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們學學老王的豁達，二代們學學小王怎麼享受生活。
前陣子，有媒體報道，老王終於想明白了，讓小王退出接班人行列。
1月3日，卸下萬達一身輕，36歲的小王在海南三亞慶生，現場30餘位網紅助陣，葡萄美酒夜光杯，好不熱鬧。
小王是解脫了，一眾二代們卻還水深火熱。
1月5日，接連虧損的美特斯邦威發佈公告，38歲的胡佳佳不再擔任董事長、董事。
1月8日晚間，44歲的劉暢在新希望算了筆賬，目前貨幣現金大概110億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80~110億元，應該夠撐兩年。
不到一周，天南海北的富二代們，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悲喜。
「新財富500富人榜」數據顯示，50歲以上民營企業家佔比為67%，這意味着近七成的中國家族企業必須尋找接班人。當創一代們老去，出生於80年代的二代們行至台前，是新舊更替的一種必然趨勢。
但這一過程並不順利。二代們或是遲遲不願接手，或是接手之後，原本輝煌的企業掉頭向下，已有頹勢的企業更是一蹶不振，家族帝國仿佛行至懸崖邊緣。
扭轉危局非二代們力所能及，四處漏風的爛攤子非老爹們不能力挽狂瀾，本該享受退休，閒雲野鶴的創一代們，不得已再次走向台前，硬生生被逼出人生第二春。
36歲的王思聰在海南三亞慶生
即便在富二代圈子裏，王思聰也是被羨慕的對象。
當然不是因為錢，是因為他有錢還自由。
21歲，他學成回國不久，隨手報廢一台30餘萬電腦的同時，從老爹手中接過5個億「練練手」，「干不好就回萬達上班」。
就是這5個億，讓王思聰成了劉暢羨慕的對象，因為：「他爸爸就給一個小目標然後讓他自由的去折騰。」
相比之下，想當歌星或模特的劉暢，並不自由。
作為劉永好欽點的接班人，除了新希望，其他的都是歪門邪道。
2004年，新希望剛剛突破百億營收大關，24歲的劉暢在春熙路上跑，董事長的位子在後面追。她在這裏開了一家餐廳，後又從父親手中借到100萬，準備做時尚首飾生意。
巨賈之家的千金，做生意只拿得出區區100萬，還找父親打了借條。這也許是劉暢最接近普通人的一次。
相比前兩位，胡佳佳算是大器晚成。
2011年，美特斯邦威迎來業績巔峰，25歲的胡佳佳進入公司輪崗，直到30歲，她才正式接過權杖。
但她也不必焦慮，因為在另一個時空裏，比她大五歲的馬雲，剛經歷第二次創業失敗，帶人爬了最後一次長城後，鬱郁回到杭州。
那時的阿里，還只是一家漏水公寓裏的小作坊。直到2014年，阿里在紐交所上市，馬雲才終於成為上市公司董事長。
按照這個標準，馬雲用了15年，才和二代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其實又何止馬雲，當年的董明珠，不過是個圍着孩子轉的單親媽媽；任正非還在一個小研究所當副所長；馬化騰還只是潤迅公司的一個被呼來喝去的小主管。
箇中原因，用劉永好揶揄女兒的話來說，就是「她（與我最大的不同是）有一個有錢的老爸，我沒有。」
含着金鑰匙出生，從小養尊處優，沒經歷底層向上的浴血廝殺，沒有過大浪淘沙式的權力鬥爭，在20~30歲的年紀操盤巨額資金，或是執掌如此巨大的商業帝國，能把握得住嗎？
至少在剛開始，二代們都成績斐然。
2013年，62歲的劉永好退居二線，33歲的劉暢，從劉永好手中接過權杖，成為集團上市平台新希望六和的聯席董事長。
為了讓年輕的董事長坐穩位子，劉永好一邊再次請回陳春花，給劉暢上了三年經管私教課，一邊以身作則，率先退位不說，還說服一眾元老，紛紛退居二線，給足劉暢發揮空間。
這般溫柔貼心的權力交割，讓杉杉、雙匯等深陷父子之爭、權力內鬥的企業羨慕不已。
那一年，由劉暢親自選拔的一眾年輕管理層紛紛上位，新希望頓時有了幾分互聯網大廠的氣象。
2016年，有感於飼料的毛利太低，新希望決定養豬。
養豬的周期性相當明顯，基本3-4年就會來一波。運氣也好，實力也罷，劉暢進場的時機選得相當好。
2018年，受非洲豬瘟等多重因素影響，國內豬肉價格大漲，養豬企業一時間風光無限。新希望決定大干快上，提出2020年出欄800萬頭，2022年出欄2500萬頭的目標，後來甚至還將這一目標調高至4000萬頭。
