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獨生子女登上歷史舞台，成為勞動的主力軍，獨生子女的子女們面臨着讀完書畢業就是失業，他們既不願像父輩們那樣打工，又無法順利創業。而社會不公，「人礦」枯竭，勞動力短缺等諸多因素加在一起，導致中共淪陷區經濟從蕭條走向兵敗山倒將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如此積極，主要的目的是三個：第一個目的是走出亞洲，把中國的影響力向全球擴張，這是「二十大」以後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第二個目的，就是削弱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第三個目的，就是進一步加強與伊朗的戰略合作。這次巴以衝突，雖然美方宣佈還沒有證據證明是伊朗在背後推動，但伊朗公開支持哈馬斯的立場毫不掩飾。

需要提醒的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等報復，這本來在古代都是被視為正義的，載之於幾乎各種文化的經典。只是到了現代，越來越多的人感到這種正義的缺陷。正如美國哲學家、神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所說：「任何只限於正義的正義都會迅速蛻變為低於正義的東西。只有高於正義的品德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換句話，現代人希望能找到一種比對等報復更人道的東西。

在中共的輿論把控下，中國網上輿論，力挺哈馬斯、賭咒以色列，儼然是中國的「主流民意」。由此，在中國，從上到下，形成一種奇怪的雙重標準：對外，穆斯林都是對的，而不論他們多麼激進、乃至於發動恐怖攻擊；對內，穆斯林都是錯的，而無論他們多麼溫和理性，如新疆的維吾爾人，原本開朗活潑，能歌善舞，是最溫和的穆斯林，但中共竟以集中營形式予以大規模迫害。力挺境外穆斯林，仇恨境內穆斯林，不知中共統治下的小粉紅老粉紅們，邏輯上如何自洽？

不論內地媒體或香港財金官員，近日都將中港股市弱勢歸咎是外媒「唱衰中國」，是地緣政治衝突下刻意的陰謀打擊，卻從不檢討自己內部體系是否出現問題。嘴巴的確是長在別人身上，但金錢卻是最誠實的一票，「打鐵還需自身硬」，釐清問題解決本身的系統風險，將投資者利益放到首位，「有麝自然香」國際資金自然會重返，不用國家隊費煞思量要如何托市，更不用官員用口講「說好中國/香港故事」。

編者按：在中國人權律師團成立十周年之際，為了紀念中國人權律師飽經風霜的這十年，該律師協作平台發起徵稿，收到海內外人士的一系列投稿。大紀元將陸續刊登此系列文章，以饗讀者。（接前文）第二章家園與樂土去到廣州之後，我最初是在一所民辦大學的法律系做老師。那個學校距離廣州市區很遠，大概有3...

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印章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印章並列於同一份法律文本，那就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互相公開承認了對方的存在，那就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是唯二合法政府——還有一個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中華民國政府，那就表明兩個政府的地位是對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可以進聯合國，中華民國政府當然也可以進。外國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的同時，當然也可以和中華民國政府建交。這就叫「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如此說來，兩岸簽和平協議是很有意義的，是對台灣很有利的。

作為策略，台獨口號很成功，作為黨綱和政策就不合邏輯並且潛藏着危險。爭取獨立的前提是你現在不獨立，你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才叫做爭取獨立。像西藏、魁北克等等一樣。可是中華民國明明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比那個平行的共產黨國家早了三十多年建立和存在。領土的損失不代表主權的消滅，為什麼要自貶身份呢？

習近平大清洗軍隊，當真是在軍中反腐嗎？就像在黨政領域，如果真要反腐，只須做到兩件事：公佈官員或將領財產；司法獨立辦案。做不到，或者不那麼做，就是治標不治本，假裝反腐或選擇性反腐。道理很簡單，腐敗無處不在，存在於每一個環節。防不勝防，越反越腐。無論官場腐敗還是軍隊腐敗，在當下中國，都是制度性腐敗。在一黨專政體制下談反腐，猶如在泥坑裏清洗泥巴，越清越污。

今次的「雙十演說」則改變套路，亮點落在台灣近年的內政改革成果及國際關係突破，而兩者的成功，都有賴於台灣的自由民主。蔡英文強調台灣的民主體制，展現人民之間的互相包容和尊重，因此社會上縱有不同的婚姻及家庭觀念，無礙通過婚姻平權的法律，而不同群體各有特殊利益考慮，也無礙社會通過理性討論和民主程序達成共識，讓政府推出年金改革、最低工資法、社會住房等等利民措施。

