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全球受境外虛假信息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中共認知戰在台灣的痕跡隨處可尋，在某些地方已經取得一些成功。據台灣李酉潭教授分析，最近台灣流傳的「疑美論」就是北京發起的一場企圖離間美台關係，讓台灣在面對中共侵略時，失去國際社會的最大支持，最後放棄抵抗。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發現，中共會耐心而系統地培養台灣和美國的商業領袖、學者和媒體人士，誘使他們以符合北京的方式影響當地民選代表和公民。北京會對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物，隨時進行獎勵或懲罰，根據他們的表現，提供或封斷商業機會和官方通道。

正如前財庫局局長馬時亨上周指出，現時香港經濟是近20年來最差，「股票又跌，炒樓又跌，個個都較之前窮」，一方面外資流入減少，而且連內地也不進入，二來以前可以背靠中國，但現時內地都有很多問題。因此，結果使到香港金融業受到打擊，並牽連很多相關產業，例如無人上市，銀行、律師行、會計師行都無生意。

最有影響的是2015年5月2日發生在黑⻰江省慶安火⻋站的「徐純合事件」。徐是訪⺠、家境貧寒，欲進北京城在火⻋站被警察當着他三個年幼孩子和八旬老母的面槍殺，如此殘酷血腥事情發生，引起舉國震驚，民間輿論對中共當局的譴責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各界人士紛紛前往事發地點進行聲援，中共地方當局試圖阻攔而無果。我也資助一個朋友帶着他們的團隊去火⻋站現場抗議。

當我在法庭上完全站在被告人立場為他們做各種辯護的時候，常常引來旁聽人員的鼓掌和驚嘆。記得一個搶賭枱的團伙案，被告人被以搶劫罪定案起訴。我在法庭上首先指出賭枱上的賭資是贓款，不受法律保護，搶賭枱是黑吃黑的行為，應該定性為流氓罪。陪審團採用了我的辯護意見，改搶劫罪為流氓罪，刑期大幅減輕。旁聽民眾議論紛紛，覺得「犯罪分子」也可以獲得辯護的權利，這在當年是非常震撼和新奇的事情。

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多的社會情緒和集體情緒，是通過引發共情效應的歌曲表達出來的，這就是音樂的社會性。在中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搖滾歌手崔健的一曲《一無所有》，打動了當時一代年輕人，成了時代的代言人，與之後爆發的八九民運之間有着隱隱約約的呼應關係。可以說，有些歌能夠在短時期內迅速爆紅，其背後一定有社會背景和集體情緒作為支撐。而《大夢》，傳達出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集體性的精神面貌。

香港當局的確無計可施，一來因為特區經濟已由中國經濟主宰，只能聽天由命，無可也無須作為。二來是特區領導班子或自我設限，不能與大陸競爭，不論跟深圳爭取港客消費，還是同大陸金融市場競逐外國資金，因為特區官員既然受命於中央，或需要孔融讓梨以示效忠。果真如此，香港特區當局已失去政府的經濟功能，而國安工作一直有大陸駐港公署分擔，因此其他不說，特區整個領導班子應該首當其衝，立即減掉一大截人工，才符合多勞多得的經濟原則。

這種整肅，並非新鮮事。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更換和他想法不一致的軍事領導人，並用意識形態上更加順從的幹部取而代之，一直是習近平掌控軍隊的標誌。但「對台理念不一致」在習武統台灣的議程日益逼近之際，顯然成為習的心中大患，必須馬上解決。習擔心一些將軍不聽從他的命令，不對中國的敵人，包括台灣和美國發動攻擊，所以把他們罷免了。習一定認為，戰前換將，讓聽從自己命令的軍官處於戰爭前沿，將有助於打贏戰爭。

在這裏我們要向堅持信仰，堅持職業操守，不論在什麼樣的困境和壓力下，都堅守正義，捍衛人權，繼續反抗中共的暴政的律師們表達深深的敬意。709事件不是終點，它是中國民主運動前進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讓我們共同努力，繼續前行，直到實現自由、民主、法治和憲政這一崇高目標，中國人民必將擁抱這個光明的未來！

