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蘇聯公民還定期參加各種城市或地區政府的選舉。這些選舉通常只有一個正式的候選人，並且總是產生大量的支持票。但其實，選民們對選票投給誰不太感興趣和/或無知。謝爾蓋（Sergei，生於1962年）回憶說：
通常我不太清楚這是什麼類型的選舉，也不知道誰是候選人。我只是去當地的選舉中心，拿着寫有候選人姓名的選票，把它放進投票箱。這就是我的整個程序。幾分鐘後我就會忘記候選人的名字。我不記得我當時有沒有興趣，也不管是不是"假"選舉。
大多數年輕人還定期參加在學校、大學、工廠和其他地方舉行的共青團會議。在這樣的會議上，人們參與某些程序，但不太關心內容是什麼，比如在不知道決議內容的情況下投贊成票——並非每次都這樣，但這無疑是一種主流模式。安娜（Anna，生於1961年）回憶說，80年代初，她所在大學的學生團體（20人至25人）定期舉行共青團會議，會議召集人經常提議，也許大家應該直接投贊票，而不用真正進行討論，畢竟大家都挺忙。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類群眾參與和支持的行為？在這些行為中，人們經常很少注意他們參與的儀式化行為和發言的字面意義。這些行為是否單純是一種"假面舞會"和掩飾，只不過為了迎合國家和集體監督的目光？
這些儀式化的事件和文本如何運作，以及它們對制定這些事件和文本的人意味着什麼？這些問題對於理解晚期社會主義的內在悖論至關重要。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整齊劃一的行為、手勢和言語並不指向意識形態的字面意義，而是扮演着一個不同的角色。為了進行這種分析，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權威話語在晚期社會主義產生、傳播和接受的話語條件。
戴面具的行為者
為了解釋意識形態文本和儀式如何在由不可質疑的權威話語之下發揮作用，一種常見的做法是，斷言公民在公開場合"貌似"支持這些口號和儀式，但私下裏卻相信不同的東西。這個理論的基礎是模仿（mimicry）和掩飾（dissimulation）。
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認為，在當代西方，意識形態的成功不是基於馬克思所謂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們只管做"），而是基於他所說的"啟蒙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他們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他們仍然在做"）。
他認為，許多後現代犬儒主義者堅持戴着"誤認"（misrecognition）的面具，他們明知道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們也非常清楚這種意識形態歪曲了社會現實。這種"貌似"的行為模式呼應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對屬下主體（subaltern subjects）話語的討論。
麗薩·韋登（Lisa Wedeen）在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Asad）的"獨裁"統治分析中，借鑑了斯洛特迪克和斯科特的觀點。人們公開表現得"貌似"贊同意識形態的主張，但並不真正相信它們，這種技藝使普通公民"保持他們實際思想的私密性"，維持着"表現和信仰之間的差距"。此外，齊澤克（Slavoj Zizek）用類似的"仿佛"（as if）行動模式來理論化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權力基礎。
1978年，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名作《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構建了一種類似的、70年代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哈維爾認為，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生活在"謊言"之中。他們在公開場合表現得貌似支持意識形態的口號和信息，但私下裏都認為這些口號和信息是虛假的東西。
奧列格·哈爾科爾丁（Oleg Kharkhordin）認為，晚期蘇聯社會的主體是"掩飾者"，這個主體在"官方公眾"和"隱秘的私密"中有不同表現。據此，掩飾的主體分裂了，隱秘的私密自我"只供最親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員注視，但有時甚至也對他們保密"。
所有這些理論都存在一個關鍵問題。儘管它們改變了意識形態在"承認"和"誤認"之間的二元劃分，但又用另一種二元論取而代之（"真實"和"虛假"、"現實"和"面具"、"暴露"和"掩飾"）。根據這種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決議或在集會上呼喊親政府口號等公共政治行為應該得到"字面"解釋（也就是說，一個人對國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