台灣是全球受境外虛假信息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中共認知戰在台灣的痕跡隨處可尋，在某些地方已經取得一些成功。據台灣李酉潭教授分析，最近台灣流傳的「疑美論」就是北京發起的一場企圖離間美台關係，讓台灣在面對中共侵略時，失去國際社會的最大支持，最後放棄抵抗。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發現，中共會耐心而系統地培養台灣和美國的商業領袖、學者和媒體人士，誘使他們以符合北京的方式影響當地民選代表和公民。北京會對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物，隨時進行獎勵或懲罰，根據他們的表現，提供或封斷商業機會和官方通道。

正如前財庫局局長馬時亨上周指出，現時香港經濟是近20年來最差，「股票又跌，炒樓又跌，個個都較之前窮」，一方面外資流入減少，而且連內地也不進入，二來以前可以背靠中國，但現時內地都有很多問題。因此，結果使到香港金融業受到打擊，並牽連很多相關產業，例如無人上市，銀行、律師行、會計師行都無生意。

最有影響的是2015年5月2日發生在黑⻰江省慶安火⻋站的「徐純合事件」。徐是訪⺠、家境貧寒，欲進北京城在火⻋站被警察當着他三個年幼孩子和八旬老母的面槍殺，如此殘酷血腥事情發生，引起舉國震驚，民間輿論對中共當局的譴責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各界人士紛紛前往事發地點進行聲援，中共地方當局試圖阻攔而無果。我也資助一個朋友帶着他們的團隊去火⻋站現場抗議。

當我在法庭上完全站在被告人立場為他們做各種辯護的時候，常常引來旁聽人員的鼓掌和驚嘆。記得一個搶賭枱的團伙案，被告人被以搶劫罪定案起訴。我在法庭上首先指出賭枱上的賭資是贓款，不受法律保護，搶賭枱是黑吃黑的行為，應該定性為流氓罪。陪審團採用了我的辯護意見，改搶劫罪為流氓罪，刑期大幅減輕。旁聽民眾議論紛紛，覺得「犯罪分子」也可以獲得辯護的權利，這在當年是非常震撼和新奇的事情。

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多的社會情緒和集體情緒，是通過引發共情效應的歌曲表達出來的，這就是音樂的社會性。在中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搖滾歌手崔健的一曲《一無所有》，打動了當時一代年輕人，成了時代的代言人，與之後爆發的八九民運之間有着隱隱約約的呼應關係。可以說，有些歌能夠在短時期內迅速爆紅，其背後一定有社會背景和集體情緒作為支撐。而《大夢》，傳達出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集體性的精神面貌。

香港當局的確無計可施，一來因為特區經濟已由中國經濟主宰，只能聽天由命，無可也無須作為。二來是特區領導班子或自我設限，不能與大陸競爭，不論跟深圳爭取港客消費，還是同大陸金融市場競逐外國資金，因為特區官員既然受命於中央，或需要孔融讓梨以示效忠。果真如此，香港特區當局已失去政府的經濟功能，而國安工作一直有大陸駐港公署分擔，因此其他不說，特區整個領導班子應該首當其衝，立即減掉一大截人工，才符合多勞多得的經濟原則。

這種整肅，並非新鮮事。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更換和他想法不一致的軍事領導人，並用意識形態上更加順從的幹部取而代之，一直是習近平掌控軍隊的標誌。但「對台理念不一致」在習武統台灣的議程日益逼近之際，顯然成為習的心中大患，必須馬上解決。習擔心一些將軍不聽從他的命令，不對中國的敵人，包括台灣和美國發動攻擊，所以把他們罷免了。習一定認為，戰前換將，讓聽從自己命令的軍官處於戰爭前沿，將有助於打贏戰爭。

在這裏我們要向堅持信仰，堅持職業操守，不論在什麼樣的困境和壓力下，都堅守正義，捍衛人權，繼續反抗中共的暴政的律師們表達深深的敬意。709事件不是終點，它是中國民主運動前進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讓我們共同努力，繼續前行，直到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憲政這一崇高目標，中國人民必將擁抱這個光明的未來！

在美國，政府停擺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很有限。因為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政府管的事本來就不多；又因為美國是聯邦制，所謂政府停擺只不過是聯邦政府停擺，州政府和下面的地方政府不受影響；再有，緊要部門並不停擺，軍隊、邊防、消防、公共安全等核心部門不受影響，郵局繼續開門，警察照常執勤。另外，停擺的時間都很短，過去的21次停擺，少則5天，最多也就35天，一個月多一點，所以對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