、山東的膠濟線、河南的隴海線，在大會開會期間也都紛紛告警；洛陽和濰縣都是在此一期間失守的，可見當時共匪已轉取攻勢，而且攻擊力量已不容忽視。那時南京方面正在選舉總統副總統。總統一席以蔣公勳業之隆萬民仰戴，自然非蔣公莫屬，可是副總兢一席角逐者多，卻爭得相當熱鬧，此時所有的人，連報章雜誌在內，都將注意力集中於選舉之上，而忽略了當時時局勢正在惡化。
大會閉幕之後，我國軍之形勢已陷於被動，中央為鞏固華中，貫澈戡亂，作未雨綢繆，籌議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軍政統轄機構，由原國防部長白崇禧出任軍政長官。籌議之初適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預聞其事。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黃河以北可能已為共匪所控制，江、河之間尚可與爭，長江以南政府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力求鞏固；因此我很贊同派一大員坐鎮華中，統率大軍屏障西南，北控鄭、許，使南京中樞能一意應付津浦線上之作戰。
五月底，行憲新政府正紛紛改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閣，以之擔任華中軍政長官一職自屬適宜。果然在六月初，我於合肥接得白部長的電話，謂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己決定成立，中樞派彼前往負責，並邀我出任他的助手副長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之設立雖早經預聞，但出任他的副手，卻是我所未料到的事。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既不便在電話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只好說我對任何職務都無所選擇，只要中樞考慮我能以勝任的事，我都樂於效命。
六月下旬，華中軍政長宮公署正式成立，白長官復以電話告我，說他已向總統蔣公請准派我為副長官，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職已另派員接任。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達，我於交代摒擋完畢之後，於八月下旬始離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與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誠相與至為融洽；自投身軍旅以來，除湖南外從未在一地服務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鄉，一旦卸職離去，頗有不勝依依之感。安徽省議會獲知我調職是無法挽留的，特召集會議全體通過贈我以安徽省的榮譽公民以表親切之意，並頒授證書。臨行時合肥各界父老及機關圜體列隊相送，長達里許，我幾度停車與他們握別，欲語哽咽；看他們凝重的表情，想起這番較日寇更為兇殘的紅禍，真是不忍離去，及車抵南京獨悵懷若失，感興書懷，因賦七律一首如次：
辭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別父老及同仁
揮手臨歧別皖疆，清風拂袖九秋涼；
朔雲幻變干戈後，國事蜩螗歲月長；
八載同仇如手足，一朝遠別感參商；
離懷幾許情難訴，霜冷方知晚菊香。
余到京後，翌日即謁見總統蔣公，報告安徽地方情況及請示今後工作方針。當時總統蔣公想起民國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電請辭職奔喪的事，垂詢先母營葬情形，我以抗戰勝利後緊接剿匪戡亂迄未返里有虧子職對，並乘機請假，當蒙蔣公給假兩月返里營葬；總統慈孝榮及先母，感戴難忘。
我將返里葬母事電告白長官之後，於九月初由南京經上海搭機飛廣州轉赴梧州故里，臨行總統蔣公及副總統均先後賜宴餞行。經上海時，正是金元券發行之後，政府執行經濟管制，京、滬商人屯藏物資不肯出售，市面蕭條，黑市猖獗，當時我認為軍事上前方打一兩次敗仗關係不大，但如果這次幣制改革再不能收到維持幣信穩定物價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對政府的戡亂失去信心，則其後果當至為嚴重，不禁□然憂之。