在美國，政府停擺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很有限。因為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政府管的事本來就不多；又因為美國是聯邦制，所謂政府停擺只不過是聯邦政府停擺，州政府和下面的地方政府不受影響；再有，緊要部門並不停擺，軍隊、邊防、消防、公共安全等核心部門不受影響，郵局繼續開門，警察照常執勤。另外，停擺的時間都很短，過去的21次停擺，少則5天，最多也就35天，一個月多一點，所以對經濟對社會的影響不大。

最令分析師最擔心的，恆大終局會再次引發房地產行業崩潰，包括碧桂園在內多家房企債務重組可能會被拉倒，屆時全國性房企的債務風險暴露，高槓桿的房企逐個崩潰，使這個佔中國經濟四分之一的行業陷入癱瘓，對產業鏈產生外溢效應，並影響居民購房信心，最終令中央近日拯救樓市的手段變得「徒勞無功」。

長期關注中國問題的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阿古智子我是一直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現代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斷地與中國維權律師及其家人保持互動。我聽了他們在中國參與的法律援助和訴訟的故事，走訪了中國的很多地區和人士，但今天的中國對言論和思想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對日本商界人士甚至學者和...

中國的人權律師們不畏強權，挺身而出，為法輪功學員伸張正義。他們承擔了非常重要的使命，用法律手段來辯護、用媒體發聲來傳播，試圖改變這種嚴峻的人權局面。這其中，早在2004年起就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高智晟律師是最知名的一位。他早早站出來，積極為法輪功學員提供法律援助，向世界揭示了法輪功學員受到的嚴重迫害，並譴責這種迫害是對人權的極端侵犯。他個人由此承擔巨大的代價，臭名卓著的周永康直接批准了對高律師的迫害，甚至在周永康倒台入獄後，高律師仍然被中共秘密羈押，至今生死不明。

"幾乎只有我一個人的聲音，用中文講述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類殺劫的慘烈故事"。-唯色比較《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之前兩版（2006年初版、2016年紀念版），就我父親在西藏文革期間拍攝的照片所做的說明，我打算選擇其中補充與更改較多的圖文，編輯成多篇帖子發...

父親一直以為他弟弟去了蘇聯，所以一直抱着希望等待着他弟弟的出現；到中蘇關係解凍後，很多維吾爾人回來探親，但父親的弟弟沒有出現；我也幫父親打聽過，但杳無音信。實際上，父親的弟弟極有可能就沒有能離開伊寧市，可能被抓捕死在了監獄，也可能在街頭被中國軍警射殺，也有可能在邊境被打死；總之，自此，父親的弟弟，和無數同一事件中失蹤成千上萬維吾爾、哈薩克人一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筆者已經論證，中國真實的人口數不是官方公佈的14.1億，而是不到12.8億。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科教、國防、外交等各項政策，以及美國等國的對華政策全部是建立在錯得離譜的人口數據基礎上，導致嚴重的戰略誤判。

現實證明彭定康的判斷沒有錯，中共是不能被信任了，尤其是習近平十年多前接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後，香港自由及人權狀況一落千丈，從2012年推動洗腦教育，到2014年打擊雨傘革命民主運動及通過831方案，徹底扼殺民主化的希望。2019年更硬推送中法案的情況下引爆民憤，用上暴力的政府都無法控制抗議示威，於是在疫情期間，通過《國安法》，大肆抓捕民主鬥士。

根據網媒《集志社》的調查報道，78間臨海獨立屋，起碼22間有僭建物，以增加樓宇面積，興建游泳池等，也有佔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為，符合法官對黎智英違反租約的兩項定罪原則，一是隱瞞違反契約，二是行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從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國政協委員之類，看來也該遭到法官對黎智英的同樣指責，批評他利用其地位令執法部門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擊巡查，因此需要加刑。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盪，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