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不是讓人傷感，也不是用來諷刺的，是讓人明白的。領導幹部，有錢人，記者，
我們幹的所有事，也都會被後代重估，過去不知道怎麼做，就不知道吧。現在明白一點，就是一點。明白一點，就做一點。
「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梁思成1944年
1
看胡勁草的紀錄片才知道，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一生，與一個人關係巨大。
1928年，他們選了3月21日結婚，選這個日子，因為是宋代建築大匠李誡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慚愧，我只知魯班，不知李誡。
李誡的書《營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親梁啓超寄給他們的，信中寫「此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贈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
這本書影響梁林終身。
他倆回國後加入「營造學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務是研究此書。
他們的兒子叫「梁從誡」，意思是「師從李誡」的意思，這兩個字裏有極深的寄望。粱從誡後來差兩分沒考上清華的建築系，當時他父親是系主任，「不置一詞」。梁從誡晚年時說起這事，臉上仍是羞慚，說「（我）沒出息」。
可見《營造法式》在這兩個人心裏的重量。
2
像我這樣對建築無所知、只從媒體上多少知道些梁林往事的人，除了八卦，只模糊猜測，營造學社？這是清華大學或者東北大學的吧？
看紀錄片才知道，這一研究完全是個私人機構。
創辦人就是梁啓超信中說的贈書者「朱桂辛」——朱啟鈐。李誡的書失傳多年，也是由他發掘。
我沒太留意，以為也是像梁啓超一樣的知識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長袍，一副老實樣子，眼睛下面掛着大眼袋，看上去是一個土氣的老頭兒。
紀錄片中說，這人是當時的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國務總理。
咦？領導幹部？
3
看完紀錄片查資料，才發現朱啟鈐是個好玩的人。
他這人，用曹聚仁的話說，「會做官」，一輩子，從晚清，北洋政府，民國，新中國……都沒耽誤。
他外祖父是漢學大師的弟子，他舊學很好，母親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荷包，祖父書畫的包頭用的是《紅樓夢》裏寫過的寸金寸絲的緙絲，他後來對藝術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這一縷纏綿。
他在湖南長大，正趕上清末鐵鏽的大門被嘎嘎推開，天風海雨，交織而來，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濺的地方。就算是官僚，像巡撫陳寶箴和學政江標，也氣象開闊。江標當主考，出的試題的題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論自來改政之不易》、《古今儀器考》……
小朱同學正年青，不憤青才怪，「往來吳會，頗復與其邦賢士大夫游，益憤切，喜改革說」。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被絞殺，他在長沙仍然和章士釗「私購禁書，交相傳習，意氣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沒參加科舉，二十二歲從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幹活幹起來的，走的是經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復出後，他在晚清創辦了「京師警察」制度，當時的警察什麼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衛生，社保，救濟……曹聚仁寫過，「我們如今看來，警察算得什麼?在當時，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動一盞燈試試。
北京的晚上一直烏漆麻黑，朱啟鈐想在北京街上裝路燈，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控訴他。
曹聚仁說，「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而敢違犯這規矩的乃是肅王善譽的福晉，他們有勇氣判罰那福晉銀元十元，真是冒犯權威，居然使肅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
一個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有什麼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師才三十出頭，決心動它一動。
老舍與梁思成
4
袁氏當國時，1913年，朱啟鈐當了內務總長。中國的城市化是被資本的力量拱出來的，京奉京漢兩條鐵路一路修到了前門，兩邊商鋪雜立，首都第一次出現擁堵。
最堵的點就在正陽門，它取「聖主當陽，日至中天，萬國瞻仰」的意思，這是國門，也是前門，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正陽門城樓與箭樓被燒毀，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緒迴鑾的時候，都得在城門上臨時扎五間紙做的牌坊，來裝點門面。
這門從不為平民而開，要在這個門上動土開洞，是個扎手的事兒，朱寫：「訾余為壞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書四出，繼以談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
而且政府說了，修路挺好，但我沒錢。
朱找到鐵路，說，你看這也是為你們好，你們出錢吧，出了錢，回頭舊城的土你們還可以拉走墊路，留下點給我種草種花就成，就這樣，他自己把清理的費用都省下來了。