中旬抵家門，一別十餘年，與家人、父老相見，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問，無限親切；惟昔在襁褓孩提中的子侄輩，此時皆已玉立亭亭，對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時想起賀知章那首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詩，誠不勝感慨。時先母已由家人先擇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余遂於告祭後鳩工泐石。不期假期尚未屆滿即迭接白長官的電報，促我即日赴鄂。那時我從報上獲知長春、瀋陽均相繼淪陷，濟南、鄭州也已棄守；各地物價飛漲，京、滬一帶已發生搶米風潮，情勢之嚴重，不難想像。於是匆匆啟程，經桂林轉乘火車赴鄂，於十一月中旬到達武漢；車甫入站即發現白長官及長官公署各處長，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員均在車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達武漢之時，徐蚌會戰已經開始。過了幾天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先是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被困，苦戰十餘日，彈盡援絕，自殺殉國。黃伯韜兵團消失之後，共匪陳毅部自徐州東面直趨宿縣，徐州遂陷於四面包圍之中。最後自徐州突圍之國軍，與向徐州增援之國軍均分別為匪所圍困；突圍不果，幾全部犧牲。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齒寒之感，同時東北的共軍於攻下瀋陽、錦州國軍最後兩個據點之後，源源入關，平津形勢丕燮，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中下旬，那時全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謠言紛起，南京若干機關開始撤退，社會秩序已形混亂。繼北平的傅作義與共匪醞釀局部和平之後，京、滬兩地也傳來和談之聲。事實上，徐蚌會戰失敗，國軍精銳被創，尤其經濟崩潰，人心渙散，士氣衰落，繼續作戰已無多大把握，所以當時不僅第三方面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黨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張停戰恢復和談。
三十八年元旦，總統蔣公發表文告，表示不計個人進退，促進國內和平之願望。過了幾天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_先生與黃紹雄銜命飛來漢口訪晤白長官崇禧，徵詢和談意見。他們在漢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長沙訪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頌雲。此時華中長官公署之下只有在荊宜一帶的宋希濂兵團，在平漢線上豫南一帶的張軫兵團。以及在漢口外圍的張淦兵團；這三個兵團總共不過十數萬人，原來加上黃維兵團對付劉伯承、陳賡兩股匪軍尚可應付，今黃維兵團於東援徐蚌途中為匪包圍殲減，而今後匪軍陳毅及林彪兩股均可傾巢而來，面臨此一危險情勢，實在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戰難也只有贊成一試了。經遇一番研究之後，白長官乃電呈中央贊同和議，雙方停戰，以期博取一時的緩和。據說那時南京方面副總統在邵力子、張治中、黃紹雄、甘介候等包圍慫恿之下也力主和議。
於是，總統蔣公於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早在總統宣佈引退的前幾天，共匪方面就提出所謂「和談八條件」，行政院也發表了政府願雙方先無條件停戰，再各派代表協商和平辦法的意兄。共匪的八條件自然荒謬絕倫與行政院的意見相去太遠，可是主張和談的人士看來，既然對方已開出價錢就總有談判的餘地，初不知這只是共黨的心戰，實際上他自認已勝利在握，根本無和談的需要了。
