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在中國大退卻記
北伐革命末期，蔣先生大舉清黨而演成國共分裂。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內亦分裂為兩派：一派秉承共產國際的旨意，主張以城市工人起義來奪取政權；另一派則主張以農民戰爭來奪取政權。雙方經一段時期的明爭暗鬥，終於各走各路，毛澤東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跑到江西井崗山去開創根據地，實現他們的「農民革命」的路線。從這時起，蘇聯對中共之態度即大為改變。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上井崗山，但直至一九三○年初才正式宣佈江西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至一九三四年「長征」開始後，此政權才告結束。在這段時期內，蘇聯對中共態度的大轉變，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中蘇共關係。
從中共四中全會說起
自一九三○年以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史大林與托洛茨基皆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可以在中國很迅速地成功的。中國革命與蘇聯有切身關係，不僅可以使世界革命向前推展一步，而且使蘇聯在當時外交孤立的環境中可以獲得一個重要的盟友。因此，蘇聯在二十年代曾不遺餘力地推展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第三國際的建立，主要也為了這個目標（見托洛茨基回憶錄）。但是自一九三○年起，蘇聯突然鬆懈了此種努力，主要是因為蘇聯認為中共已走上了不正確的革命道路，因此對中共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在一九三一年初中共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成為蘇聯對華政策大轉變的里程碑。本文就從這次會議談起。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一九三一年一月舉行，距離一九三○年十月的三中全會前後不滿四個月。四中全會在上海梵皇渡路的一所工人棚戶內秘密舉行，參加的有二十九人，包括向忠發，他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擔任中共總書記，但因他的知識水準極低（此人是中共歷來領袖之中唯一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其他皆為知識份子），因此一向是有名無權的；陸長龍，他是當時上海工人運動的領袖，大部分黨員都聽他指揮，劉少奇及陳雲當時皆是他手下的小工棍；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推翻陳獨秀的領導之後，一度擔任領導人，但此時巳失勢，且剛自莫斯科受訓斥後歸來；周恩來，他自一九二七年就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而毛澤東在當時只是個中央委員；一批以陳紹禹為首的剛自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受訓歸來的學生，其中有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人。
且看二十年後的評論
但是當時事實上的領袖李立三卻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他在三中全會受到批評後即被召赴莫斯科受檢討。另一中委張國燾亦未參加，他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才從莫斯科歸來。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崗山上，他們雖為中委，但已與中委會內的大部分委員發生了歧見。
要知道這次會議的真相，可以從一九五一年中共公佈的官方黨史中窺見一斑。這篇由胡喬木執筆的題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之黨史中說：「一九三○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受到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糾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志為首的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領導地位。」
在二十年後所作的這種評論，當然是加上了毛澤東的主觀意見，並且故意貶低毛澤東之前的歷任黨領袖，並不足以代表當時黨內的真實情況。事實上，根據共產國際的刊物在一九三一年初的報導，三中全會不僅沒有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而且相反地是擁護李立三的領導。據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出版的第六期「共產國際」雜誌（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上，登載著Kuchymov 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鬥爭」，這篇文章批評瞿秋白未能實現共產國際所交託的任務，共產國際要他在三中全會內推翻李立三，但李立三卻在三中全會內獲得了大多數委員的支持。直至三中全會舉行後一個半月，即一九三○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發出一封激烈攻擊李立三的信，才迫使李立三下台。關於此事，詳載於Schwartz所著「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20─1932」一書中。
返國學生集團的抬頭
李立三下台後不久，就被召赴莫斯科受檢討，這一去，就是十五年。李立三走後，黨內領導權呈現真空狀態，因此，四中全會的倉促召集，主要是為了選舉新領袖。但事實上，自李立三走後，領導權已落在「返國學生集團」手中，四中全會的召開只是使他們的領導正式化而已。所謂返國學生集團，在Schwartz的書中稱為「廿八個布爾什維克」，這廿八人於一九三一年元旦後不久從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歸來，共產國際特派他們前來協助陳紹禹奪取領導權，在這廿八人中，現尚生存的只有張聞天（洛甫）與王稼祥。