他把正陽門兩側打開兩個大洞，東進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長街與北長街、南池子與北池子，開通長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當時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評價他，「作為一個建設者，他成了北京的奧斯曼男爵。」
奧斯曼是法國塞納省行政長官，對巴黎有過大規模市政改革，建設新的給水和溝渠系統，建設新的寬廣的林蔭道，開闢公園。
不過我覺得這個比喻背後還隱隱有一層意思，是指朱啟鈐和奧斯曼都受到了先擔任總統後又稱帝的獨裁者的支持。
袁世凱為了支持他，送他一隻銀鎬，紅木銀箍，上面寫：「「內務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於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
朱啟鈐在雨中敲落第一塊古老城牆上的磚。這被叫做「開啟民治北京的先河」。
5
但朱的改造並非大錘一掄，通通砸碎。
他把正陽門瓮城正面箭樓保留了，讓德國工程師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經提醒在中國的外國設計師，如果不懂中國建築，最好不要輕易與朱啟鈐接觸，因為這人是個有很強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築，一唯歐風是尚，舊式法規，薪火不傳，行將湮沒，矍然引以為憂」，他第一個提出「修舊如舊」的概念，也第一個頒佈「勝跡保護條例」。
草的片子裏，有句話很可深想，「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皇朝更迭，成王敗寇。二千年來歷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項王，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以逞威風，破壞殊甚。」
辛亥革命後，能免去這一把火，還是有人懂。胡適總結過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價值」。什麼叫重估？「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了解了什麼是真價值，才不會簡單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麼要廢棄，什麼該去珍重寶愛。
6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車遇到一對美國夫婦，隨他們一起回中國。「車頂上坐滿了搭霸王車的旅客，儘管這樣，雨水還是漏進來，滴在我們用報紙折成的帽子，淋濕了座位靠背上點着的蠟燭。就這樣到了北京，一個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個鼻孔里是糞臭……」
這不奇怪。1900年的時候，仲芳在《庚子紀事》裏寫，「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然俱建茅廁，尚稱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計數。」
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的開始，是這麼個方式，看了讓人心裏說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國，公共廁所是什麼樣子？徐城北寫過——當時京城最繁華的前門，大戲園子的右側，有一個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無論觀眾還是演員，一旦感到「內急」，都立刻跑向那裏，撩開褲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龍」。
當時的首都，廣渠門外墳墓荒草，沒有道路可言，沒有公園，沒有博物館。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啟鈐當內務總長的時候兼京師市政督辦，整理北京街市溝渠，在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墊，闤闠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辟城門，開馳道，濬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戶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界既正，百堵皆興」。
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這個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城河栽上楊柳，這才有春綠冬白以及盛夏時我們頭頂的濃蔭。
7
北京的第一座公園也是朱啟鈐開闢，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
這個地方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壇，清帝退了位，沒人管，壇里榛莽叢生，蛇鼠為患。守壇人在園內種了很多苜蓿，飼養豬羊。
朱啟鈐說想蓋個公園，北洋政府說行你干吧，但我還是沒錢。
他就自己個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個董事會，對外募捐，說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卻「向無公共之園林，堪備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籌了四萬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楊度，和他自己，就這麼修成了。這裏沒有山水亭榭，他在園中東面建來今雨軒、投壺亭、繪影樓、春明館……又建東西長廊，曲折往復，今天我最愛走還是那一彎，滿頭紫藤花。
「來今雨軒」這個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取舊雨新朋、情義恆在的意思，這個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啟鈐又出面與清宮交涉，在公園與故宮之間開了扇門，把西華門內的武英殿闢為展室，展出皇家珍寶，起名「文物陳列所」。