李代總統視事之後，為表示政府謀和誠意，一面派定邵力子、張治中等為和談代表，聽候和談，一面與李濟琛、羅隆基等共產黨的同路人連絡斡旋和平；同時為討好對方下令取消全國戒嚴令，解除報章雜誌禁令，釋放政治犯，及撤銷特種刑事法庭等；最後並徑電毛匪澤東，承認以毛匪所提之八條件作和談基礎；可說已極盡謙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幾經磋商，直至四月一日才開始和談，而所謂和談實際等於強迫無條件接受投降條款而已。經遇三次限期，兩次會議，最後於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面以最後修正的八條二十四款要求籤字，並以四月二十日為最後期限。這八條二十四款，可說至為苛刻；後來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開始和談，不禁啞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總統派遣的和談代表之一的黃紹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將共匪的八條二十四款攜回請示。我當時適因事由漢去京，是晚得在代總統官邸參加聽取黃代表有關和談經過的報告。當黃代表報告完畢並將共匪所提出的條款宣讀之後，所有在座的人面面相靦默無一語約有兩分鐘之久。我素來心直口快，_此光景實在有些忍不住了，於是我對黃紹雄說：「我看這些條款的內容，不是和談，完全是迫降罷了。」黃代表有幾分尷尬的說：「我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才達成這樣的條件。這是最後的決定，共方是不會再讓步了。我們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認，只有再戰；再戰結果，有無把握？」此時在座諸人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李代總統掃視大家一遍之後說：「茲事體大，容我考慮後再行答覆。」和談事實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絕。
這次和談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沒有利用這段時間作重新有效的備戰，反而讓共匪利用這段時間作有效的心戰、滲透，瓦解我軍民士氣。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舉渡江；長江雖稱天塹，但戰線過廣我軍守備兵力不足，且如江陰要塞，守軍將領的無能為敵所乘，至使匪軍毫不費力即從此先渡，隨後獲港亦被敵強渡，長江天險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團軍四十八軍之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自一月底以來據守安慶，作為國軍在長江北岸的橋頭堡，經匪數度猛攻始終屹立不動，至此亦只好自動放棄，向長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發表文告，堅決作戰，李代總統並令何應欽上將兼長國防部統一指揮軍事。那時，大部分政府機關早已於二月初即遷往廣州，南京遂於四月二十三日自動撤守。共軍渡過長江之後一面進攻上海，一面沿浙贛路發展進出江西。此時江北共軍除原來的陳毅、劉伯承兩股外，其他原來東北、華北各戰場的共軍，如林彪、彭德懷等的部隊亦傾巢南犯，其總兵力已數倍於我。因此戰局遂呈一面倒之勢；不久武漢、上海均相繼棄守。
華中長官部在和談期間，本中央備戰求和的決策，在軍事上以張軫兵團在平漢線上至南陽一帶，防止共軍南進，張淦兵團防守武漢外圍確保武漢三鎮，宋希濂兵團則集中荊宜一帶整備，準備策應各方面之作戰；在政治方面遵照中央戡亂動員綱要，參酌地方情形，擬妥戡亂時期施政大網準備實施；及共匪渡江，佔領京滬並沿浙贛路深入江西，側背頓感威脅，同時傳聞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有向共匪靠攏的消息，遂不得不放棄漢於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轉進。