這個數字，比全國11省共計18家「國字號」豬企的「十四五」規劃產能總和還要多200餘萬頭。企業失去理性，追漲殺跌的時候，只會比散戶們更加極端。
如此高的出欄目標，對產能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為此，劉暢調來了地產板塊的高管，加碼建廠房。
一套操作給足了市場信心，一直到2020年，新希望漲至42元，總市值逼近2000億元。
這是劉永好都不曾到達的高點，欣慰的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把公司交給她(劉暢)的這幾年，我省了好多事。以前是我帶她，現在是她帶我。」
和劉暢一樣，胡佳佳也得到了父親的力挺。
只是她面臨的局面，比劉暢相差甚遠：那時的美邦，正面臨營收、淨利雙減、人才大量流失，甚至被森馬趕超的困境。
2016年11月21日，周成建在微博上發文稱：「我們的下一代一定比我們做得更好。」
為了讓胡佳佳在董事長位置上坐得穩，美邦服飾還聘請了她的丈夫宋瑋作為副總裁。
如此配置，無疑是想讓胡佳佳安心施展，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相比起父女間的溫情脈脈，王思聰剛回國那會，和王健林是摩擦不斷。
無論是出生背景還是人生閱歷，老王和小王都截然不同，前者信奉軍人式的鐵血和紀律，後者留學英國，腦子裏是溫斯頓公學、倫敦大學學院的那套貴族哲學。
自由的王思聰沒有接父親的班，但讓5個億的零花錢在幾宗成功的投資案後翻了8倍。
那年，超越李嘉誠成為全球華人首富的王健林，在媒體面前「炫耀」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兒子。「靠譜」、「不錯」成了對兒子投資業績的形容，他開始擘畫兒子接班的未來，甚至會拿兒子開涮：「董明珠告訴我，她辦公室的年輕女孩不太關心我去，只是問思聰跟着來不來。她還勸我讓我不要生氣，我說我不生氣。」
早期的光環褪去之後，二代們的真實水平，開始暴露在公眾視野下。
2021年，豬周期轉向，高舉高打的惡果開始顯現，新希望陷入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
這一虧，就停不下來，截至去年三季度，新希望已虧損近150億元。
行業性的供過於求導致豬肉價格暴跌，加上宏觀經濟因素影響，新希望在持續虧損的同時，股價也一路俯衝，目前在8.9元左右，總市值僅剩不到400億。
儘管劉暢出面擔責，市場仍百思不得其解。畢竟如此重大的戰略動作，必然要得到劉永好的幕後首肯。
劉永好，那是被市場和媒體贊為「穿越周期的男人」，新希望上市26年不曾虧損，因為他總能準確踩中每一個風口。
1996年，新希望參與並發起成立中國民生銀行。2000年12月，民生銀行登陸上交所，新希望是其第一大股東。
在國家嚴格限制民營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背景下，如此佈局為新希望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益。綜合《新財富》雜誌及財報數據，以1999年新希望受讓民生銀行股權為起始時間點，截至2022年末，新希望投資成本不到20億元，總收益卻高達277.25億元。
以此估算，從1999年至今，新希望的投資回報超過12倍。
這還只是小場面，能在地產下行周期屹立不倒，才是真本事。
2021年，新希望地產全國各地拿地金額高達336億元，位居全國第六。
和所有激進擴張的房企一樣，新希望有相似的負債結構和飛速增長的負債規模：
2022年，新希望長期借款規模飆升至275.28億元，占負債總額的比重逼近30%，漲幅相較2013年高達8370.15%，負債總額也高達近930億元。
詭異的是，即便債務纏身、地產下行，新希望地產仍是各家銀行的座上賓。
甚至在眾多房企融不到資的2022年，新希望地產仍能從交行、郵儲、浦發在內的多家銀行手中，拿到480億的貸款額度。
如此人物，怎會踩中豬周期這一深坑？難不成真是英雄暮年？抑或是一個父親對女兒決策的不遺餘力的鼓勵，掩蓋了決策本身背後的巨大風險？
相比於劉永好若隱若現的身影，胡佳佳掌權的7年，始終被周成建的陰影籠罩。