這是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學者文人就都來了，學者譚其驤回憶過，「春明館是老先生們聚會的地方，我曾在那裏遇到林公鐸，座無他人，被拉坐下。他張口之乎者也，講幾句就夾上一句『譚君以為然否』，蒙文通、錢穆、湯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園可以從太陽剛下山時坐起，晚飯就在茶座上叫點心吃當一頓飯，繼續坐到半夜甚至後半夜一二點才起身，決不會有人來干涉你。」
最熱鬧是青年人常去的柏斯馨，取詩經中松柏斯馨的意思。園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啟鈐一一造冊，養護，很多人愛這點青黛色。詩人林庚白和畫家林風眠在這兒賞雪鬥詩，五古聯珠，一共聯到120多韻，轟動得很。程硯秋和新艷秋先後在柏斯馨旁邊雪地上排演《聶隱娘》戲中一段紫雲劍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來公園必坐柏斯馨，因為這是西式茶點，吃杯「禮拜六」，要盤「咖喱餃」。呵呵，洋氣。
找資料時看到史學家謝興堯寫過的一段話：「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館呢?……有許多曾經週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桌，一隻藤椅，一壺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看了有點難過。
朱啟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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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是有心人，他當警察的時候，每日騎馬巡察，蹓蹓躂躂，對京城的宮殿、苑囿、城闕、衙署等一切有形無形的故跡，都「周覽而謹識之」。
一個後來做到國務總理的官員，交往的人「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各種街頭巷尾的老工匠老師傅，聽到他們零聞片語都「寶若拱壁」。連清代《工程則例》之類的書也「無不細讀而審評之」。
中國讀書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對建築有點興趣，也多只是把玩，對技術無記載，匠人間也全靠口耳相傳。顧准說過，「中國有許多好工藝，卻發展不到精密科學。中國沒有唯理主義……中國有不成系統的經驗主義，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這成不了『主義』，只成了傳統的因襲。」
朱啟鈐分析得更明白，為什麼官府也不記載這些技藝？「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刪汰了」。
他舉了個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會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而讀書人看不上這行當，對跟錢有關的事只覺得粗鄙。蔡元培說，自漢以後，最讓人追摹的學者都只求道德學問，遠離現實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園；陽城讀書集賢院，晝夜不出戶，凡六年，「為人所艷稱」。
他把這種態度叫做「專己守殘」。
後果就是幾乎沒有文字性的建築手冊，到了朱啟鈐這兒，中世紀都城的現代化要從他開始了，但建設這件事，兩手空空，無程序可循，沒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問也不知問誰。
他後來因公去歐洲，見人家「一藝一術，皆備圖案，而新舊營建，悉有志書上」，才覺藝術傳承的標準和價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決心「再求故書，博征名匠」。
當然，政府還是沒這個錢。
9
1915年，他四十三歲，支持袁世凱稱帝，還是大典籌備處處長。
這事之後他被通緝。咒罵的當然很多，梁思成後來決斷要不要跟他合作，有過躊躇，有這個因素。也有人為他叫屈，說他當時也是無奈，必須擁袁來保全自己，還有說他被挾持之類。
他終身沒提這事，沒辯解沒懺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譜上寫過一字，說項城「知」我。這大概算是芮恩施說的「骨子裏他是完全中國式的人物」。
後來因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還被特派南北議和總代表，談判破裂了，但路過南京時，在藏書家陶湘那裏淘到《營造法式》，這才見到最為完備的中國古代建築的記載。
中國古代漢語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營造」，這書是中國法典式的建築手冊。
寫書的李誡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築正是顛峰。李誡的紀錄「上可以溯秦漢，下可以視近代」，像一個剖面，能看到什麼是進化，什麼是退步，什麼為固有，什麼是輸入。建築是一個國家文化史的演進，「移身換形，躍然可見」。
但古人的用語，句讀千年之下已經難看明白，朱啟鈐發起「營造學社」，研究這本書，一開始地點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沒掛，幾張桌，請了幾位國學家，但老頭兒們懂古字兒，卻不懂建築，很看不明白。
當時在美國讀建築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這書，「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後，隨着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這兒就停下了，行吧，這麼複雜的事，傳之後世，讓將來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對朱啟鈐有個評價，叫「事必果乾」。這個人有口倔強之氣，他的書房叫「一息齋」，來自朱熹的話：「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