中央拒絕共匪迫降條款決心繼續作戰之後，李代總統即任命我為桂林綏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廣西加強作戰準備，與鞏固後方基地各事宜。我於五月一日率領必要人員自漢口乘機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當時住在長沙，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順便探聽他的意向，同時武漢方面已咸傳程潛有舉湖南靠攏的消息，也想藉商議西南防務問題順便觀察他的動靜，遂決定中途在長沙停留一日。抵長沙後當日即分別訪晤程頌雲主任及唐孟瀟，以及若干昔日的袍澤友好。由各種跡象觀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報告，長沙確在醞釀向共匪靠攏，當地工農各界團體都有共黨份子在內把持，且有欲將我扣留之說。是夜程在省府設宴招待我，飯後我約他密談，我說：「頌公，你在黨國歷史上是勳業彪炳，極有地位的人，今黨國危亡，從大處看應該領導我們奮_救黨救國，從小處看無論如何應該珍重自己的光榮歷史，不能隨便附和年輕一輩人的意見輕舉妄動。這是就我們應有的道義而言，如果就實際利害權衡，你是湖南的家長，當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數人的身家性命為基本考慮，今駐守湖北的國軍不下十餘萬，其中大部分是廣西的子弟，將來情況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廣西，所謂歸師勿遏，湖南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如果湖南有變，屆時長沙百數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豈不無辜遭劫，是公愛之適足以害之！我為公謀，還是安定下來從長考慮為好。」
程聽完我的話囁囁嚅嚅的說：「此地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家都是擁護政府的呀！」
我說：「我到此還不到半天已經得到許多報告，說長沙就要響應共黨，宣佈獨立了；我親眼在街上看到已經張貼了若干措詞不妥的標語。」
他說：「不會如此罷。」
我說：「請頌公派人暗中切實一查便可知曉。」稍停，我繼續說：「湖南是我的第二故鄉，頌公又是我的老長官，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天赴桂中途在長沙停留一夜，就是遠道傳聞不敢輕信，特地前來拜望老長官了解實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機飛桂，以後請隨時與武漢白健生兄連繫好了。」程頻頻頷首。
翌晨，我又往訪唐孟瀟，那時街上原來的標語已經不見了。孟瀟堅留我吃午鈑，我們談了很多，但談到對時局的看法，他便儘量閃避，表示不願過問。最後我告訴他，如果長沙環境有什麼變化，不願再住下去，希望老長官不要見棄，我歡迎大駕經桂林再到廣州參加戡亂工作。後來程附逆之後，他遂寫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顧法師淨緣一同來到桂林，要我派出飛機送赴香港，他本人為何未離開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暫時留在湖南，觀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奪，及後他本人慾走時已無法出境了。
我和程潛的一夕話總算是發生了一點效果，原來他是準備與陳明仁於五月中旬上演附逆醜劇的，由我鄭重的告訴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遲了兩個多月，迨華中部隊撤至寶慶之後，方行公開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後，於五月五日成立綏靖主任公暑開始工作。本人離開廣西已經十年有餘，廣西的情形大體上是與戰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員仍多舊日袍澤，其中部分已經升調或因故去職，為時既久人事變遷，勢所不免，同時八年抗戰兵燹之餘，商業蕭條經濟衰落，亦屬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對本省十年艱苦支持始終不懈，實是難能可貴的事。惟目下戡亂戰事頻頻失利，平津失守，京滬淪陷，各地土共紛紛出現，學生工人_起搗亂，影響人心擾亂秩序，廣西不免亦被牽連，加之金融混亂風潮迭起，大局危機迫在眉睫。我廣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進行，惟以時間迫急無暇兼籌並顧，只有選擇重要事項先行實施者如左：
