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汽車和香煙
他真是這樣麼？檢察官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他們說賴昌星經營着非常龐大的家族走私活動，他在中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各層各級都有同夥。這筆生意依靠賴昌星非常強的人際活動能力和政治流言散佈能力。中國政府對賴昌星和他的遠華公司的起訴主要集中在三項貨物的走私——石油、汽車和香煙，所有這些貨物都有極其高的進口關稅，使得走私有暴利可圖。
中國檢察官說遠華公司的600多名員工中大部分都參與了運輸和走私活動。公司從海外購買商品，其中大部分的石油、香煙和汽車來自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當載着走私品的貨輪接近廈門港的時候，遠華就會派出小船，上面攜帶着偽造的貨物清單，以調換真實的貨物清單。貨輪船長會收到一個裝着現金的信封。
船到港後，這些貨物分兩路運走。一些貨物按照偽造清單上的低關稅產品繳納關稅。其它則標上轉運至其它國家，免稅進入了中國境內；隨後它們就被運到由賴昌星及其在政府和軍隊的同夥控制的保稅倉庫中。
那些繳納了關稅的集裝箱進入公司的分銷網絡。被定下要轉運他國的集裝箱在當晚卸貨。香煙和其它走私品被裝入已經海關檢驗的空集裝箱中。原先的集裝箱被清空，重新封上並在貼上新的海關封條後出口。香煙被運到其它倉庫進行重新包裝，通常用的是鞋盒。由於福建是全世界運動鞋製造之都，因此很容易就能利用現有的鞋類運輸渠道把香煙分銷到全國。
汽車的走私網絡更加複雜。福建和其它地區的汽車銷售公司會下訂單進口汽車，然後在香港匯總。賴昌星在香港的同夥從日本和德國訂購汽車。有一些直接運到廈門。其它則先運到新加坡，標上轉運，然後發到廈門。當貨輪接近廈門港的時候，貨物清單再次被調換成偽造的。
把汽車運進廈門尤其危險，因為這個港口並非是政府指定可以裝卸汽車的。此外，中國的機動車擁有者還需要非常詳細的原始單據才能上牌。但是這點並沒有給走私者帶來特別的麻煩，因為很多買家是政府和軍隊幹部。
中共警方有一種「充公證明」的文件，專門為他們繳獲的走私汽車所開。這種證明允許警察可以在市場上出售這些汽車。走私者建立了一個網絡，以每份一萬二千美元的價格從警察手中購買這些證明文件，這個價格約佔應繳關稅的25%。中國檢察官說他們可以查到證據證明賴昌星及其同夥共走私了3588輛汽車。他們計算這些車輛總共值1.9億美元，損失關稅達1.1億美元。
來自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精鍊石油通過兩種方式走私。有時候，在中共軍方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下，石油從小型油輪上卸載到當地的貨船上，這些貨船經過改裝都備有油罐。然後這些小船便在福建和廣東省的沿海散開。其它情況下，石油會徑直入關但不留下一點書面記錄，最後出現在政府擁有的儲油罐里。這些油被賣給各省市的石油公司，隨即進入正常的政府供應渠道。調查人員試圖找到走私石油的證據，但好幾個月一直都勞而無獲。他們在海關檔案中找不到任何異常文件。
最終，他們通過比較廈門儲油設施的備案和正規渠道進口石油的正式記錄算出了走私數量。發現的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在大約三年時間中，有近四百萬噸石油被走私進廈門。他們聲稱賴昌星控制了整個廈門的石油走私，而其他人想要走私石油則必須從他那裏獲得「配額」才能免受海關的檢查。
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
90年代晚期，中國受到了走私泛濫的衝擊。國民經濟在整個90年代飛速增長，但是中國海關稅收卻少得可憐。就算是在中國製造消費類產品的跨國企業也利用走私網絡分銷他們的產品，因為這些渠道比當地的國有壟斷分銷商更快更便宜。
受走私打擊最大的是中國的石油產業。國內控制的石油價格幾乎是國際油價的一倍，政府估計中國的石油供應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走私進來的，主要是軍隊和警察。由於人民解放軍直接受黨的管轄，而不是政府，因此即便是政府最高官員也經常害怕與軍隊幹部對抗，尤其是在各省市。在黨內地位的保護下，軍隊和警察部門全面地投入到了這股淘金熱中。
