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現實
蘇聯體制產生了巨大的痛苦、壓迫、恐懼和自由的匱乏，所有這些都有據可查。但是，如果我們想回答社會主義生活的內在悖論問題，就不能只關注制度的這一面。二元對立的敘事往往忽視一個關鍵的、看似矛盾的事實——對大量蘇聯公民來說，社會主義生活的許多基本價值、理想和現實（如平等、社群、無私、利他主義、友誼、道德關係、安全感、教育、工作、創造力和對未來的關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儘管他們的日常實踐經常違背、重釋、拒絕社會主義國家官方意識形態中的某些規範和規則。
對許多人來說，作為人類價值體系和"日常現實"的"社會主義"並不一定等同於"國家"或"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生活往往意味着與國家修辭的官方解釋完全不同的東西。
今天的"後蘇聯懷舊"現象是一種複雜的後蘇聯結構，它有一個不可否認的構成部分，那就是對社會主義現實所提供的、非常真切的人文價值、道德、友誼和創造性的渴望，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日常生活中不可減少的一部分，它們同時與沉悶感和疏離感相伴。
一位俄羅斯哲學家在1995年寫道，從"後蘇聯時期"的位置回頭看，他才認識到蘇聯現實的灰色和恐懼與非常真實的開放主義和溫情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與之相伴的是"人類的幸福"、"福祉"以及"親切、成功和秩序"的形式，它們都出現在一個"設備齊全的、共同生活的空間"。一位俄羅斯攝影師也有同樣的認識，對他個人來說，"共產主義的崩潰"也意味着一些非常個人的、充滿希望的東西的崩潰，那些東西曾經標誌着童年和青年的"熱忱與真摯"。
我們需要帶着批判的眼光研究這些回憶，因為這對理解蘇聯社會主義至關重要。如果不理解社會主義在許多公民生活中的倫理和美學悖論，不理解他們賦予社會主義生活的創造性和積極意義（有時符合國家宣佈的目標，有時罔顧這些目標，有時則產生某種非二元的關聯性），我們將無法理解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為什麼它的遽變對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來說是如此難以想像，卻好像又情理之中？
為了分析這種看似悖論的消極價值和積極價值、疏離和依戀，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語言，它不會把對社會主義現實的描述簡化為官方和非官方、國家和人民的二元論，也不會簡化成"冷戰"意識形態中形成的那些道德判斷。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批評一些後殖民主義歷史學隱含地將"歐洲"作為"所有歷史的主權和理論主體，包括我們稱之為'印度'、'中國'、'肯雅'等地的歷史"，將這些他者的歷史還原為"一種可稱為'歐洲歷史'主敘述的變體"。查克拉巴蒂呼籲後殖民歷史學使用一種新的語言，將歐洲的"主敘述"抹去並將其"省級化"（provincializing）。然而，在俄羅斯，"省級化"的對象不僅僅是"歐洲"（更具體地說是"西歐"），還有社會主義歷史中的後蘇聯"主敘述"，它再現了"冷戰"中"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間的二元範疇。
這本書也試圖尋找這樣一種語言，從而重建社會主義生活中倫理和美學的複雜性，重建它所蘊含的富有創造性、想像力卻矛盾重重的文化形式。我要展示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現實，在那裏，控制、脅迫、異化、恐懼和道德困境必然與理想、公共道德、尊嚴、創造力和對未來的關心混雜在一起，藉此思考蘇聯社會主義生活，使之恢復人性（rehumanize）。
勒弗悖論
和西方民主一樣，蘇聯社會主義是現代性（modernity）的一部分。福柯（Foucault）談到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樣"病態形式"的權力時說："儘管這些權力具有歷史獨特性，但並非原創。它們動用和延展了大多數其他社會中已經存在的機制，並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我們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的思想和手段。"作為一項現代事業，蘇聯社會主義也體現着現代性的那些核心矛盾。
社會主義的一個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勞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謂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普遍悖論。在社會主義之下，意識形態圭臬反映了啟蒙運動的神學理想，意識形態統治則體現了現代國家政治權威的實際考量。二者之間存在裂痕。我們把這個悖論稱作"勒弗悖論"。意識形態統治必須"從一切有關起源的問題中抽象出來"，從而保持在意識形態圭臬之外，卻破壞了啟蒙的充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