⑴ 廣西原有保安部隊統歸綏靖公署指揮。
⑵ 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業務歸綏靖公署辦理。
⑶ 增編若干保安團充實戰備，其經費與省府會同籌劃。
⑷ 協助省府實施總動員法，動員人力物力配合國軍作戰。
⑸ 協助省府整理內政，安定人心，維持秩序。
⑹ 加強地方國民兵團配合國軍作戰。
⑺ 分區綏靖肅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綏署主任後，時李代總統南京撤守後，途經桂林，猶未前往廣州，省府主席黃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臨時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後來獲知系徇省議會前議長李任仁之請而召集的，座談會開始，李任仁首先說了很多為共匪張目的話，並說目前時局已經惡劣萬分無可挽救，和談二十四款不必害怕，這是與共黨合作的最後機會，接受二十四條款不失為明智之舉。當時在座的除黃主席而外，尚有軍管區司令呂競存，省府委員陳雄等多人，桂林市長陳恩元及蘇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說完之後，在座諸人均相顧默然不語，僅省府委員陳雄表示贊同。最後黃主席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李先生的想法是放棄戡亂與共黨合作，這完全是政治問題，我是軍人，軍人不應參與政治，只有服從政府的決策。與共黨合作的主張應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現李代總統正在桂林，可否請李先生向代總統建議。只要代總統決定了，我們自然秉承中樞命令行事；無須問我。」於是大家便悶不作聲，無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長官崇禧小學時代的老師。師以生貴，大家以往對他都表示尊敬。他一向在廣西擔任黨務、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聽他的這一次言論，就可見廣西此時社會上的思想也有多少紛歧。廣西在抗戰以前是思想最單純，民眾最團結，地方組織最嚴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張，是我意想不到的。
大陸淪陷
共匪渡江南犯之後，戡亂戰局，急轉直下。五月三日，杭州即告失陷。那時長江下游國軍，系集中兵力固守上海，匪軍亦集中兵力約二十萬來攻。激戰半月，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終告失守。
上海失守後，在浙、閩方面的國軍退守東南海疆。沿浙贛路前進之匪軍，於攻佔南昌後，以一路進出湖南，拊華中國軍之背，一路向贛南發展，配合其進入福建匪軍，向廣東前進。至八月下旬，贛州、福州均已相繼失守。退守湘南衡寶一帶之華中國軍部隊，雖曾穩定一時，並一度收復湘鄉、安化，及獲得青樹坪的勝利，但此不夠曇花化一現而已。至十月上旬，由贛南前進之匪軍已竄陷韶關，湘西之匪軍已進至芷江；我據守衡寶之華中部隊陷於兩翼包圍的形勢中，不得不再向西撤入廣西。