召集及主持四中全會的，既不是陳紹禹也不是向忠發，而是共產國際的俄籍代表密夫(Pavel Mif），他曾任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教育長，一九三○年後擔任共產國際秘密派駐中國的首席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飛路開設一家舊書店以資掩護。由於他之親臨主持四中全會，使他的學生們未經任何阻撓而取得了中共的領導權。他在這次會議上指責瞿秋白未能在三中全會上罷免李立三的領導，並怒罵瞿秋白未把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在事前交給他審閱。據Isaacs所著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一書第四○七頁稱，瞿秋白在會上檢討了自己的「懦弱荒謬的機會主義」，四中全會完全罷黜了瞿秋白所負的職務，此後他在上海過了兩年賣文生活，一九三三年逃往江西蘇維埃區投靠毛澤東，直至長征開始時，他因體弱多病而被遺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國民黨逮捕，三個月後被槍斃。周恩來在四中全會上也受到密夫的批評，周恩來是參加四中全會的唯一在李立三當權期內的重要人物，他向密夫檢討了自己在三中全會上的發言，但是他卻比瞿秋白幸運，並未被密夫趕出政治局，因此當他在一九三二年初赴江西蘇維埃區時，他的地位也比瞿秋白高得多。
在四中全會受到打擊最慘的是陸長龍，他被控應對工人革命之失敗負全責，因此被開除出黨，但他心有不甘，另組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緊急委員會」與陳紹禹的「中央委員會」相對抗。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當他的「緊急委員會」在上海靜安寺路的一所屋子中集會時，由陳紹禹向英租界的巡捕房告密，與會的二十四名「緊急委員」被一網打盡，租界當局把這二十四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三星期後被全體槍斃。
毛澤東不理共產國際
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也被陳紹禹出賣，遭國民黨槍殺，於是「返國學生集團」就完全控制了中央委員會，只有在江西一隅之地的毛澤東集團不受這個黨中央的控制，陳紹禹集團的領導權，一直保持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才被毛澤東正式推翻。
四中全會之所以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不僅是因為它改變了黨的領導機構，而且是因為它是蘇聯最後一次直接干涉中共的內部黨務。在這一點上，四中全會標誌著莫斯科與中共關係的一個階段之結束。自中共在二十年代初期醞釀成立時起，直至六屆四中全會結束時止，中共的一切重要決策及黨內領導權的改變，皆是直接受命於莫斯科的。在這段時期內，共產國際曾不斷派遣代表前來中國監督中共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第一個來到中國的是伏丁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 ），他在一九二○年春來到中國，與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及讀書會之類的組織聯絡，協助他們統一起來，在一九二一年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共第一屆大會舉行之後的一年中，由荷蘭籍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來華督導中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國共合作期內，共產國際先後派遣了鮑羅廷及印度籍的勞埃（M·N·Roy）來華協助中共，至於在軍事上協助北伐軍的加侖將軍，並非共產國際代表，而且此人也並無權力。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派羅明納茲（Besso Lominadze）到漢口，召集「八七會議」，推翻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同年冬季，德國籍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Heinz Neumann）到廣州，協助張太雷與彭湃領導的暴動。這些只是較著名的一部分而已，此外尚有許多短期逗留的共產國際代表。密夫之來華，也完全是與上述這些人的身份相等，他雖不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可是他卻是最後一個能夠對中共產生重大影響的共產國際代表。據蔣總統在他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羅明納茲曾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再度來華，視察江西蘇維埃區（見「蘇俄在中國」英文版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但這一情報可能有錯，事實上羅明納茲於一九三二至三四年在倫敦活動，而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李德」（Li Teh）的德國共產黨黨員於一九三三年至三九年擔任著毛澤東的軍事顧問，曾隨「長征」隊伍經過雪山草原而至陝北。但這人對中共並無任何影響力，只是史大林派來探測中共動向的間諜（見史諾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英文本第四一六頁）。事實上，毛澤東之獲得黨內領導權，完全未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相反地，他是在擊敗了受共產國際所支持的陳紹禹集團之後中取得領導權的，他之不受及不願受共產國際的控制，是理所當然的事。
史大林不甘自承失敗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一九三一年初的四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的勢力在中共黨內大退卻？
最主要也最明顯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毛澤東路線永遠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當毛澤東的「農民戰爭」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漸佔主流地位之後，史大林就一心認定中共已經變質，不再是一個國際工人階級的政黨，因此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已告無望，烏合之眾的赤貧農民決無法對抗正規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毛澤東不要共產國際的支持，但即使毛澤東要求共產國際支持他，史大林也不會同意。在此情況之下，共產國際當然沒有必要再保持在中國的努力。