那7年，美邦的主基調就是閉店、虧損，年營收從2017年的60億，跌到2022年的14億，合計虧損超過30億元。近2年，美邦不斷出售子公司，自有店鋪及轉讓股份，企圖自救。
作為掌舵人的胡佳佳卻毫無存在感，因為周成建除了仍是美邦的實控人，也始終是媒體聚焦的對象。這位已經退休的老闆，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篇採訪里，分享了對企業經營的諸多教訓和看法，身在幕後，卻仿佛比經營者還通透。
至於萬達，在王健林無數次地變賣手中的優質資產的同時，王思聰現身泰安，一時間接班消息甚囂塵上。萬達官方回應稱，王思聰「一直忙於自己的事情，也基本不參與萬達的業務」。低調和聽話，也許就是王思聰在此次萬達危機中最大的貢獻。
在1月5日的另一則公告裏，周成建被選為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被外界視為正式回歸的前奏。
1月10日，劉永好在一次活動中露面，強調新希望堅持不跑路，不躺平。
至於萬達，在賣完萬達電影之後，又賣掉了數座萬達廣場，老王手中的優質資產，已然所剩無幾。
企業經營不善，難堪大用的二代們當然難辭其咎。
2014年，陶華碧退休，個人所持的老乾媽股份轉讓給兒子，全身而退，開始含飴弄孫的晚年生活。
結果大兒子投資深陷爛尾樓，二兒子篡改配方，以次充好，導致口味變化。
一番自作聰明的騷操作，讓老乾媽在2022貴州民營企業百強榜單中跌出前十不說，還信譽全失。
不是所有二代都繼承了一代們的經管基因，強行將他們送上企業舵手的位置，只會加速企業凋零。
但客觀來說，將所有責任推到二代身上，也有失公允。
二代們上台，代表着企業的故事進入新的章節。
就像每個新故事的開頭那樣，一個衰老的父親，一個盤根錯節的龐大商業帝國，和一個未經世事的，稚嫩孱弱的少主。
扶上馬送一程，很有必要。
問題也就出在這裏。
縱觀全球，三星、LVMH這類大型企業，不但不會給繼承人「扶上馬」，還會讓他經歷血腥動盪的權力交割，這對企業發展來說，是一件大好事。
好比養蠱或是籠鬥，一番慘烈廝殺，活到最後的必然是最強大、最堅韌的那個，只有這樣的人，才有帶領企業在變幻莫測的市場環境和激烈的商戰廝殺中脫穎而出的資格。
至於「送一程」，表現的是父輩們對少主們的不放心。
這種不放心，導致他們要麼給少主的決策蒙上一層名為父愛的柔光濾鏡，客觀風險和判斷被置於次要位置。
要麼就像周成建之於胡佳佳，自己在幕後親自操刀，讓二代們變成坐在位子上的吉祥物。
問題是，普遍60歲以上的一代們，早已過了身體機能的巔峰，無論是決策力還是反應力，真的還能適應快節奏的商業經營麼？真的不會英雄遲暮麼？
這麼看來，王健林或是一個特例。
不單單是因為70歲的他，如今仍親自奮鬥在一線，為萬達的危機鎮場子。
更多的，是萬達的，很可能是唯一正確的退路，他早已擘畫好。
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王健林曾表示如果王思聰靠譜，交給他也無妨，但如果他「能力欠缺一點」，就交給職業經理人。
2016年，王健林再次表明態度，稱尊重王思聰的選擇，「職業經理人有儲備團隊。」
2022年，王思聰卸任萬達董事，此後不久，就有媒體曝出，王健林似已下定決心，王思聰退出接班人行列。
能有此覺悟，實屬不易。
職業經理人，這個流行於歐美和中國新興企業，看似平常的企業管理制度，在中國早期的企業里，踐行的也只有像王石王健林這樣的少數「異類」。
以血緣關係作為資源和財富繼承的紐帶，奉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中式傳承，往往不會讓家族之外的人參與決策經營。
這在早期，犧牲的是「二代們」的主觀夢想和意願，到了繼位時，便以犧牲整個企業業績甚至前景為代價，給足「二代們」成長和進步的空間。
這樣的進步和成長，本就具備較大的不確定性，更何況還處於一個如此艱難的外部時段。
全球經濟面臨較大的復甦阻力，國際供應鏈多處阻滯，地緣政治事件頻發，國內經濟復甦存在不確定性。
留給二代們成長的時間和空間相當有限，企業的下一次危機，估計還得靠一代們用蒼老的身軀化解。
但這又能堅持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