韶關陷匪，粵北之門戶洞開；衡寶撤守，匪軍可源源南下。當時廣州雖為政府所在地，卻缺乏大軍防守，事實上亦無險可守。政府遂於十月中旬再遷重慶；廣州旋即放棄。此時，關中方面之國軍早已退守陝南川北一帶，湘西方面之匪已至貴州及廣西邊境。鄂西的重鎮宜昌在七月下旬即已失陷。因此政府移駐重慶不到半月，巴東告急，貴陽旋亦被匪竄入。重慶在東南兩面威脅之下，政府仍無法立足，故喘息未定，又倉皇疏遷成都。及遷至成都，不到十日匪軍已跟蹤而至，而昆明方面又告不穩，不數日盧漢即公然投共。我國民政府，至此在大陸已無可遷之處，遂於十二月八日由行政院長閻煬山先生（閻於五月在廣州繼何應欽為行政院長）率領行政院及各部會，乘機遷運台北，開府辦公，維持政務。當時李代總統，於十一月下旬隨政府自重慶遷蓉之後，因胃疾復發已赴港就醫，中樞一切委由閻院長負責處理。今總統蔣公當時以總裁身份，見大陸局勢危在旦夕，亦於十一月中旬由台北飛重慶，重慶危急時又飛赴成都，終以當時局勢已經混亂，軍隊_志瓦解，回天乏術，於成都棄守前飛返台北。於是，整個四川隨告淪陷，在川各軍無形瓦解潰散。大陸的戡亂戰事，旋亦隨之落幕。匪偽政權則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上演。
自共匪於四月下旬渡江南犯之後，至五月下旬，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我京滬、武漢、西安均相繼失守，戰局已是一面倒之勢。當時我奉命回到桂林成立桂林綏靖公署不久，適李代總統亦返回桂林小住，我感於當時的局勢，如國軍再在匪軍追躡之下節節敗退，一任匪軍狼奔豕突，可能誠如俗話所說「兵敗如山倒」，整個國軍將迅速土崩瓦解，危險極了；我政府此時，必須下大決心，作大步後退，迅速脫離敵人，求得整理內政、部署軍隊、進行外交的機會，始可再戰。因此，我曾向李代總統提出如下的建議：
一中央政府應決心一舉遷往雲南，以昆明為行都，擺脫匪軍威脅，使中樞能有時間安定下來，處理一切業務。
二在軍事方面，立即選派三至四個得力的軍，移駐川南、黔西、桂西一帶，選定優良地形，部署堅固防守的陣地，並鎮壓滇省內部的可能異謀，安定後方。然後令其他各軍，分途牽制匪軍，使其不能迅速接近滇省。爾後再待機反攻。
三在東南沿海各軍，則防守海疆及閩浙一帶，與西南川、滇、黔、桂各軍互相聲援，維持目前態勢，候整理完畢再行反攻。
四恢復滇緬路及確保滇越鐵路對海外之交通運輸。
五加強及開展外交工作，擴大國際宣傳，仍爭取美英各國的協助，使彼等了解國際共黨赤化中國之真相及未來赤化世界之危險，粉碎共黨的虛偽宣傳，揭開共黨偽裝土地改革者的假面具，以期獲取外援，及恢復美國對我的軍事援助。
上項建議，是當李代總統駐節桂林時當麵條陳的。當時李代總統對此建議頗覺稱意，可是後來他離開桂林後，一直不見有下文。也許我的建議，往後說來，已經緩不濟急了。如果當時能立即採納實施，將政府直接遷往昆明而不遷重慶、成都，_擱時日，仍有從容部署時間，並能收容許多部隊，及爭取空間。美國或能幡然覺悟，改變政策，一如爾後對韓戰對越戰般的熱心，援助我國恢復中原，消滅共禍，亦未可知。
華中區所屬各軍，於十月上旬自衡寶向廣西撤退途中，曾於冷水灘附近對追躡前來的匪軍予以有力的反擊，殲滅甚夥，使匪軍一時不敢西進。爾後曾在湘桂邊境對峙了一段時間，後因廣州失守太快，為防敵沿西江西進，直扣梧州，拊我軍之背，乃不得不將我軍主力轉移於梧州方面。於是防守的戰線愈為延長，兵力益感不足。十一月中旬，廣州方面之匪已逐漸迫近梧州，並向欽、廉方向前進，我軍側背大受威脅，復因兩面對敵作戰，兵力分散，不得不將桂北一線之守軍向西南柳、潯、梧、郁方面轉移，暫將桂林放棄。
早在放棄桂林之前，對以後之作戰計劃究應如何決定，實在頗費考慮，曾由白長官召集各高級軍官舉行軍事秘密會議。我是奉命參加會議的一員，當時大家對放棄桂林以後的行動，大致分為兩案；此兩案的第一步行動，都是退守慶遠、柳州、潯州、鬱林之線，但第二步行動則頗為不同。第一案主張不得已時撤往海南島。第二案則主張逐次向西退守滇桂邊境；當時對兩案的爭論各有理由。夏副長官威力主第一案，白長官隨後亦同意該案。我是主張第二案的。我之所以主張第二案，乃是基於前此向李代總統建議退守雲南方案所發展出來的；主張此案的尚有第一兵團司令兼湖南主席黃杰將軍。因當時中央政府已遷入四川，以後不得已時可能仍頻遷至雲南，以昆明為最後根據地。政府既在川滇，我們的軍隊自應以中樞的行動為行動，無論如何應確保後方雲南的安全，作為他日反攻得基地，因此應儘可能確保桂西，以屏障昆明。當然此案可能因當時昆明已謠啄紛傳，而不無顧慮，但我曾建議由政府下令先派遣一個軍進駐滇東，以建築最後防禦陣地為名，以監視龍云為實。如果中央有一軍駐在昆明，龍雲必不敢異動，則此一顧慮自可消除。事實上我對雲南的情形事前已經注意，在十月初即派綏靖公署副主任甘麗初前往昆明視察。據他歸來報告，說事有可疑尚無實證。當時我即將此種情形詳報李代總統，並由甘副主任在廣州面報中央及總裁蔣公。倘當時決心採取此案，當可及時制止。