共產國際勢力之退出中國共產黨，標誌著史大林對華政策的全盤失敗。但史大林是個從來不肯自承失敗的人，因此，當共產國際勢力正在退卻之際，莫斯科卻大肆渲染中國革命高潮的來到，似乎史大林的政策已經成功。一九三二年時，「共產國際」月刊宣佈中國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工人罷工在一年內發生了一千二百十五次，至一九三三年，又宣稱中國的罷工運動增加了三倍，有三十多萬工人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罷工。至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宣佈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較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蘇維埃區域的面積擴大了一倍。至一九三五年秋季，曼紐斯基在「共產國際」月刊上著文稱：「中國的革命高潮已經來臨，全國性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已為期不遠。」而事實上，中共當時正在「長征」中元氣大傷，局處在幾近蠻荒的陝北窯洞中躲避政府軍的鋒芒。
史大林唱高調有苦衷
莫斯科的這些宣傳完全是誇大及捏造的，特別是關於政府區內的工人運動的描述，與事實恰好相反。上海「大公報」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連續發表中共工會領導之一陳少文著的「工人運動簡史」一文，指出一九三一至三五年，正是「我國工人運動的最低潮」。共產國際之所以耍編造這些謊言，有許多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遺棄」工人階級而完全依賴農工，史大林希望藉這些謊言來激起中國工人階級的鬥志，史大林已明知「中國革命」的前途已非常黯淡，卻不願因毛澤東的錯誤路線而使中國革命絕望。
蘇聯愈是誇大「中國革命」的成就，就愈證明共產國際對中共之無可奈何。這話怎講？且看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黨員大批大批地被捕被殺，「革命」力量大受打擊，但蘇聯並未渲染中共之成就，卻默默地協助中共重整旗鼓，因此有同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暴動之發生，當廣州暴動失敗後，共產國際仍捨不得就此罷手，不斷地在中共內部進行改組革新，企圖捲土重來。但當毛澤東路線抬頭之後，史大林認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已無能為力，因此一方面大舉退卻，一方面則大放其馬後炮，吹噓中國「革命高潮」之來到。如果蘇聯對華政策沒有改變的話，史大林決不會唱這些高調。
促成共產國際勢力退出中共內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蘇聯外交政策之改變。史大林以放棄對中共的支持，作為貫撤他的新外交政策之代價。蘇聯新外交政策之目標為與西方修好，因此必須表示它無意攫取中國，這就促成了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的大退卻。而促成蘇聯採取這種新外交政策之原因，是日本之攫奪東三省及希特拉在德國之崛起，這兩件事皆構成了對蘇聯的嚴重威脅，蘇聯必須與其他國家敦睦邦交以應付這種新局勢。因此在一九三二年與中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三年與美國建立，一年後又加入了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與法國及捷克締訂軍事同盟條約。為了在國際上之爭取友誼及同情，莫斯科當然須修改其以前的政策，不得再或明或暗地支持外國的共黨革命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史大林之所以要解散共產國際也正是這個原因，因當時蘇聯正亟需美國同情與支持。
毛澤東獨搞農民革命
當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張而威脅蘇聯安全之際，史大林急於和南京當局取得諒解，而同時毛澤東的路線又不合他的心意，因此他乾脆地撤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支持。這是三十年代初期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大退卻的主要原因。
但這並不是說蘇聯不希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獲得勝利。蘇聯對江西蘇維埃區的一切動態仍是非常關切的（這在本文第三節中將加敘述），只是因為蘇聯本身的安全，不得不撤退共產國際的勢力。當陳紹禹的「黨中央」在一九三三年時無法再在上海或其他城市立足後，也撤退到江西蘇維埃區，而江西蘇區被政府軍重重包圍，區內又無現代化的通訊設備，與共產國際已毫無連絡，共產國際當然沒有再派人員前來中團的必要。
反觀當時的中共，也不想再受共產國際的操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江西蘇維埃區不願受共產國際操縱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江西蘇區主要是由農民所構成的，在二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領導中，曾一再強調城市工人起義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中共實力之大受損失，現在毛澤東從農民運動中找到了新出路，怎肯再讓共產國際的低能領導來削弱他的實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毛澤東所主張的農民革命路線，已成為中共的思想主流，毛澤東路線並非師承蘇聯，他有自己的想法與做法，他不願受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莫斯科當局之干涉。共產國際再要像控制以前在城市內的中共中央一樣來控制毛澤東的中央，當然是要遭到抗拒的。
