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張力不局限於科學和藝術領域，而是關乎在蘇聯社會中生產、傳播的所有話語和知識形式。在蘇聯早期，前衛政治、科學和藝術的大聲疾呼掩蓋了這種矛盾。他們將自己置於意識形態話語的"外部"，並從這個外部位置對該話語進行公開評論和調整，但最終讓位於對知識界前衛、實驗文化和科學的壓抑，讓位於嚴格和統一的黨的控制。這一轉變由革命事業意識形態本身所固有的悖論促成，合乎邏輯。
斯大林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他站在意識形態話語之外，從外部位置通過自己掩蓋這種悖論。這種外部立場生產、傳播了所有形式的政治、藝術和科學表達的公共元話語（metadiscourse），並以馬列主義的教條來評估它們的精確性和正確性。
這些現象成為斯大林鄭權的標誌——他那巨大的政治權力；對他個人的崇拜；他個人參與編輯的政治演說、科學論文、電影和音樂作品；黨內的"大清洗"運動以及最終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恐怖。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年，尤其在他於1953年去世以及隨後對個人崇拜的譴責之後，這種對話語和知識的外部地位消失了。
結果不是對某個領導人的譴責，而是對國家社會主義整個話語體系的重大重組。換言之，外在於意識形態話語（政治、科學、藝術）的立場不復存在了，意識形態的元話語曾經從這裏發起，如今也從公共傳播中消失。
由於不再有外部聲音可以掩蓋蘇聯意識形態的"勒弗悖論"，構成這一悖論的目標和手段的失調就被釋放出來。這種變化最終導致社會主義後期所有類型的蘇聯意識形態話語結構發生深刻轉變（從意識形態的語言到意識形態的儀式、實踐和組織）。
基於這種轉變，解讀意識形態表達的"字面"意義變得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重現意識形態精確的結構形式。這種話語制度的轉變最終導致晚期蘇聯的文化發生了深刻轉變，在流於形式的意識形態（形式、儀式和組織）之下，不確定性、創造性和未曾想到的意義空間被開闢出來。這樣一來，"勒弗悖論"又再次困擾蘇聯體制。它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在內部產生了一系列矛盾的條件，使得這個制度的"內爆"在開始之時看起來是如此出人意料，而一旦發生，又是毫不意外和迅速。
"骨碟"，蘇聯的地下樂迷把音樂翻刻在X光片上。上圖是比爾·哈利（Bill Haley）的專輯Rock Around the Clock（約1954年），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的Tutti Frutti（約1955年）
行為與儀式
蘇聯後期，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文件、演講、儀式化的做法、口號、海報、紀念碑和城市視覺宣傳）變得越來越規範化，它們變得無處不在。話語形式的這種標準化是逐漸發展的結果，因為自20世紀50年代起，斯大林的聲音消失了。隨着這種轉變，意識形態的表達形式被固定下來，並被不斷再生產，從一個語境到另一個語境都沒有什麼改變。大部分時候，這些表達不再需要解讀字面意義。
這種固定下來的、規範化的話語體系類似於巴赫金（Bakhtin）所謂的"權威話語"（"authoritative discourse"）。巴赫金認為，權威話語縈繞着一種嚴格的外部思想或教條（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其他的教條），因之凝聚在一起，並在一個時期的話語體系中佔據着特殊的位置。
權威話語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基於編碼的特殊"腳本"，權威話語與所有與之共存的其他話語截然不同，這意味着它不依賴於它們，它先於它們，也不能被它們改變。第二，所有其他類型的話語都圍繞它組織起來。其他類型話語的存在取決於與權威話語的關係，必須參考它、引用它、讚美它、闡釋它、應用它，等等，但它們不能干擾和改變它的編碼。
社會主義後期，規範化的蘇聯意識形態話語不再是一種通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它不再在"意義"層面上發揮作用，因此我將在下文把這種話語稱為"權威話語"。
社會主義後期，蘇聯意識形態運作的變化反映在蘇聯公民參與意識形態儀式和活動上。很多民族志研究都探討過這個話題。例如，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期間，絕大多數蘇聯人都參加了蘇聯各大城市的"五一勞動節"和"十月革命節"遊行慶典。領導人站在高台上，向遊行的群眾揮手致意。當擴音器響起官方口號時，人們歡呼雀躍，這幾十萬人雷鳴般的吼聲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像同一個人喊出的口號。1981年5月2日，據《真理報》報道，這些大規模的活動"無疑證明了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關係"。但實際上，遊行隊伍中的大多數人很少注意口號內容，許多人也不知道他們攜帶的畫像上到底畫的是些什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