主張第一案的人，只着眼海南島容易防守，因當時共匪尚無海軍，無法渡海，可說是一種消極的主張。殊不知自己大軍渡海撤退或將來反攻登陸也同樣是不簡單的事。我們自己有否準備大軍渡海的工具，有無充分的時間，有無預先周詳擬妥的計劃，似乎都未加考慮。鑑於歐戰敦克爾克之役，以英國海軍之強，船艦之多，敵前渡海撤退雖然成功，但也只救出人員，武器、裝備幾乎完全拋棄了。試問我們那來這樣多的船舶；而且部隊登艦還要有從容的時間，方不致混亂，如果計劃不周，準備不夠，屆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仍是不堪設想的。當時白、夏兩位都主張渡海退守瓊州，其把握如何，我真是不敢樂觀。
因我當時已專任綏靖工作，在長官部決定放棄桂林必要時退守海南後，我隨即將綏靖公署移駐南寧。我自己在往南寧之前，一度銜命飛赴海口與陳長官濟棠及薛主席岳接洽，轉告白長官於必要時率軍撤往海南的意圖。陳、薛兩位亦極力主張華中革退至海南，協同防守，徐圖恢復大局，並說以後一切總當在互商之下協力進行，彼此無庸客氣等語。我返回桂林復命後，即轉赴南寧，就綏靖工作略為調整部署。不料局勢惡化竟如此之速，在僅僅不足一月的時間內，桂林、貴陽、重慶、成都均一一棄守。我華中軍自撤回廣西之後，可說未經一次重要的會戰即迫於情勢不得不倉皇急退。長官部對大軍最後的行動，無論採取何案也未能加以準備。我軍轉進至慶、柳、潯、郁之線後，事實上已無法立足，遂繼向南寧外圍撤退。此時，長官部召集各高級軍官再行會議，決定退守海南，令各軍逐次向廣東之欽廉轉進。
我素來心直口快，會議中我實在忍不住又說話了；我說：『現在盧漢已經投敵，昆明是不能再去了。我們的部隊只有渡海向海南撤退一途，而渡海地點現在只有龍門港一處可用了。可是龍門港地狹水淺，稍大船隻不能靠岸，未審長官部對於登船之碼頭、躉船，以及艦船等項，是否已準備完妥？裝載的區分及指揮系統，以及裝載計劃等已否策定？如有一項準備不夠，都是會發生機大危險的。』我這一問，長官部的幕僚及原來主張第一案的諸先生，好似如夢初醒，竟瞠目結舌無法回答。於是，白長官又要我再飛海口，商請陳、薛兩位籌調船隻前來接運。我明知在時間上已經是來不及了，也只好盡人事而聽天命，遂立即束裝出發，臨行並吩咐綏署副參謀長照料綏署人員，以後統隨長官部而行動。
翌日我乘機抵達海口，當與陳長官及薛主席洽商，請他們協助調集所要船隻，前往龍門港集中應用。陳長官告以，此時此地那有如許船隻，當地海軍艦隻僅有太倉艦一艘，炮艇一艘，其他無論漁船、商船在港內停泊的亦甚少，如需大量船隻，必須向外港徵集，且徵集外港船隻也非三數日即可辦妥的。及轉商薛主席，所得的答覆亦是如此。我親自赴各處調查打聽，也完全相同。此時，真如冷水澆頭，只有望洋興嘆。無奈何只好將交涉情形立電南寧復命。三數日後，鬱林、博白、茂名、雷州等地紛紛為匪軍竄入，並傳聞張淦總司令亦為匪軍所俘虜。接着夏副長官及白長官亦相繼來到海口。此際各路部隊則悉向防城、小董且戰且走；其中沿粵桂邊境之一路，中途曾為匪軍截擊，小董亦為匪軍佔領。各部隊知龍門港已無渡海可能，遂又折向龍州方面轉進，一部則入十萬大山作游擊戰。南寧則於十二月下旬失守。最後到達龍州之部隊，由黃杰將軍率領進入安南暫避匪鋒，待機復國。整個大陸由此淪陷，痛心無已。
廣西局勢，如此急轉直下的原因，除受全般形勢影響，勢已無法再戰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此乃抗戰期間原屬我第二十一集團轄下之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軍，其官兵大部分都是廣西子弟，他們在抗戰初期出征，由我率領轉戰於豫皖鄂一帶，離鄉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隊回至廣西，不免均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門兒女情長的情形下，初則紛紛請假，請假不準則繼以逃亡。因此，這枝久經戰陣，素稱驃悍的部隊，回到家鄉不過一月，未經大戰，人員已減損過半，循至士氣衰落人無_志，遂使十餘萬大軍，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回想太平天國時，因內部不和自相傾軋，翼王石達開率所部數十萬人遠走四川，亦以所部均屬八桂子弟，於經過黔桂邊境時，散失過半，及抵四川所余無幾，卒至在大渡河為清軍所殲滅。我華中軍此役，無異歷史重演，曷勝慨嘆。
三十八年底，整個大陸，皆陷入魔掌。這一幕歷史的悲劇，距今天雖然已經二十多年，但在這二十多年中，曾不知有多少次撫劍長吟，唏噓太息。我在三十八年八月間，京滬相繼淪陷，贛南又復告急之時，眼看大局已有土崩瓦解之勢，曾寫下七言古詩一闋，以記當時內心之沉痛，歷年來嘗反覆吟哦，長歌當哭；茲錄之於左：
