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述行"行為的不同批判性解讀中，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恰恰關注了這一外部維度，增加了對奧斯汀"慣習"的社會學分析，這些慣習是"述行"行為成功的必要條件。布爾迪厄認為，慣習言語行為的權力來源"存在於其生產和接受的制度條件中"，其權力"無非是說話者的委託權力"。儘管布爾迪厄的問題意識為權力的社會和制度性質及其委託過程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外部視角，但它仍然只關注"述行"的一個側面，卻淡化了話語的符號學性質在構成"述行"力量方面的作用，從而進一步淡化了制度無法事先確定或預測的話語變化的可能性。
綜合德里達和布爾迪厄對奧斯汀理論的批判性解讀，我們可以思考言語行為的構成性力量。這種力量有兩個要素，即外部社會環境和制度的委託權力，以及話語在新語境中產生不可預知意義和效果的符號學權力。正是因為"述行"的這兩個要素（社會學和符號學）同時運作着，所以即使在嚴格控制的制度化語境中，言語行為也有本意之外的意義。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這種意料之外的結果構成了"述行的政治承諾，它將述行置於政治霸權的中心"（譯註：巴特勒的中譯本里常譯作"表演"或"展演"）。在對意識形態儀式、話語及其效果的討論中，這一點至關重要。
言語行為和儀式行為
奧斯汀的理論以及後世有關"述行"的論著在許多領域都產生了影響。它影響了各種儀式化實踐的分析，而且這些實踐不一定訴諸語言的形式。它還影響了關於這些實踐如何產生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分析。例如，朱迪思·巴特勒把身體規範（embodied norms）視為"述行"行為的儀式化重複ーー這些行為不僅僅指涉先驗存在的"純身體"（pure body），還將身體塑造成性別、種族、階級等等。基於德里達和布爾迪厄對"述行"的批判性解讀，巴特勒反對主體和意義的理論，根據這些理論，主體是事先完全被賦予的東西（given in advance）。相反，巴特勒斷言，主體通過話語來實現，但不完全由話語決定。
艾米·霍利伍德（Amy Hollywood）借鑑了巴特勒的研究以及人類學和宗教研究中的儀式理論，她將"述行"擴大到各種"儀式化行為"，這些行為在不同的語境中被重複，其意義既不被事先完全知道，也不由參與者的意圖決定。嘉芙蓮·貝爾（Catherine Bell）進一步指出，通過在不同語境中重複儀式化的行為，"人"（persons）被生產出來，並將自己生產為"儀式化的能動者（agents）。他們清楚如何既保持又限定權力的複雜微觀關係，並在這種關係中行事。"
這種將儀式化行為和言語行為看作"人之構成"的觀點，與將這些行為劃分為面具（"仿佛"）和現實、真理和謊言的觀點不同。在面具/真理模型中，人首先被假定，然後被捲入戴面具或揭示真相的行為中。相比之下，大多數"述行"理論並沒有在行為之前完全假定人（人在行為的重複中"述行"）。正如哲學家阿爾多·塔希（Aldo Tassi）所言，沒有一個"述行"人先於戴面具的人而存在：
沒有任何角色能夠"支撐"我們所有的其他角色，也沒有任何角色能夠定義我們"真正"是什麼，只有一種"知道"的行為能夠"支撐"我們的"知道"行為，並且定義我們擁有知識（"知道如何"）。
述事維度與述行維度
奧斯汀在他著作的結尾處指出，任何嚴格劃分為"述事"行為和"述行"行為的做法都是抽象的："每個真實的言語行為都二者兼有。"言語行為不應該被單純視作"述事"行為或"述行"行為。反過來，奧斯汀總結說，根據不同的情況，它們或多或少都具有"述事性"，又或多或少都具有"述行性"。有鑑於此，我將探討言語和一般話語的"述行"維度和"述事"維度。這兩個維度在話語中的相對重要性可能會在歷史上發生變化。進一步說，儀式化行為的相對重要性也會在歷史上發生變化。
在本書中，當分析諸如口號、政黨演講和講話等言語行為，以及諸如投票和會議等儀式化行為時，我將談到"述事"維度和"述行"維度的共存。從這種共存的角度來看，投票行為同時做了兩件事——它表明了一個人的意見（"述事"維度），並將投票約束在規則和規範體系內，在這個體系中，它被認為是合法的投票（"述行"維度）。"述事"維度和"述行"維度的統一使投票成為現實，也就是一種被認為在法律、行政、制度和文化方面具有後果的意見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