正是因為有這些客觀的條件及主觀的想法之存在，使共產國際的勢力不得不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退卻。至於這種退卻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任何人都無法說出一個確切的日期，但我們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作為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轉摒點，這並不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任何要把共產國際勢力趕出中國的決議，而是因為正如上文所述，這次會議是共產國際的重要政治代表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出現。
共產國際的私生子毛澤東
上文曾約_提到史大林反對毛澤東以「農民戰爭」奪取政權的革命方式，這系指一九二七年春蔣先生清黨時期而言。史大林反對當時在中國境內建立蘇維埃區，因為他認為此種方式將引起武漢汪精衛政府對共產黨之不滿。在國共分裂之際，國民黨內部亦分裂為左右兩派，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在武漢獨樹一幟，與共產黨保持密切關係。鮑羅廷奉史大林之命從廣州跑到武漢去支持汪派。此時共產國際對華政策之要旨是支持武漢政權以圖打倒南京政府。因此史大林極力反對中共採取任何足以觸怒武漢政府之行動。
史大林思想終於轉變
但在這年夏末秋初之際，共產黨與武漢政府之間的聯合狀態即告崩潰，寧漢複合之結果，使中共成為無主孤魂，史大林至此才對中國局勢的看法採取迥然不同的觀點。史大林從這時開始認為農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途徑，並認為唯有發動農民戰爭，才能在中國製造革命高潮。終於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正式號召中共立即建立武裝的蘇維埃區。
但毛澤東早在史大林「思想轉變」前一個月，在湖南領導的秋收暴動中已經正式宣佈要建立蘇維埃區。毛澤東當時完全明白他的政策是受到共產國際反對的，也受到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王明（陳紹禹）集團之反對，而這個集團正領導着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據毛澤東事後對美國記者史諾說，他的建立蘇維埃之主張，使他被開除出政治局（見史諾著Red Star Over China 第一六七及一六九頁）。
但是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暴動迅即失敗，他雖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雄心，卻苦無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力。中共的主要力量仍掌握在王明控制的中央委員會內，而這個黨中央是受命於莫斯科，並且對毛澤東百般歧視的。
依照史大林的主張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並不是毛澤東所建立的，而是由王明的「歸國學生集團」所建立，而且其性質也與日後在江西出現的蘇維埃政權完全不同。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系由廣州工人所建立，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的廣州公社暴動，由共產國際通過王明集團指揮，而由張太雷、彭湃等人直接領導，但這個「政權」的壽命共僅三天。
農村蘇維埃仍受歧視
另一方面，農村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七年底及一九二八年初迅速發展，這主要是受到史大林在九月間所發表的新路線之鼓勵。由武裝農民所建立的一些小型蘇維埃政權，紛紛出現在湖南、江西及廣東的山區，但這些農民蘇維埃幾乎全是獨立的，彼此間缺乏聯繫，也完全不受在上海進行地下活動的黨中央機構之控制。但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之後，再度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城市暴動作為黨的中心任務。這是因為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一方面努力使各地分散的蘇維埃運動聯合起來，一方面加強城市鬥爭的力量，希望藉農民力量的支持來迅速奪取城市政權。
密夫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的「共產國際」月刊上著文稱：「中國革命的特色之一，是依靠農民對工人的支持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意味着共產國際已不再否認農村蘇維埃政權的價值，但仍認為要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仍須以工人為領導及以城市鬥爭為中心，莫斯科支援的主要對象，仍是以奪取城市政權為任務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而並不是已經建立了相當武裝力量的各個農村蘇維埃政權。因為馬列主義革命的基礎是建立在城市工人階級領導上的，農村蘇維埃政權在理論上說來只能作為城市革命的助手。同時，在上海及莫斯科，皆有強烈的呼聲反對「盲目」發展農村蘇維埃勢力。工人出身的中共總書記向忠發，曾把在湘西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賀龍稱為土匪，指責這種土匪活動有損共產主義的聲威（見八月五日「共產國際」月刊密夫文）。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內的印度籍要員勞埃指責毛澤東及朱德領導的紅軍是毫無意義的冒險（見一九二九年三月勞埃著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China 第六二八頁）。
「立三路線」宣告破產
史大林雖然認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城市暴動，但他並不同意向忠發及勞埃的意見，他繼續表示農村蘇維埃政權有其存在價值，這具有兩點原因：第一、史大林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間，一直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來到，在全國性大革命的情況之下，農村蘇維埃及新建立的農民武裝所代表的力量，是具有無比價值的；第二、由於許多農村蘇維埃政權可以不依靠外力支持而生存，較共產國際在中國各地城市中所進行的毫無成就的冒險更為有效，因此他認為可以修改列寧的必須以城市工人階級為基礎的革命方針。
