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奇書
雷光漢的未刊書稿《我的中國心結：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蘇聯流亡記》是一本奇書，這是一位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的鎮壓，於1970年「外逃到蘇聯」的前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在蘇聯中亞地區飄泊沉浮的實錄。二十世紀以來，雖然中國人寫的旅蘇觀感為數可觀，但稱的上是名篇的卻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餓鄉記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蘇俄視察記》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訪蘇記行》和1952年的劉白羽的《莫斯科訪問記》，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無一不是對蘇聯新制度直白的讚美。建國後的訪蘇遊記寫得好的也是屈指可數，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結集，發表在1957年春《文匯報》上徐鑄成的訪蘇遊記，從中多少能捕獲一些蘇共二十大後蘇聯社會的變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紹信在南京圖書館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匯報》，時間一長，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員覺得不對頭，就打電話到我單位進行調查，結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時期閱讀的《在阿爾迪克夏令營》，它敘述了一群中國少年兒童在1951年由老師和醫生陪護前去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索契附近的阿爾迪克夏令營度假的經歷，曾激起我無限的神往。至於青少年時期在蘇聯長期生活過的一些高幹子弟，則很少看到他們親自寫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還是生活經歷的限制，人們只能通過《紅櫻桃》一類的影視作品多少了解一些當年他們在蘇聯的生活。
中國人寫的批評蘇聯的長篇記實性讀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幾本，其中1984年由群眾出版社內部出版的馬員生的《旅蘇記事》最具史料和研究價值。另一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與流放》，內容都是中共早期黨員在蘇聯黨爭中被打成托派，在蘇聯極北地區做苦役幾十年的經歷，這些蘇聯大清洗的倖存者在50年代中赫魯曉夫時期才回到祖國。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雖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國人逃往蘇聯，但從沒聽說他們中有人就他們在蘇聯的生活經歷寫出了作品，雷光漢先生的這本書稿應是第一本。
雷書的貢獻和價值
雷光漢是文革期間的「外逃者」，寫了中蘇關係緊張時期他在蘇聯中亞地區被審查、被監視、做工謀生活等等傳奇般的經歷，作者被KGB（克格勃）長期監控，以後又試圖逃往伊朗，被抓回後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1979年中越之戰，蘇聯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亞，還經歷了中蘇關係解凍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的歲月，稱的上是一本內容豐富的實錄。
蘇聯的中亞地區，而不是遠東地區，中國人相對了解不多。文革中紅衛兵翻印過反修小冊子，寫中國留蘇生在塔什干，都是蘇聯人怎麼偷偷對中國留學生說他們熱愛毛澤東，從這些膨脹的敘述中，根本無從了解當時當地的真實情況。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蘇聯當局就將許多政治上被懷疑的少數民族大量遷徙至中亞，中國音樂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圖，以後也病逝於此。
雷先生長期生活在蘇聯的底層社會，他接觸的多是「下里巴人」，這是那些短期訪蘇，走馬觀花的中國高幹和社會名流根本接觸不到的群體。這些人所寫的訪蘇遊記，除少數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遊記抒發滿頭腦的親蘇、慕蘇情愫，在價值上和雷光漢的書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語。通過他的書稿我們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國人在蘇聯受壓最深，歧視中國人最厲害的還不是俄羅斯人，他們中的多數人對中國人都還友好，對中國人最壞的是蘇聯的xx族等少數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國人一樣，長相也差不多，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所以處處表現出自己對於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他們口口聲聲我們蘇聯怎們好，你們中國怎麼壞，每當遇到壞事，都是中國人幹的，一逢上節日，大家都緊張，「中國要向我們進攻了」的謠言總會傳到耳中。
雷先生的書稿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亞地區中國人的眾生相。例如，「伊塔事件」（1962年4-5月）前在中國新疆軍區任少將的維族人（其實是俄羅斯族），跑到蘇聯後就在阿拉木圖市場賣西瓜。作者說，在蘇聯的中國人死心踏地做漢奸的多是那些素來革命的「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人……跑到外國來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軍趕到蘇聯的前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一般都潔身自好，也心繫祖國。筆者印象特別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邊防軍戰士，因為一直入不了黨就越境跑到了蘇聯，為了討蘇聯人的好，馬上將對中國領袖的崇拜轉變成對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將俱樂部掛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畫像偷偷拿下來，壓在自己房間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掛着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永遠跟着蘇聯共產黨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對着勃氏畫像表忠心。他以為這一套在中國吃得開，在蘇聯也一定吃得開。可是蘇聯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如此熱愛勃列日涅夫，更沒人在宅內貼他的肖像」。後來也是因為蘇方沒有接受他當蘇共黨員，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個月後，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勞役。蘇聯人下手還是輕的，如果在中國，就憑這一條，就得挨槍子兒。此等鮮活的細節，是那些短期訪蘇者，甚至留學生也永遠無法發現的。
「外逃」曾是一個嚴重的罪名
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說那時被檢舉「偷聽敵台」就得坐牢，「叛國投敵」或「企圖叛國投敵」，被捉將回來，不被槍斃，也得判個長期徒刑。