在任何一個城鎮，卡拉OK廳、色情酒吧、桑拿按摩房或妓院肯定都建在軍隊或警察部門所擁有的樓宇中。城裏最豪華的凌志車屬於軍隊幹部和他們的家庭，與眾不同的白色車牌引人注目。
1998年3月，朱鎔基上任總理，他下決心要打擊走私活動，並禁止軍隊經商。這是他在擔任副總理期間最熱心的事業，雖然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軍方非常強烈地反對這位副總理當時的建議，他們辯解說軍隊需要從商業活動中獲得收入以彌補政府經費的不足。
朱鎔基還在擔任副總理的時候就已經收集了賴昌星遠華公司的走私活動以及他和軍隊的聯繫。他把這些證據帶給一位上將，後者當時是黨的副帥。但是上將通過自己的女兒知道賴昌星，他女兒當時在一家海軍開辦的公司里工作，這家公司與遠華在一些走私活動上合作。
上將讓朱撒手。「小賴一點也不壞麼，」他說。
現在，作為總理，而且有國家主席在公開場合對自己的全力支持，朱鎔基在尋找一個大案子能讓他曝光走私的嚴重性以及走私者和警察及軍隊的關係。1999年初的時候，他找到了。
賴昌星說他的覆滅源於1999年初他的各類企業的數百名同夥中的一個。這是他對這件事描述：朱牛牛是一名偽造柯達膠捲的製造商，他和賴昌星合夥進行一些走私活動。但是朱牛牛並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通過一家他曾用來與賴昌星合作的倒閉公司，朱牛牛向一家中國軍隊企業借了180萬美元。為了獲得借款，他偽造了賴昌星的簽名。
朱牛牛是一個賭徒，他很快就把錢都輸光了，然後開始向賴昌星施壓幫他還錢。賴昌星對往日同夥的胡鬧很厭倦，拒絕了他的要求。朱牛牛惱羞成怒，企圖勒索賴昌星，結果又被掃地出門。之後朱牛牛準備了一份七十四頁的報告，詳細記錄了賴昌星的走私活動，並寫下了接受賴昌星賄賂的官員名字。
按照賴昌星的說法，這份報告捏造了大量事實。朱牛牛把報告寄給廈門政府，賴昌星在那裏的朋友趕緊把它藏了起來。然後朱把報告寄給共產黨中央紀律委員會。為了保證報告能夠落到正確的人的手中，按賴昌星的說法，朱牛牛賄賂了3500美元。
1999年3月29日，朱牛牛報告中的詳細內容被遞交到領導層。現在有證據指向賴昌星和李副部長，朱總理終於拿到了他想要的大案子，他終於有機會打擊一個超大規模的走私活動並揭露在警察和軍隊高層中的腐敗問題。事情發展的非常快。主席指示成立了「420」專案組處理賴昌星一案，調查在4月20日正式開始了。案件涉及到的高層領導人，需要保密，並且要區分那些幫助走私和僅僅是瀆職的當地官員，案情均需黨內紀律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審議。
調查開始後，賴昌星立刻在自己的網絡中全面活動起來。調查人員想要找到李副部長的情人李莎娜，她的證詞將有助於指認副部長和賴昌星之間的關係。賴昌星把她藏在他在廈門的一幢別墅中。但是李莎娜忍不住要給她的朋友打電話，而這些人的電話都被調查人員監聽。賴昌星把她轉移了兩次，但是她還是不停的打電話。警方在河南省的一個藏身處追蹤到她，並把她帶回北京進行針對李副部長的調查。
6月13日，一支由20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悄悄潛入廈門，但卻碰了壁。他們計劃拘留的大部分主要嫌疑人都已經逃到了國外。廈門政府官員已經得到調查組即將到來的警告，他們已經編好了故事。調查人員細緻地檢查了廈門海關的報關文件，但是沒有找到任何與遠華公司有關的內容。很顯然，賴昌星在他們採取行動前就知道了所有的計劃。震驚之下，警方撤回北京，重新組織調查。
在得到調查人員即將來到的密報後，賴昌星撤到了澳門，留下他的大哥賴水強變現資產、清理遠華。和以往一樣，賴昌星在壓力之下到澳門豪華賭場中尋找安慰，同時繼續通過電話與他在北京的熟人聯絡。他極其需要在軍隊和情報圈中的朋友為自己做擔保。
他依舊相信，如果中央政府知道他為情報部門所作的工作，自己就能逃脫懲罰。他相信朱鎔基總理想要制止走私犯罪，但是並不想公開揭露軍方參與走私的醜聞。他沒能領會如果朱鎔基想要在打擊走私犯罪中取得成功，他需要捲入高層幹部。
1999年8月初，一支約300人的調查部隊從北京降落到廈門，控制了整個萬壽賓館，並且安排了400名士兵看守。與此同時，賴昌星在澳門賭場連連得勝。在運氣的鼓舞下，賴昌星於8月9日秘密返回廈門來看看他的商業帝國還剩下什麼。