史大林的這種觀點，一直保持到一九三○年秋季為止。從這時以後，他開始承認在中國建立農村蘇維埃政權比進行城市暴動更為重要。
這是史大林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又一次「思想轉變」。這是由於「立三路線」的失敗，使農村蘇維埃的地位顯得更為重要。李立三的失敗，使農村蘇維埃政權更趨獨立，黨中央委員會已完全無法對他們加以有效控制。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七月發動的長沙暴動中，曾動用附近各地的農村蘇維埃人員及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長沙暴動的慘敗使各蘇維埃區對黨中央完全失去了信心。
李立三在長沙暴動中，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紅軍第五軍開入長沙市內協同武裝工人作戰，他們一度佔領了長沙，但在三天之後就被擊退，而且遭受嚴重損失，預定的「無產階級起義」終告失敗。
共產國際雖為長沙事件的策劃者，但在事後把責任完全推在李立三身上。「立三路線」（事實上就是共產國際路線）的破產是顯而易見的，史大林無法再存有「中國革命高潮即將來到」的幻想，共產國際也已認識到在中國進行城市工人暴動的條件並未成熟，要農村蘇維埃作為工人暴動的助手是本末倒置的。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呼籲立即擴大建立農村蘇維埃政權，並指出這種政權可以不受黨的城市工作計劃的約束。
半獨立的農村蘇維埃
兩個月後，中共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響應了這項號召。決議稱：「李立三同志的左傾盲動主義所造成的錯誤，已使各蘇維埃地區的實力受到影響……我們還沒有建立鞏固的後方、沒有必需的準備、沒有充分的_眾基礎，在這種情況下要奪取大城市的政權，顯然是不成熟的、冒險的及教條主義的行動。在長沙所受的挫折，就是這些錯誤所造成的……李立三的領導完全忽_了建立一個強大的蘇維埃基地的任務，而且完全忽_了建立一個強大的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按：中共至今為止，從未公佈過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上述引文系根據Brandt,Schwartz, Fairbank 三人合著的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一書，Brandt在書中指出他的這項資料是由Robert Burton供給的。據隱叟所知，這位Robert Burton於一九五三年前後任職香港美國新聞處期內，曾協助張國燾整理許多未經公佈的中共歷史性文件。此事在香港大會堂圖書館藏書第四二○六號第五頁內亦有記載。這位Burton先生現因某種疾病，失去工作能力，因此他協助張國燾編纂的許多文件之英譯本至今未能問世。）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路線，並非要中共將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蘇維埃政權上。事實上，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的一兩年內，城市工作仍為中共中央的首要任務。關於這一點，容後再談。
這項新路線的主要意義，是使蘇維埃區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首次得以處於半獨立地位。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特別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舉行的「第一屆全國蘇維埃大會」之後，共產國際已愈來愈注意在中國境內發展的蘇維埃運動，並視之為中國革命的象徵。
據史沫特萊女士在其所著的The Great Road 一書第二九四頁稱，朱德曾經告訴她，在四中全會結束後，各蘇維埃地區的黨代表會在井崗山上舉行第一屆全國蘇維埃大會籌備會議，原定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舉行，但因南京政府的軍隊對江西蘇區發動圍剿攻勢，故大會一再延期，直至十一月七日才召開。
土包子變成革命主流
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共產國際在其遠東局內設立了「中國蘇維埃區事務部」。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蘇聯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麥曼紐爾斯基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稱：「中國蘇維埃區的成就，不僅把中國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而且也鼓舞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布爾喬亞們已經在世界革命的巨浪面前戰慄。」
蘇聯及共產國際的各種報刊，自一九三○年後也愈來愈增加了對中國蘇維埃區的注意。例如當時唯一專論遠東問題的蘇聯刊物「東方革命雜誌」（Revoliutsionnyi Vostok），自一九三○年七月號起，每期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介紹中國蘇維埃區的情況，雖然這些文章的內容皆是過分誇大的，但正由於這種誇大，顯示蘇聯對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重視。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這本官方刊物曾一再吹噓中國工人運動的「成就」，但自七月號起，對工人運動已隻字不提，這一現象也多少反映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問題之轉變。
自一九三○年七月份起，共產國際僅有的兩本英文刊物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也經常不斷地渲染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成就。事實上，在三十年代初期江西蘇維埃區的情況，根本沒有辦法傳達至外界，不論是南京當局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對這區域內所發生的真實情況皆不甚了了，遠在莫斯科的人當然更無法洞悉個中真相，而他們不惜費盡心機來「描述」蘇維埃區的情況，足以證明莫斯科對江西蘇維埃是多麼重視。
