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因為我先生的工作，我們全家遷往西班牙巴塞隆拿。離開北京前，我把所有以前採訪穿過的西裝都送了人。對我來說，這是個解甲歸田的動作，我要去一個陌生的國家，不再工作，只是生活。我們住到了人流密集的蘭布拉大道邊上，它代表我想要的遊客式的生活：與人互不相交，各行其是。
一個月後恐怖襲擊發生，打破了這種幻覺。就在蘭布拉大道上，22歲的襲擊者駕駛貨車，以Z字形沖了800米，撞擊一百多人。他不可能看不到女人和孩子，聽不到尖叫和人落在擋風玻璃上的聲音，但他停下車的唯一原因只是因為車底盤下的人太多，無法再往前開。
蘭布拉是我先生回家的必經之地，恐怖襲擊發生時我有十五分鐘聯繫不上他，緊張感攥緊我頭皮可以把我拎起來，腳底的汗卻把我粘在地板上。
當晚巴塞隆拿從沒那麼寂靜過。我女兒睡得很不安，小手指輕輕抽動。我握着它，一邊看新聞。凌晨時我從床上彈坐起來，手機短訊說：新的襲擊發生。五人拿着刀斧砍向路人。我推醒我先生，他臉上像痛苦也像悲慘的笑，那是荒誕的表情。他說"不可能吧。"
這一天還沒過完，至少十四人死了，130多人受傷。
第二天我們走上蘭布拉時，讓我震驚的不是看見了什麼，而是什麼都沒看見。這條歐洲最繁華的步行街上空空蕩蕩，連鴿子都消失了。遇難者存在過的唯一痕跡是地上畫着的綠圈，其中之一代表三歲的男孩哈維，和我女兒一個年紀。我先生半蹲在地上看那個綠圈，如果當天稍早幾分鐘，他也會在這條街上，戴着耳機，扛着沉重的箱子，那輛車如果從身後來，他會什麼都聽不到，也無法閃躲。
五天後我帶父母去法國旅行，我們打算去的每個景點在過去一年裏都發生了襲擊，這個世界到了在鏤空的艾菲爾鐵塔周圍建起防彈牆的地步。回到西班牙，我們想搬去海邊小鎮Salou生活，但去了才知道我們住的賓館是本拉登的特使與911劫機犯會面的地方。我進入那個512房間，陽台上兩把椅子正對着暗黑的天井，他們會面的目的是確定襲擊目標，七周後飛機撞向了雙子塔。
恐怖主義在歐洲紮根之深，之廣，之早，遠超我想像。
最讓我震驚的是襲擊者的臉。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我會認為他們是學生。他們攀岩，在沙灘吃烤魚,穿着法國足球隊隊服。沒有一個人有恐怖主義前科，沒人在海外受訓，他們長大成人的地方沒有種族衝突紀錄，幾乎沒有失業人口。這些移民第二代比父輩更有語言、技能、有工作、受良好教育、更融入西方，恐怖主義為什麼恰恰動員這一代？
沒有答案。結果是一個社會被嚴重撕裂，我聽到了陰謀論，看到了極右的崛起。全球範圍內多數恐怖襲擊遇難者是穆斯林，他們成了雙重受害者。這是恐怖主義的真正目的：破壞社會結構，讓鄰人相互恐懼。
我想跟身邊人談談我的困惑，因為我只知道恐怖分子不是什麼，但他們是什麼？但人們總說"談恐怖分子他們就贏了，繼續生活是最好的報復，把話語留給受害者。"
但受害者的家人無法繼續生活。六個月里哈維父親敲了每扇門去問兒子為什麼而死，聽到的只是沉默。他瘦了很多，鬍鬚白了,看上去筋疲力盡，"什麼時候人們才開始尋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嗎？一個死去的三歲男孩的父親？我受過什麼訓練呢？"
他話里無助的憤慨刺痛了我。襲擊者死了，支配他們的東西還活着，每個人都可能是它的受害者。我想知道的真相我應該自己去找，因為我是那個受過訓練的人。
兩個月之後，我開始這個片子的調查。採訪在五個國家進行，此前我幾乎從未用英文作為工作語言，同時還要處理大量西班牙語，法語，荷蘭語，阿拉伯語的材料。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完成這件事，如何完成，在哪裏播出，這意味着它只能依靠個人資金，極小的團隊和侷促的製作條件。在漫長的五年中，這件事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很多夜晚，在離家萬里的大陸上，從稿子中抬頭，看到明月廣照大地，我找到我的歸屬。
今天這個六集紀錄片和一本書完成了。片子將在8月17日播出。如果能我會發在這裏，如果不能，請移步Youtube賬號@chaijing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