在廈門的時候，他接到了兩個朋友的電話——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和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他們警告他調查人員知道他回來了，正準備逮捕他。碼頭，機場，以及出城的主要高速公路都受到了密切監視。
賴昌星命令他的一名司機搞到一輛貼了膜的普通轎車，在一個高速公路的入口處接上自己。他們很容易就通過了警察設在高速公路上的關卡，因為他們只檢查豪華車。他們直接開到深圳，這個城市和香港接壤。在當地警察朋友的幫助下，賴昌星登上了一輛開往香港的船。
幾天後，一名香港移民官向賴昌星密報說中國準備在香港逮捕他，賴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還有三個孩子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
流亡加拿大
賴昌星及其家人抵達加拿大後，政府控制的媒體便爆發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把賴昌星描述成人民的頭號公敵。利用朱牛牛的報告中的數字，他們起訴賴昌星走私總額達到64億美元的貨物，逃稅36億美元。當局對他的家人非常嚴厲，幾乎所有的成年人都遭到逮捕。
起先，調查人員只是把他們叫去審問，晚上則讓他們回家。他們被告知說若能提供信息，就能得到寬大處理。大哥賴水強參與賴昌星的走私並不深，相信了警察的話，他說服了十三個人回到國內與警方配合，包括其親屬和遠華的員工。這些人立刻就被逮捕、審判並定了罪。
賴昌星非常高明地讓他的公司與實際的走私活動保持一臂之隔，所有這些活動都以其它公司的名義開展。調查人員一直都沒有辦法找到強有力的書面證據，只能大部分依賴對其家庭成員、員工和被捕官員的審訊過程中得到的口供。最後，大約1000名調查人員花了20個月的時候才得以最終對賴昌星立案。檢察官說賴昌星夥同了一批公司，這些公司由中共軍方、福建省政府、廈門市政府和其它國家公安部門及安全部門所有。
起先，賴昌星住在溫哥華一幢他花了150萬美元買來的宅邸中。他有一名司機，一輛大型SUV供其差遣。但是他的大部分錢都套在了廈門的房地產上，當局已經予以沒收。隨後他們又查到並凍結了他的數個銀行賬戶，賴昌星的生活水平急轉直下。他把家人搬到了溫哥華工人住宅區的一套有三間臥室的公寓中。
賴昌星配備了兩台新手機，他繼續與國內的網絡保持聯繫，要求那些他多年幫助的朋友給自己寄錢。他還通過電話聯繫上了他的大哥賴水強，賴水強試圖協助中共當局勸說賴昌星回國。
駐紮在賴水強家中的調查人員和這名逃亡者進行定期對話，向他保證如果他能回國，就會得到寬大處理。他們試圖讓賴昌星在新加坡與他們會面，但是沒有成功。最後，三名調查人員和賴昌星的大哥飛往溫哥華。他們對加拿大政府謊稱是中國政府的商務代表團，獲得了赴加簽證。
賴昌星在他們下榻的飯店與他們進行了三天的對話，住宿費用是賴昌星掏的。他們帶來了一紙書面承諾，保證他不會被判處死刑，他的妻子也不會被捕，部分被充公的財產可以還給他的孩子，孩子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想要居住的地區。
賴昌星不相信他們。他說，就算他不被立即判處死刑，他也會因為暴力和無法解釋的原因死在監獄裏。
中國調查人員拒絕接受他稀奇的理由，即他並沒有損害中國的財政。「雖然我的公司沒有嚴格遵守法規，但是我並沒有背叛我的國家，」他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偷國庫里的錢。我只是在它們進入國庫之前才拿這些錢。它那時還不算國家的錢呢。」
政治難民，抑或尋常騙子？
調查人員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國。賴昌星於2000年6月8日向加拿大申請政治避難，聲稱因為他的政治立場以及作為一個特殊社會團體的一員，他有「足夠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他辯解說自己捲入了一場權力鬥爭，而且作為一名富有的企業家，他所在的階層受到中國政府的迫害和歧視。
中國政府給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遣送賴昌星回國。加拿大官員說這個話題在每個高層會面上都會提出來。中國人無法理解加拿大為什麼就不能遣返賴昌星。