可是在與世隔絕的江西蘇維埃區內部，對於莫斯斯所發生的政策轉變卻並不知情。朱德曾在陝北對史沫特萊女士回溯當年的一段趣事，他告訴她，當瞿秋白於一九三三年抵達江西時，對毛澤東及朱德說：「國際方面（指莫斯科）已肯定你們的鬥爭（指朱毛領導的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主流。國際已一再叫中央（指王明集團）遷到蘇區來，中央已三次企圖遷來蘇區，但皆在邊界上被白區軍隊所阻。」毛澤東與朱德聽了這話以後，大感意外，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共產國際會把他們這批土包子視為正統，因此對瞿秋白的話半信半疑，直到王明與其他中央人員陸續來到蘇區之後，朱毛才相信自己所領導的活動已經成為「中國革命的主流」。這件事記述在史沫特萊所著的「大路」一書中。
承認了私生子為親兒
當時毛澤東與朱德不信瞿秋白的話，除了消息不靈通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毛澤東長期來被共產國際所培育的一批中共領袖們視為異端，他曾屢遭排擠與打擊，而且他一向認為共產國際所主張的以城市工人暴動奪取政權的路線是錯誤的，因此，他之組織蘇維埃區，事實上是在與共產國際的路線打對台，他根本不理會在上海的中央，當然更不理會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他在江西的一切成就──如果真有成就的話──也皆是靠他自已的努力，絲毫未受共產國際的任何恩惠。這些原因，使他覺得自己從出世時就是一個不被共產國際所承認的私生子，現在這個顯赫的爸爸突然要認他做兒子，不免使他覺得驚奇，也使他發生懷疑。
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春退出國民黨之後，及在同年領導湖南秋收暴動之前，曾在上海潛伏了兩個月，在這段時期內，他曾參加過中共中央的工作，這是他生平與共產國際發生關係唯一的一段時期，但這種關係是間接的，而且也是非常短促的。當時毛澤東的地位也根本無法引起共產國際的注意，他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他在江西組織蘇維埃區的主要目的，是要以行動來糾正受共產國際所控制的中共中央之錯誤。他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行動反而會使自己成為共產國際的寵兒。
但是共產國際承認這個私生子為親兒，已經為時太晚了。深邃的仇恨與血債，已使毛澤東對王明的中央勢成水火，王明曾奉莫斯科之命把毛澤東開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共產國際所策劃的數次城市暴動中，也曾使毛澤東的農民武裝受到慘重傷亡；在江西蘇維埃區成立的最初幾個月中，毛澤東曾一再要求上海的中央為他籌措急需的醫藥用品，但王明置之不理；當毛澤東派陳賡從井崗山到福州去請當時中國唯一的共產黨員醫生傅連□（畢業於基督教會所辦的福州協和醫學院，即日後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前身）到井崗山來工作時，王明曾威脅要開除_連□的黨籍。（按：傅連□現為北平政權的衛生部長。）這些仇恨與血債，使毛澤東並不會因共產國際之對他突然青睞有加而感到受寵若驚。因此當王明來到江西後，毛澤東完全不賣共產國際的賬，立即把王明打入冷宮，並且終於在一九三四年長征途中推翻了王明的領導，把黨中央領導權從共產國際的走卒們手中移到自己手中。
共產國際第二次慘敗
在本文第一節中，敘述國共分裂之後，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的大退卻，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第一次失敗。而當毛澤東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共產國際逐漸認識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力量並不是在為數有限的城市工人身上，而是在有着無限潛力的農民武裝身上，因此曾企圖與江西蘇維埃區建立關係，以便使共產國際勢力捲土重來，但毛澤東對共產國際不理不睬，使共產國際的「媚眼做給瞎子看」，這是共產國際在中國遭到的第二次重大失敗。
但第一次失敗與第二次失敗有着一項根本的不同。當共產國際勢力第一次在中國大退卻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沒有一個能夠不依賴共產國際而生存的人物，不論是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都必須看莫斯科的面色而行事，他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共產國際手中。
而第二次的情況卻完全不同，因為這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已經有了一個獨樹一幟的毛澤東，他的崛起完全不是靠共產國際的扶植，他從來就不看莫斯科的面色行事，他的一切行動與共產國際當初的政策是相對的，因此共產國際路線所受的失敗愈大，就愈足以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在這種相對情況下，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倒下了，而毛澤東則在中國的土地上站立了起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第二次失敗並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失敗，相反地卻是使一股新興勢力在中國共產黨內扎了根人，這股勢力不論在先天上或後天上，都是與共產國際針鋒相對的。當毛澤東完全攫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之後，就註定了他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是永遠不可能真誠融洽的。雖然在後來的年代中，毛澤東曾為了本身利益而向蘇聯「一面倒」，但這只是一種手法而並不是出於至誠的。今天中蘇共之間的緊張關係，證明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忘懷他自己曾經在俄國人身上吃到的苦頭，也證明他之一度「一面倒」只是為自身利益而施展的手段。
今天中蘇共關係的禍源，早在江西蘇維埃時代已經種下了。下一節我們將談論江西蘇維埃時期莫斯科當局對毛澤東個人的看法。
共產國際對井崗山寨主的看法
