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2019年舊文。]
《管子·乘馬》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溝防」。而雄安新區卻選在了「冀中凹陷」，是華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違背了老祖宗的教導。這就是雄安新區發展緩慢而且未來也不可能有大發展的根本原因。要保證雄安新區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沒，最好的辦法就是放棄雄安新區的雄偉計劃，人類畢竟要遵守自然法則，中國人必須尊重真正的傳統文化。
一、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決定指出：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同時也是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
規劃範圍涵蓋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三個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因而取名雄安新區。雄安新區位於北京南部一百餘公里處，緊靠華北平原最大的湖泊——白洋淀。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按照中國城市規劃的一般設置，一平方公里建成區的人口為一萬人計算，起步區人口為一百萬，中期發展的人口為兩百萬，遠期發展的人口為一千萬。據說設立雄安新區的目的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
其實設立雄安新區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國土規劃上的什麼戰略佈局或者空間結構的調整和改善，而是完全出自政治目的。鄧小平重新上台後，接受他人建議，提出要建設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較為成功的是背靠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之後鄧小平又提出了要建設上海浦東新區，但在規劃時遺忘了浦東原本對太湖擔負的泄洪功能，釀成了1991年太湖洪水大災害，淹了中國的錢袋子。現在把深圳特區的功勞歸於中共第二代領導鄧小平，把浦東新區的成績算在中共第三代領導江澤民頭上。中共第四代領導胡錦濤搞了一個天津濱海新區，現在基本上是個爛尾工程。作為中共第五代領導的習近平當然也朝思暮想地要搞一個新區，一個不同於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新區，一個高於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新區，顯示其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
二、雄安新區的構思出於何人之手？
有人說，雄安新區的構思出於中國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市市長徐匡迪，主要有兩個依據。第一個依據是中央電視台報導習近平2017年2月23日考察雄安新區時的一段電視畫面。站在習近平右後方的是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站在習近平左後方的是一位戴着墨鏡和鴨舌帽的「神秘人士」。這位「神秘人士」就是徐匡迪，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組長。第二個依據是，徐匡迪第一個出來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雄安新區的構思。2017年6月6日由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大會在北京舉行，徐匡迪介紹了雄安新區的選址、城市功能、城市發展規模和城市特色。關於雄安新區的選址，徐匡迪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是山川地勢；
第二是中軸線和對稱；
第三是河湖水系。
圖片來源：新唐人電視台：雄安設計師罕見自曝選址秘密：源自傳統風水理論。
徐匡迪解釋說，雄安新區的選址，「這是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關於城市建設的『山川定位』立軸線的哲學思想。」「按照中國傳統南北軸線理論來看，北京城市中軸線南延下來正好是霸州，但因為霸州地質情況不是很好，不適合建新城。經在附近尋找，最後在5個選址中敲定雄縣、容城、安新三個區域聯合起來叫『雄安新區』」。徐匡迪拿北京城舉例說明，「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歷史比北京城還要早五百年，雄安新區正好位於潭柘寺這條千年南北軸線正下方，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軸線成對稱佈局。「將城市營建納入山水體系，山、水、城綜合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這個地方人口密度低、開發程度低，發展空間充裕，如同一張白紙，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
但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其撰寫的《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中文譯名：《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英文版2015年出版，中譯本2017年出版）一書中里透露，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個人的設想。與徐匡迪沒有關係。書中記載：習近平在2014年7月告訴保爾森：（雄安新區）「這是我個人的設想。」港媒曾爆料，北京當局佈局的千年大計選擇〝雄安〞是有原因的，有人解釋說，「雄安新區」主要由三個鎮（指平王鄉、大王鎮、雄州鎮）來組成，這些鎮的名字的寓意就是「平王做了大王要雄霸天下」。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出，設立「雄安新區」本身就是違反了中國憲法，因為憲法第62條提到中國人大行使的職權就是決定特區的設立和製作。可是2017年4月1日之前剛結束的全國人大中，沒有人提出雄安新區的討論和對此進行表決，當時的人大代表對雄安新區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還不如一個美國人）。現在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把雄安新區的說法提出來了，置人大代表、法律憲法不顧，可見是習近平的個人意志，是為了他的面子工程。就這點而言，這比當年的三峽工程還要惡劣，畢竟三峽工程經歷了「專家的論證和討論」。
據說，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公佈之前，中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這個決策，知道雄安新區這個名字。可見雄安新區屬於國家最高機密，目的是為了防止有人投機，炒高雄安新區的房地產價格，給未來的發展製造不必要的困難。但是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公佈之後，人們發現神秘的投機者早已下手了。如果不是中共最高層的其他領導人走漏了這個消息，那麼泄密的這個人就是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他的書在2015年公開出版發行，泄露了中國的最高機密。而向國外勢力泄露國家最高機密的就是習近平本人。
筆者以為，保爾森先生的說法比較可靠，雄安新區是習近平個人的設想，而不是徐匡迪的主意。因為徐匡迪關於雄安新區選址的三個理由，都是似是而非。任何一個經過國土規劃或者城市規劃專業訓練的人，都不會挑選雄安新區作為未來一個百萬人口甚至千萬人口城市的城址。中共中央、國務院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是在2017年4月1日做出的。在西方社會，4月1日是愚人節，在這一天人們可以各種方式搞笑、造假、愚弄或者欺騙。對於筆者來說，這個決定應該是愚人節的搞笑，是習近平對中國人的愚人節搞笑。
三、雄安新區選在「冀中凹陷」
從2014年7月習近平告訴保爾森先生算起，建設雄安新區的設想起碼已經有近五年的時間了；從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7年4月1日做出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決定算起，也有兩年的時間了，雖然最高決策層很重視，給予雄安新區的行政級別也很高，配置的城市規劃力量很強，投入的資金不算少，但是雄安新區的建設發展一直十分緩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