「他們永遠、永遠、永遠不會明白，我們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體系，我們不能強迫得出一個結果。從最上面的朱鎔基到其它最高領導層都不明白。」一名曾參與過多次會談的加拿大高層官員說：「這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他們就是不相信我們不可以命令我們的法院做什麼。」
在此期間，直到本書的出版，加拿大法院的審理進展非常緩慢。自2000年11月被捕後，賴昌星和他的妻子曾明娜在兩年中不斷的進出監獄。他們在加拿大移民和難民委員會的聽證會持續了五個月，是加拿大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證人包括從逃離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抨擊了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體系；到中國檢察官——他們詳細稱述了賴昌星的罪行。
2002年6月，委員會做出了不利賴昌星的裁決，實質上支持了中國政府的宣稱，即賴昌星不是政治難民，而是應予以引渡的罪犯。2004年2月4日，賴昌星向加拿大聯邦法院的首次上訴失敗。但是賴昌星的律師David Matas，加拿大最主要的人權律師，說上訴還可以持續好幾年。
本質上，Matas打算讓中國的法律和法院系統在加拿大受審。他說賴昌星有足夠的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因為他回國後很可能面臨不公正的審判、折磨和死亡。
「那就符合對難民的法律定義了。」Matas說。
結局
賴昌星的家庭遭到了重創。負責香煙生意的哥哥賴昌彪回到了邵厝，他因為法庭爭辯而半身不遂。負責汽車生意的哥哥賴昌途被判刑十五年。相信他人的大哥賴水強無意中引誘了十三名其它參與人員回國遭受審判，他自己由於與警方的合作被從輕判決，服刑七年。
在監獄中兩年後，他在一次勞改中去世，終年五十四歲。官方說他死於心臟病突發。賴昌星的外甥陳文遠被判處死緩，後改判終生監禁。賴昌星的岳父岳母因為給他寄打官司的錢而被監禁。
除了賴昌星的家人，遠華案帶來的代價是巨大的。大約有四百名政府官員被捲入案件，包括兩名部長，26名省級幹部，以84名縣一級幹部。一共有159名官員面臨刑事起訴，196名黨的高級領導受到黨內紀律處分。14人被判處死刑，4人立即執行。
廈門市海關關長楊前線應收賴昌星賄賂17萬美元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後來由於楊在指證賴昌星中表現配合，被改判無期徒刑。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被判處死刑，但後來由於他在案件中表現配合，被改判無期徒刑。貪婪的廈門市副市長藍甫被指控總共接受賄賂60美元，判處死刑。他後來坦白罪行並協助調查人員辦案，改判無期徒刑。
賴昌星最親密的朋友、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被判處死刑。後來由於他「表現出悔悟」而改判有期徒刑。在他的書面招供中，李副部長寫道，他主要的問題是忽視了政治學習，「很少閱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他還說他和商人相處的時間太長了。
「老話說，政府官員不應該有太多的朋友，」他寫道。「那是有道理的。」
賴昌星不必感到孤獨。就在他從中國逃到加拿大後三個月，福布斯雜誌公佈了第一份中國富人榜。榜單基於對過去十年間所有的新聞報紙和其它出版物的東拼西湊，但是福布斯榜單很快被中國媒體成為「死亡名單」，因為政府開展仔細調查，主要對象就是那些在聚集財富的過程中不那么小心謹慎的企業家。
隨着其它中國富人名單在公眾媒體上出現，中國政府承認大約有4000名政府官員潛逃在外，他們竊取的政府和國有企業資產價值估計達50億美元。
正如一名在北京高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政府官員曾對我說的那樣：「腐敗不是什麼大問題。每個人都腐敗。但是你不能在腐敗的同時還犯政治上的錯誤。只要你對上面的政治保護者忠誠，你就不需要那麼清白。誠實正直在中國總是要輸給忠孝。」
2001年8月份，在朱鎔基的命令下，賴昌星現已出名的紅樓作為反腐敗展覽向公眾開放。官方說，這將作為「警鐘長鳴」。反響是巨大的。大批群眾湧入廈門，參觀將軍們曾與妓女共浴的雙人浴缸，舞廳和電影院，以及賴昌星自己的防彈汽車。一個月後，就在旅行社仍不斷接到如潮水般湧來的參觀申請時，展覽關閉了。公眾的反應——記錄在訪客留言本上——震驚了領導層。
