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觀點中，哪怕主體被賦予了一些能動性，也是出於壓迫和恐懼。這些主體的聲音往往無法被聽到。例如，約翰·揚（John Young）將蘇聯公民描述為"不順從的異見人士"，他們"用'事實'來反駁政府的欺騙行為，與官方的假話形成對比"，"他們關起門來和受挫的朋友談話；他們發明手語以防隔牆有耳，秘密警察就在公寓門外偷聽；他們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手冊或錄音"。這些都是極端的例子，但它們是將蘇聯生活概念化的一種顯著做法。
在前蘇聯"解體"後對社會主義的回顧性分析中，二元的隱喻也很普遍。在這些分析中，蘇聯文化被分為"官方"和"非官方"兩部分。社會學家烏瓦洛娃（Uvarova）和羅戈夫（Rogov）認為，這種劃分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一種特殊的異見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原則上沒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出現在（官方）蘇聯雜誌上，而真正的文字只能發表在非官方出版物（Samizdat）或外國出版物（tamizdat）之上"。
烏瓦羅娃和羅戈夫在批評這種劃分時，將蘇聯文化劃分為受審查（podtsenzurnaia）和未受審查（nepodtsenzurnaia）兩部分。這種術語的變化有助於突出蘇聯文化的悖論性。然而，他們仍然將蘇聯的現實還原為國家（審查）和社會（非審查）之間的二元劃分，卻沒有說明社會主義中許多被允許、容忍、甚至在官方審查範圍內被推廣的常見文化現象，這些現象與黨的意識形態文本有很大區別。
這些二元模式持續存在的原因之一，是許多與蘇聯社會主義有關的批判性知識的特殊"情境性"（situatedness）。這些知識要麼產生於社會主義之外，要麼產生於回顧社會主義之時，要麼產生於反社會主義、非社會主義或後社會主義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議程和真理主導的語境之下。
80年代的蘇聯鍋爐房，亞歷山大·弗洛倫斯基（Alexandr Florenskii）繪（1990年）
羅戈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期的日記（寫就於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的回憶錄是用兩種不同聲音和語言書寫的東西。並且，它們還以兩種不同的方式或隱或顯地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的日常現實（everyday realities）。回憶錄不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批評比日記多得多，而且直到90年代的回憶錄中才出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構想，以及對作者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地位的想像。
此外，帕特里克·塞里奧（Patrick Seriot）認為，直到80年代末"經濟改革"結束之時，有一件事對知識分子才有了強烈的政治意義，那就是突出區分社會主義時期的"官方語言"和"他們自己的語言"，因為後者被追加建構為一個"通過鬥爭獲得的自由空間"。
此外，"停滯"（zastoi）這個詞雖然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標籤，但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結束、社會主義制度正在經歷快速轉型之後，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才出現的術語。其實，把勃列日涅夫擔任黨的總書記這段時間（60年代末到70年代）概念化為具有具體歷史特徵的某個"時期"，也源自"經濟改革"之後的回顧。羅戈夫認為："70年代，蘇聯人對時代歷史坐標的理解相當模糊，比從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角度回頭看要模糊得多。"
"經濟改革"的批判性話語暴露了許多蘇聯歷史的未知事實，並批判性地闡明了許多在那之前隱約知道但未被闡明的現實，也產生了很多迷思（myths），這些迷思被80年代末新出現的革命思想和政治議程染指。在這種革命的語境下，已成昨日的制度被諸多二元範疇統攝。
這些二元範疇有更深的源頭，源自"冷戰"下形成的廣泛"知識制度"（regimes of knowledge）。當時，"蘇聯陣營"被表述為與"西方"相對立的範疇，而且也不同於"第三世界"。
僅批評二元論並不能解構它們背後這些更深層次的基本假設。例如，蘇珊·加爾（Susan Gal）和蓋爾·克利格曼（Gail Kligman）對主導國家社會主義研究的許多二元劃分進行了重要的批判，他們認為，在這些社會中，"除了'我們'與'他們'、'私人'與'公共'之外，還有一種無處不在的、嵌套或交織的範疇。"但他們也認為："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制度運作的同謀，他們撒謊、偷竊、兩頭下注、口是心非"，甚至"親密愛人、家庭成員和朋友之間也互相告密"。這種觀點認為，道德困境是人與制度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核心，也反映了前文提到的潛在假設，假設社會主義建立在一個複雜的"不道德網絡"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