最早知道「叛逃」，還是在文革前，報上說中國駐荷蘭代辦叛逃到美國！看到這條消息使我非常震驚，這麼重要的外交官怎麼也會叛逃？以後讀書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發現我喜歡讀的那本反蔣小說《侍衛官札記》的作者也是一個「叛國投敵」分子。更有甚者，還聽說文革中的中國駐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鮮，在鴨綠江邊被抓了回來，結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年後該大使獲得平反）！
以上都還是一些個別現象。實際上，「外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建國後就出現了，1957年後人數迅速擴大，除了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外，在政治運動中蒙受打擊走投無路的右派、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軍，只是後者成功的極少。他們大多天真，缺少社會閱歷，又不熟悉當地的地理民情，更無錢和蛇頭拉上關係，加之不會說廣東話，要逃到香港，比登天還難。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學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他倒是頭腦清醒，當大多數右派大學生對什麼南斯拉夫、英國想入非非時，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要求政治避難，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保護，而是塗改了學生證，然後買了一張南下深圳的火車票，準備逃往香港，誰知剛下火車就被當場捉去，從此在青海格爾木勞改了二十多年。
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人數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後才知道這是當時的廣東領導者有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大饑荒年月中放饑民一條生路，同時也是為了減輕當地的糧食壓力。廣東老作家陳殘雲的小說《深圳河畔》的書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風潮，在那個年代，誰都不敢公開點出這個問題。
與廣東大逃港差不多同時，發生在1962年4-5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有關，也是蘇方對中方「反修」的報復，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人員的策動下，北疆幾個縣有六萬多中國人外逃到蘇聯。在這之後，在中國的壓力下，蘇方關閉了邊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沒想到，文革中居然還有人不怕死，通過不同方式越過中蘇邊境當局設置的種種障礙，跑到蘇聯去，而逃蘇的人數之多，要不是讀雷先生的書稿，也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報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聰「叛逃」一事說的一番話，就知道決不能當真。他說，讓他們跑（到國外去）吧，讓他們去吃黑麵包（大意）。雖然在「伊塔事件」發生時，他批准新疆軍區的兩個俄羅斯族少將（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龍太也夫、伊犁軍分區參謀長馬爾果夫）要求回蘇聯的申請，甚至還指示給他們開歡送會（跟隨他們回蘇聯的還有軍隊中的俄羅斯等族校、尉級幹部四十餘人），但那只是極個別的事例，不具普遍意義。最高領袖批准軍隊中的親蘇分子回蘇聯，其着眼點是為了徹底清除蘇聯在中國軍隊中的影響。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後，中國大大加快了遣返蘇僑的行動，甚至放寬到：「蘇聯僑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觸一般機密的人申請出境，一般不要阻留，應當迅速批准，讓其離境」。「申請出境的蘇聯僑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債務糾紛，應當儘快設法解決」。「蘇聯僑民的中國籍直系親屬，要求一同出境，可以聽其隨走」。中方對要求前往西方國家的蘇僑333人，也提供協助，這在過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蘇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體辦法就是「擠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萬蘇僑，只剩下堅決不肯離開的201人了，而他們實際也處在中方的監控之下，這樣就基本清除了蘇聯在北疆地區長期經營而形成的社會基礎。
所以，橋歸橋，路歸路，1962年對「伊塔事件」的忍讓態度，並不意味中國將把此奉為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卡斯特羅在60年代前期的幾年讓願意離開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國的邁阿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蘇聯（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裏，列寧曾放了一些俄國著名知識分子去歐洲）等都沒有這樣「灑脫」。東德為了防範它的人民「叛逃」到西德，1961年8月13日，還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不知有多少東德人被自動步槍掃射倒在柏林圍牆下！也是在1967年，還是從大字報上看到音樂家馬思聰在逃到美國後寫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至今還記得這份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卻沒有聲音。寫到這裏，聯想到中國在1979年後允許自費留學，進入21世記後，又開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國公民國外旅遊，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和進步啊！
雷的書稿中說，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就開公審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了，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成潮，可經歷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據雷先生的觀察，KGB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帶家屬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幹活」。
雷先生說，中國人過來以後，大部分在農場或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只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也有以後成了工程師，博士的。他們中只有少數人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少部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
這些當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結束，註定是要被當作「叛國投敵分子」永遠受到譴責，他們自己也不敢回國，除非認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後，作為「無國籍者」，和我國駐蘇使館取得了聯繫，使館人員對他親切有加，還恢復了中國國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