京滬淪陷
當年赤共脫羅網，竄據陝邊成伏莽，謊言抗日欺國人，陰謀早蓄偷天掌，
約言墨瀋猶未凝，假借和談眩眾聽，招軍納叛搜兵戈，蠱惑農工為內應，
一朝卵化羽毛豐，掀起白山燕地風，偏有蘇魔為虎倀，關東劫奪勢尤凶，
可憐將士無_志，慘雨愁雲雪滿地，霎時形勢若轉篷，鐵鑄長城全拋棄，
赤旗紅鼓復西來，塞上煙雲暗燕台，雲嶺獨看明月落，萬家悲哭有餘哀，
虎狼坐噬吞燕晉，豫魯徐淮成灰燼，彌天禍亂迫眼前，海內惶惶大驚震，
秦廷待救救無期，台閣_公計莫施，委心協議無議就，天塹長江乏力守，
哀哉京滬復淪湮，魔掌難逃血淚新，從扈軍民播粵海，生離死別最酸辛，
五嶺迢迢潦水急，扶老攜兒衣履濕，□餐露宿無奈何，鶴唳風驚相對泣，
雨花台畔血花飛，野壙累累戰後遺，石頭城下東流水，鎮日悠悠恨可知，
黃塵項洞風蕭瑟，道路縈紆坭蓋膝，□江兩岸遍流氓，萬苦千辛向誰述，
宋明鼎革史昭然，何日旌旗奏凱旋，河山錦繡遭離亂，文物劫灰最可憐。
林泉息影
大陸淪陷，華中長官部及桂林綏靖公署僅少數人員在南寧失守前飛離大陸撤到海口，長官部及綏署旋即辦理結束，報請撤消。我因奉白長官之命前來台北洽辦兩署結束事宜，及向中央政府請示爾後的行止，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底到達台北。不久，白長官亦由海口來台。
此時因李代總統在美割治胃疾，業已出院，中樞擬派我赴美探視，旋因未得美國同意，大使館不允簽證，遂作罷論。及 總統蔣公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依法復職後，遂蒙委派為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濫芋兩戴，無所獻替。至四十二春，因現役限齡屆滿，乃奉命退休；自此還我初服，息影林下。念自從戎以來，歷經辛亥起義，討袁、護法、北伐、抗戰、剿匪戡亂諸役，死生間不容髮者不知凡幾，今得保全首領歸隱田園，已屬過望，夫復何求。故退休之日真是喜出望外，不獨我個人感謝政府的恩惠，家中老少亦蒙蔭多矣。當時曾寫下七言律詩一首，以志所懷，抄錄如下：
嶙峋傲骨本天生，不為恩仇不為名；
家國興亡人有責，風雲暗淡劍空橫；
常懷戲彩悲風木，猶幸趨庭慰晚情；
太息春光今漸減，歸田遠隱樂身輕。
退休之初，租寓羅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鄰。民四十二年冬，值台省依地方自治法規選舉里長，街坊上的父老慕我虛名，竟推舉我為鄰長。鄰長職位雖小，究系由人民公選，故雖數次推辭，仍無法脫卸；一任兩年，不無感慨，因戲賦五言俚句一章，如下：
百戰慶身歸，賃廡新市上，父老墓虛名，推余為鄰長。
堅辭不獲已，侷促安可想，昔統十萬師，今作百家掌。
終日課公令，無時安虛幌，民事本當為，高卑何足講。
回念役人多，亦應甘俯仰，天道重循環，因果固不爽。
當年呼百諾，咄嗟無痛癢，從此議下情，慚然悔已往。
感謝鄰里人，使我知聞廣。
余家非素封，且以往無暇為衣食謀，雖歷總師干並膺疆寄，而宦囊羞澀，賴先人在九龍遺有簿田數畝，闢為魚塘出租，以資挹注。退休既三年，深感坐食山空，良非得計，乃於台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數頃，賣刀買牛，闢為農莊，還我初服。於是親自鳩工，開荒辟草，種植各種蔬果。初意不但可以消遣時日，且可維持生計，一舉兩得，亦至樂也。怎奈後來連年遭遇颱風，眼看_木成林，開花結實，竟於一朝一夕之間，殘枝委地，滿園景色化為烏有，數年辛苦卒成白費。時餘年逾七十，不復堪灌園芟草之勞，重以患攝護腺肥腫病，久治未愈，遂於民五十六年乘赴港求醫割治之便，商諸老妻，將九龍魚塘房產，悉行變賣，返台後，復將農莊出讓，然後在市內置屋一所，聊蔽風雨，藉度餘年。
餘生逢戰亂，棄文習武，雖一生戎馬無補時艱，然俯仰無愧，差無遺憾。所憾者，今年且八十矣，知來日無多，猶棲遲海島，西望故園，不禁興陸游之悲耳。
【以上內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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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仙： 隨勝利上演的悲劇──戡亂剿匪與大陸淪陷的回憶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