在江西蘇維埃時期，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勢力雖已大舉撤退，但仍有一些政治問題是無法加以忽視的，其中之一就是：對毛澤東應該採取何種態度。以往對毛澤東的冷落，已經使毛澤東完全不受共產國際的控制，而現在毛澤東既已儼然代表一股武裝力量，則共產國際不能不對他另眼相看，至少不能使已經不良的關係更為惡化。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人之一，曾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成立大會（參加者共十二人）。但他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才初次當選為中央委員。而毛澤東之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是遲至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事（見一九五四年真斯科出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十六卷」第二四四頁）。
從點綴品變成主流
在開闢井崗山根據地之前，毛澤東是完全不受共產國際注意的。他雖已經是中央委員，但共產國際所悉心培植的只是一批留學莫斯科的中委，為了使中國共產黨多少帶有一點「中國味」，才勉強安插了幾個土包子在中委會內作點綴品，而毛澤東正就是這些點綴品之一。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的大革命時期，莫斯科各報刊皆以半數以上篇幅介紹及報導中國革命形勢，但在這段時期內，毛澤東的名字從未有一次出現在莫斯科報刊上。這顯示莫斯科當時並不認為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領袖。直至一九二七年尾及二八年初，他在江西發動蘇維埃運動之後，莫斯科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的存在。但是莫斯科對於此人之身世及情況仍不甚了了，在三十年代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一直只對他用短短十餘字的介紹，只稱他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農民運動領導之一，靠自修成功的馬克思主義者」。直至一九五四年第二十六卷大百科全書出版時，才完全改寫毛澤東的事跡。在這部新版大百科全書中，用了整整兩版篇幅介紹毛澤東，對毛澤東在二十年代後期的活動作了如下吹捧：「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間，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擔任了中國革命運動中的許多重要職務。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之後，他領導中央委員會內的組織工作。一九二四年冬季他前往武漢領導農民運動的組織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班，同時主編『政治周刊』，一九二六年秋，在北伐革命開始之後，毛澤東回到上海領導中央委員會內的農民部，同年冬季他到武漢工作，當選為全國農民協會會長。」
毛澤東首次受批評
但事實上，毛澤東這段時期內在中國政局中所擔任的角色，比莫斯科在一九五四年時所了解的更為重要，他除了擔任上述職務之外，並曾於一九二四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一九二六年出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部長為汪精衛），同年出任國民黨設在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班主任。
但不管他當時已多麼活躍，莫斯科卻並沒有對他加以注意，甚至當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提出的引起中共黨內震撼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莫斯科也仍完全沒有注意到，當時沒有一張共產國際的刊物曾提到過這篇報告。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強調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而不是共產國際所說的城市工人階級。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說：「如果把中國民主革命的總分定為十分，則城市居民與軍事單位所能作的貢獻，充其量只有三分，其餘七分全在農民及他們所進行的農村革命的身上。」
近年來大陸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雖編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但皆刪去了這段話。我們在這裏所引述的，是根據香港大會堂圖書館藏書第四二○六號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m 1931-1946第三十頁。
在所有共產國際的檔中，第一次提到毛澤東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第一次提到毛澤東時，並不是對他讚揚，而是對他提出嚴厲的批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尖銳指責毛澤東對中農的態度，信中引述毛澤東在數個月前所作的一項聲明，其中有一段說：「我們有必要與富農建立聯盟……如果我們故意煽動對富農及中農的鬥爭，將是極大的錯誤。」共產國際以一封長逾千言的信，來批評毛澤東的這一句話。信中說：「你們的黨決不可聽信這種荒謬的說法，決不可改變對中農的政策。必須與中農進行鬥爭以奪取農民_眾的領導地位。每一個中農都以成為富農為目標，與這種人合作，將根本背叛馬克思主義。決不能讓中農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利用_眾。」
中農階級就是反動
在蘇聯集體化時代，中農是最主要的反動勢力，當局對中農的鎮壓，比對地主尤凶。毛澤東的論點難獲蘇聯同情，自是意料中事。長期來，蘇聯一直稱毛澤東是「中農階級出身」的，這句話在不明共黨用語的人看來，似乎很平常，正如說你是學生出身或商人出身，並不帶侮辱意味，殊不知在蘇聯共產黨的口中，「中農階級」一詞根本就是「農村反動階級」的代名詞。
共產國際以這樣的一封信給中共，在當時情況下，中共仍受共產國際的控制，中共中央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採取懲戒行動，毛澤東也不可能不認錯道歉。但在今天的中共及蘇共黨史中，皆對此事隻字不提，我們當然無從知道當時毛澤東是怎樣自我檢討的，也無法知道這件事是怎樣了結的。