「這麼大的一個案子，這麼多腐敗的官員，怎麼會拖了這麼多年才被發現？」一名訪客問道。「這是體制的問題。」
「老闆」的反思
2003年夏天，我在溫哥華見到了賴昌星。我本來以為我會見到一個落魄、多少有點擔驚受怕的人。相反，我遇到的是一個你所能期待見到的最和善的國際流亡者。
賴昌星的家位於Burnaby藍領階層社區中，我們坐在附近的一間普通希爾頓酒店的陽台上，他看上去就像在北美的休息日裏的一名中國工人。他穿着T恤衫、卡其布褲子，他的平頭和農民般紅潤的臉龐令人印象深刻。
他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潦倒，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中國的紅雙喜香煙，不時地擺弄兩部手機。就像在遠華最輝煌的時期一樣，手機每過幾分鐘就會響。但是電話那頭再也不是中國將軍和黨的高層幹部。這是他挑剔、煩亂的妻子，她要他回去做晚飯，並警告他必須在晚上六點半的宵禁時間之前回家，這是加拿大政府對他進行軟禁的內容之一。
賴昌星在這些日子裏沒有太多的事可做，除了不斷反思他的遭遇。他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的方式遭到了如此慘痛的失敗。他和高層官員建立了令人矚目的友誼，但是他很少向他們索要回報。
他依靠與高官的這些非常顯眼的友誼，讓那些低層官員相信他們自己也可以很安全地成為賴昌星的朋友，並且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幫助，就像他對他們那樣。賴昌星說他遵循這樣的傳統，他就像朋友一樣對待那些低層官員，僅僅是利用了他們之中一種很自然的傾向而已。
「我給政府官員錢並不是要換取他們在生意上幫助我。我不會這麼做的。如果我把你當作朋友，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會幫你。如果你有什麼要求，而我又有能力滿足這些要求，我就會幫你。但是我不會要求你報答我。這是相互交換。通過這些朋友，你就能知道什麼生意你是可以做的，什麼你不能，什麼地方你可以賺到錢，什麼地方你不能。有這麼一些朋友並沒有壞處，對不對？」
賴昌星很討厭被全中國都看作是黑社會。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做對了每件事。他公平地對待他人，他付給員工的工資高於市場水平。很多人有免費的食宿。做生意那麼多年，他只開除過一名員工。這個人是個酒鬼，所以賴昌星堅持每個月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寄生活費。
賴昌星告訴我說，除了他以外還有其它的走私者，但是他們都來自名聲顯赫的家庭。這些人被悄悄地中止了生意，並得到了受保護的政府或軍隊職位，而不是後腦勺挨一顆槍子兒。
「我沒什麼宏大的計劃。我只是努力在我認為我能掙最多錢的地方做生意。所有發生的這一切都只是巧合。」賴昌星邊說邊收拾他的香煙和手機，準備在宵禁時間前回家。
「現在我看到了整個體制有多麼黑暗。我還不如就當一個菜農。沒人會打攪我。沒人會妒忌我。」
這對你意味着什麼
這是一個黑暗的故事，但是中國依然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黑暗角落。這個故事發生在1985到1995年「巧取豪奪」的十年間，像賴昌星的冤家朱牛牛這樣的人直接參與了政府的各種交易並賺了大把大把的錢。
這些在體制內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大權在握的懶漢兼強盜今天都已經退休了，他們享受着自己的豪華轎車和鄉村別墅，身邊有不止一個情人，考慮的問題是如何減少自己在高爾夫球場上的差點。
隨着中國私營企業的蓬勃興起，在風險投資或股票上市的推動下，商業環境比以前更透明，也略為遵守法律了。但是中國公務員的工資依然不夠高，仍談不上誠實正直，而政府的工作人員如此之多，如果要把他們的工資提到和私營企業一個水平，政府就會破產。
今天的年輕人，無論是在政府機關還是私人企業，都意識到他們已處在黃金潮的尾聲，因此很多人迫不及待地要在還有機會的時候大撈一把「皇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