到一九三○年時，毛澤東的羽毛已豐，他在莫斯科也已有了聲名，蘇聯開始承認他是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領袖，但仍不承認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一名蘇聯記者Ivin 在一九三○年二月廿四日的「真理報」上寫道：「毛澤東是中國最活躍的共產黨人之一，一位天才作家，代表着中國共產黨內的一批重視實踐而不重視理論的黨員，他們有能力、有才幹、有抱負也有熱情，但他們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認識，他們想走農民革命的捷徑來完成中國革命，脫離了對工人_眾的依靠。」
刊出訃聞說毛遇害
另一名「真理報」記者Baklin在一九三○年寫的一篇介紹毛澤東的文章中，把他列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內最有才幹的四個人物之一（另三人是李立三、王明、博古）。但同時指出毛澤東並不受其他三名「有才幹人物」的支持。
莫斯科對毛澤東之日漸重視，也表現在一樁「烏龍事件」中。共產國際的一本刊物Inprecor在一九三○年三月間，列出一段訃聞，宣告「中國農民運動的傑出領袖毛澤東同志遇害犧牲」。事後查明是因情報錯誤，把鄧中夏誤為毛澤東。從這件事中也可看出莫斯科雖日漸重視毛澤東，但對毛澤東及中共內部的情況仍缺乏充分的了解。
毛澤東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當選江西蘇維埃邊區政府主席之後，在莫斯科的聲望更為提高。從這時起，在莫斯科出版的任何談論中國革命發展的文字中，幾乎無一篇不提到毛澤東之名。但仍有例外，共產國際雖已認識毛澤東的重要，但仍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因此在共產國際的官方報告中，仍故意貶低毛澤東的地位，甚至對他隻字不提，例如共產國際遠東局的領導人之一Kuchumov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報告書Ocherkipoistorii kitaiskoi revoliutsii中，完全忽_了毛澤東。
但在非官方的檔中，蘇聯報刊對江西蘇維埃區的活動已付與愈來愈大的注意，並且把蘇維埃區的成就大部分歸功於毛澤東及朱德，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性反而被貶低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澤東所寫的一篇文章，首先出現在共產國際的刊物上。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反圍剿的形勢與蘇維埃區的任務」，登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的Inprecor第五十期上。
是江西貨非俄國貨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三一年之後，莫斯科的報刊雖一再稱頌毛澤東，但只稱他為蘇維埃區的領導而從不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莫斯科顯然仍不願放棄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仍把中共中央視為親生子，而毛澤東只是收養的「野仔」，雖然這個野仔比親兒更爭氣，但在感情上總不免希望使野仔把功勞歸於親生兒子。因此當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蘇共第十七次大會舉行時，蘇共政治局委員曼紐爾斯基提出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提到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袖的名字，但在提到中共時，則不提任何人的名字。當時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名已遠比陳紹禹響亮，曼紐爾斯基如果只提陳紹禹而不提毛澤東，未免笑話，但若提出毛澤東之名，又覺心有不甘，以致乾脆從_。
毛澤東在黨內雖沒有地位，可是他已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穩佔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名義上江西蘇維埃區須聽命於中共中央，但他的實力及權力已遠遠超過中共中央，在中央委員會內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委員，但在江西蘇維埃區內，他則是一個十足地道的土皇帝。
這一現象，正反映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以實力奪取權力及他與黨中央的關係。在一九三五年毛澤東篡奪黨中央領導權之後，整個中國共產黨就變了質，它不再是受共產國際薰陶的「蘇聯共產黨中國支部」，而是成為一個純粹土生土長的中國共產黨，從這時起，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就完全是「江西貨」而不是「俄國貨」。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在這政權內的所有領導人員，都是一九三一至三四年江西蘇維埃時代的幹部。
因此，對江西蘇維埃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今天的北平與莫斯科關係，而且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今後中蘇共關係的發展。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共產國際的私生子毛澤東──江西蘇維埃時代中蘇共關係珍秘》，原題《江西蘇維埃時代中蘇關係珍秘》，是以中華民國五十二年《春秋》雜誌總第144－146期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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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原作者另有《蘇共派系鬥爭與中華民國內亂》一文，建議讀者一併參閱：
http://www./hero/xsj1/15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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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叟： 共產國際的私生子毛澤東──江西蘇維埃時代中蘇共關係珍秘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